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万恶之源,腐败是执政之结。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只要能够解决好腐败问题,都能坚持长期执政长久执政,这是一个颠补不破的真理。中国当前的腐败形势,用张震1992年给中央军委领导的形势分析一样:“军队应该吃皇粮,开正门。不然,认真查一下,不知多少人要犯错误。”总之,贪官不仅要算经济账、政治帐,而且还要算好自由帐。
可以这么说,一个贪字,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命学、关系学等学科,因此反贪有难度,但也是我们瓦解贪腐利益链的突破口。为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坚持主动作为,推动了反腐工作纵深发展,探究其中的文化现象,透射出了几种不同的文化思维。
首先是蛮钉钉子式反腐。不管是纪检、公安和检察院的体制反腐,还是媒体记者、腐败特定仇家的民间反腐,他们表现出来的反腐思维有点蛮野,没有用上现代文明的技术,但却是特别简单又奏效的做法,那就是无缝式跟踪腐败分子,从中获取其腐败证据,比如表哥的倒下、房姐的出世,无不是用心之人的杰作。体制内实行长期跟踪甚至卧底调查,更是家常便饭,举不胜举。
无数的大案要案的彻查,其花掉的时间多是数年,而不是数月数日就能完工的。这种思维逻辑是有传统文化基础的,就是歇斯底里的反腐思想。任何人,只要被监督者点杀,实施钉钉子战略,最终都会落入法网,因为贪官永远无法保证不出漏洞。从客观上讲,贪官不是没有漏洞,而是漏洞百出,对不对其实施监督才是关键,一张卡,一顿饭局,一项工程,都是我们办案的突破口。因此说,聪明的贪官信奉“朋友千个不多,仇人一个不少”哲学,大多是爱民如子的,以此获得群众更多的信赖与支持。其绝对不会为了工作得罪人,更不会树立死对头。否则,就等于自取灭亡。
其次是打破砂锅式反腐。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中国人彻底精神的具体表现,在新时期反腐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中央巡视组了解到其喜欢喝酒,还喜欢桑拿和找女孩跳舞,然后穷追猛打,查到其原来担任市委书记期间,经常与企业老板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喝酒是喝的高档酒,吃饭吃的是高档饭,其钱都是企业老板给掏的,中纪委从中找到了蛛丝马迹,然后将其送进了监狱。这种从一点出发,契而不舍地猛追烂打,任何贪官污吏都无法“生还”,中央当下始终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多少会让贪官心惊胆战、寝食难安的,甚至很多贪官谈腐色变,常常被吓得面色苍白、冷汗直流。
再次是逻辑推理式反腐。从共性到个性的反复逻辑,也是当前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比如轰动中国的亿元贪官、原广东省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吴湛辉,其家里别墅豪华到了极致,豪车多得都让人眼球爆炸,纪检部门从资金来源入手,对其进行大起底,最后发现其数千万元巨款来源不明,并将其绳之以法。这种从资金上倒闭的反腐思想,不仅可以震慑住腐败分子,而且会净化官员灵魂,因为贪官贪得再多的钱,只要不合法,他就不敢分享,从动机上可以一定程度地遏制官员贪欲,进而促进反腐败工作纵深推进。用逻辑推理式反腐,虽然工作量和难度不小,但这种反腐思想,对于纯洁党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扎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四是顺藤摸瓜式反腐。这是从个性到共性的反腐思维,正如赵本山小品《扯蛋》讲的道理一样,这就告诫我们党员干部,很多腐败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会采取很多方式来拉干部下水,成为他们侵吞国家财产的工具或同盟。比如谷俊山被弄进监狱后,没过多久,他就哭诉着主动向组织交代了案情,纪检部门通过他的供述顺藤摸瓜,最后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这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反腐思想,也是当下反腐工作的重要手段。任何事物都要辩证地看,这种思想的存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反腐工作推进。比如川东某县纪委一常委被调任农业局副局长,其不服从组织安排,还谩骂县委领导决策,最后县委不得不取消此人事任命。
原因何在,从两年后该县委书记等人案发可以看出,就是腐败对反腐败工作的制约。因为县委领导自身就腐败,他也就没有底气反腐败。这正如央视记者讲述的古罗马故事一样:有位女子犯罪当诛,按古罗马刑律应由群众用石头砸死,可正要施刑时,人群中有个人站出来讲,大家都可以去砸她,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于是,老年人放下手中的石头悄悄地走了,紧接着中年人放下手中的石头走了,小孩子也跟着放下手中的石头离开了刑场,最后没有人去砸这位女孩,且从此民风逐渐淳朴起来。
