直到今天，康定的人们要到折多山以西的县城去，或到康定的新都桥镇一带的地方去，都习惯于说：出关，到关外去。康定以外的人多有不解，他们问什么关外？不能怪外地人，人们熟悉的是出了山海关到东北去的关外，出了西北嘉峪关才是塞外、关外这些说法。康定为什么也有关内、关外？

　　打箭炉这个地方，虽说从元、明以来打箭炉就设厅置府，成为了一个经济繁荣地，政治文化的中心，到了清朝更有重兵驻防。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却没有修筑城墙。直到清雍正8年（公元1730年），才傍山依河修筑了三堵城墙，分别建起了东、南、北三座城门。也就在这以后，打箭炉就有了城镇的模样，于是打箭炉也就有了炉城的称谓。三座城门就是三个关卡，每座城门都有兵士把守，出城就是出关。出东门，是入川大道，出南门、北门则是通向广阔藏区的要道。离开炉城，也叫出“炉关”。

　　建成炉城的关卡自然称为了“炉关”，称为了“关”自然会的“内外”的区分。虽然关内、关外的说法不知究竟起于何时，不过，“炉关”的说法却找得到文字记载。据说是清朝果亲王所写的《七笔钩》一词中，起首一句便是“西出炉关天尽头”，起码从此时起，便有了“炉关”的说法。据考，这个果亲王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到达过打箭炉，对康藏地方研究的先驱者任乃强先生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记载到：“康定武侯祠有石碑，镌有前清果亲王《七笔钩》词。果亲王于雍正十二年，奉诏送达赖喇嘛自泰宁回藏，以此过炉”。任老先生也认为《七笔钩》出于果亲王笔下，近些年来，有的研究者以为，是有文人托果亲王之名写下了这篇《七笔钩》。在这里先不管《七笔钩》作者是谁的研究和争论，只是据此推论，“炉关”说法也应有三百多年的时间了。

　　那么，“关内、关外”这种说法的出现，也应当与“炉关”这个说法的出现相距时间不那么远。“关内”不同于“关外”，“关内、关外”的区分，首先就在于进入打箭炉这城以后，便能感受到“关内”的热闹和繁华，百业兴旺，人头攒动。而丢在身后的“关外”人烟稀少，满目空旷。区分“关内、关外”的不同，还有心理上的因素，自从打箭炉成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后，“关内”便拥有了一种比“关外”发达一些、先进一些的自我陶醉。这种影响至今还在，只不过没有人可以明说，没有人主动说出而已。

　　打箭炉是一个各民族杂居地，特别是商贸活动兴起后，民族成份更为繁重。其中汉族人是最多的一支。在打箭炉居住的汉人，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传统、习俗。居住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在打箭炉城里的生活。但是只要从打箭炉的南关、北关里面出去，到离开打箭炉去更远的只有藏族人居住地，环境、语言、乃至食物都不免有些生疏，自然而然感受到了与“关内”的不同。

　　由此可以推测，提出“关内、关外”这个说法的不应当是世代居于斯的藏族人，而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汉族人。这里的佐证是，出东关去汉族世居的地方，没有被说成是“出关、去关外”，仅是指从南门、北门离开打箭炉才被说成是“出关、到关外去”。约定俗成，在康定人的心目中，走出康定南门、北门，翻过折多山到更广阔、更遥远的藏族地区去，就是去“关外”了。1914年，一位名叫丁跃奎的人，在他的《西康行军日记》中也说：“南、北二门是进入藏区的关隘，设有关卡，出此二门即为出关”。可见，在那时，就已把“出关、去关外”界定为了从康定城出发去藏区。“关外”，在康定这个地方有着自己的解释。

　　有趣的是，内地的人到打箭炉来，抑或是到“炉城”来，都由东关而进，这时又有个说法，道是“入炉”或“进关”。入炉是说进入打箭炉、或进入炉城，进关也是指进入康定城。由此可见，“关”这个字在这时对于打箭炉而言，有时是被作为地名在使用的，“关”即康定城，并不是每提及的时候，都是专门指“关卡”。“关内、关外”明显地包含了“康定城里和康定城以外地区”的含义，但没有包括朝东去方向那些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