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念的人生

1968年，父亲的身份剧变，从公社事业干部变为生产队的社员，从每月领二三十元工资变为每天下地劳动挣工分。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去把行李拿回来，不要去上学了，读了书也没什么用。”

我虽然只有15岁，也多少能理解当时的父亲，那是父亲的至暗时期。我是老大，下边有六个弟弟妹妹，只有父母两人劳动，人口多，劳力少，两人挣的工分还不够口粮钱。我回家劳动，帮帮家里也应该，于是我一大早就去学校拿行李。也没有什么行李，只是一只木箱子。我从宿舍里提着木箱子出来，同学阿奴见我提着箱子，在操场边拦住我，极力劝我不要退学，还叫来陈排长帮忙劝说。当年军人进驻学校，负责我们乙班的是陈排长。最后，我还是提着木箱子离开了学校。

记得上小学时，我曾说过长大后要做什么什么。从离开学校那天起，便注定了我的一生，曾经说过的所有理想愿望，全部成了幻影。

几年后，生产队派我在大帽峰搞副业，离家几十里，还有几个同伴，吃住都在山上。有一天，大队学校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登山，所有学生自己带了午餐来。那天我们用铁夹子抓到一只黄麂，煮了一锅子，几位老师跟我们一起吃午饭。能够吃上黄麂肉，他们十分满意。等到他们要下山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羡慕那些老师，同时想到自己，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