第五是智猪博弈式反腐。有许多问题特别是贪官处置上,往往因为盘根错节难以解决,什么信访往往是石沉大海,群众解决的办法就会翻新,比如无锡商人董圣鲜受到“悲惨遭遇”,虽然寄出去了不少的举报信,但都没法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其坚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采取智猪博弈战略,在家里供拜无锡市纪委书记,并把图片传真到网络,于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最后问题迎刃而解,成功地把哪些妄图结盟、扭曲事实、坑害忠良的犯罪分子投进了监狱。这些科学的思想,都是我们反腐文化不断深化的一个侧影,充分彰显了新时期反腐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用经济学理论来讲,这就是所谓的智猪博弈,巧妙地利用反腐工具,有效放大反腐效果,然后坚持上下结合、内外互动,从而把腐败分子送上断头台。这是因为,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新市民主义日趋成熟,由此促进了反腐文化基因的优化,增强了反腐英雄的斗志和智慧。
第六是精准点杀式反腐。翻阅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治理腐败的典案,其共同的特点是精准点杀,用当代话语解读,就是被选择性关注。比如清代和珅被处,是他严重威胁到新帝地位的问题,同时朝野倾轧又影响国家稳定;又如年羹尧被查,同样是外戚干政的结果,最明显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二人均是有功之臣,还是毛泽东的亲信,但其腐败影响到地方稳定,造成群众怨声载道,凡此等等,举不胜举。究其执政者为何要查处这些人物,甚至于是当朝的功臣,那不是偶然的想法,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即便是维稳思想,比如当下党中央对于那些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使老百姓怨声载道的贪官污吏,便采取了精准点杀式反腐策略,坚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其目的就在于想稳定群众、和谐社会。因此说,这种反腐思维是政治建设的必然内容,具有浓厚的维稳思想以及追求和谐的文化背景,且大多数都是短平快的惩处格局。
第七是政策导向式反腐。反腐工作的目的不是治于人,而是建设好我们的党。因此,我们在反腐工作中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芒,特别是政策导向式反腐,既达到了惩前毖后的作用,又达到了治病救人的目的,可谓是一举多得。比如四川省委第三巡视组在某地搞了个试点,推行主动退赃减责制度,政策一推出,很多人便主动到巡视组退了脏款;还有某军区纪委也搞了个同样的试点,他们先把坚持“真事真票、真事假票、假事假票”审查原则亮出来,再说明主动退赃的从轻政策,结果也是很多人主动到纪委退了款。这种政策导向的做法值得提倡,因为法律不是为了处理人,而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否则,我们不给政策,实施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就会使很多本质上不错,但不小心犯错的干部回不来,自然就会使我党培养干部的成本增高,这是不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
第八是愚昧自杀式反腐。腐败治理中也有很多特案,就是出现了很多自杀式反腐案件。有的相互斗殴引发的一场血战,还有的干部腐败连账本都做得笑死人,比如四川某区县一干部,居然把一项工作开支做成两笔同样的账,这种套取国家财产的做法,低级到了极限,愚昧致死的案件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少。还有的贪官污吏想用违法手段拉拢有权力的人,目的想形成更大的腐败圈子,以此吃更多的钱。
殊不知,结果没有达成目的,反倒成为其腐败爆棚的缺口,也是近年来查出腐败官员的重要途径。还有的贪官在高压政策下,心里害怕自己把自己给治掉的,正如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的《落马官员是“自己扳倒自己”》讲的一样,由于腐败官员心虚,常常疑心有人在整他,于是四处树敌,最后真的被对手给干掉的也不少,中央巡视组到地方巡视遭到威胁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这些怕的官员最后都被巡视组给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