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田埂上的时光与未说出口的“春天”

小学教室后墙爬满爬山虎的时节，总带着一股潮湿的绿意。那时候的阳光好像格外慷慨，把晒谷场的稻谷晒得金黄透亮，风一吹就掀起浪头，我们总爱在谷堆旁打滚，直到满身都是谷物的碎屑，回家被母亲追着打也笑得喘不过气。操场边缘的田埂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春天有紫色的豌豆花顺着田埂蔓延，夏天能摘到酸甜的覆盆子，秋天则蹲在田埂上看远处稻田翻涌，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像极了祖父午睡时耷拉的帽檐。

那棵长在班主任家门前的樱桃树，至今想起来还泛着红。每年初夏，青绿色的果子刚染上一点胭脂色，我们就按捺不住了。下课铃一响，几个男生像猴子似的蹿到树下，踩着树干上的疤结往上爬，树枝被压得咯吱响，樱桃就噼里啪啦往下掉。女生们则在树下捡，裙摆里兜满了红玛瑙似的果子，指尖被汁水染得黏糊糊的。有一次我爬得太高，脚下一滑摔在草堆里，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来得及吃的樱桃，正疼得龇牙咧嘴，就看见班主任站在门口叉着腰，脸膛被太阳晒得通红。我们吓得大气不敢出，她却突然笑了，说：“想吃跟我说啊，摔断腿了谁给我摘黑板上的粉笔头？”后来她搬了个梯子，自己爬上树摘了满满一筐，分给全班同学，酸得大家直吐舌头，她站在一旁看着，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光。

夏天的水泥路是另一种学童记忆。正午的太阳把路面烤得冒白烟，光脚踩上去像踩在火炭上，脚心烫得发麻，却偏要比谁跑得快。有次我和阿明比赛，从校门口跑到巷口的小卖部，他光着脚跑得太急，脚底板被碎石划了道口子，血珠渗出来混着汗水往下滴。我们慌慌张张跑到教室，班主任正在批改作业，见了这场景，眉头一下子拧起来。她没骂我们，只是蹲下来掏出药膏，用棉签蘸着碘附轻轻擦伤口，阿明疼得龇牙咧嘴，她却低声说：“你们这些小顽伢，就不能让大人省点心？”那天下午，他把我们几个常光脚跑的男生叫到办公室，给每人发了双蓝色的塑料凉鞋，鞋底印着“上海”两个字，那是我穿过最珍贵的鞋子。

母亲的慷慨是那段时光里最暖的底色。我们家是镇上少有的三层小楼，一楼的客厅总摆着一张八仙桌，母亲总爱在桌上摆满零食——炒花生、南瓜子，还有她自己做的米糕。放学路上，只要我喊一声“去我家玩啊”，身后总能跟来一串脚步声。男生们最爱在楼梯上追逐打闹，皮鞋踩在木楼梯上咚咚响，有次阿伟从二楼栏杆上往下跳，把裤腿撕开个大口子，母亲见了，连夜给他缝好，还在破洞处绣了朵小雏菊。女生们则喜欢翻母亲的针线笸箩，用彩色的线缠在手指上编手环，有次把母亲刚买的绸缎被面剪了个小角，我们吓得躲在门后，母亲却笑着说：“没事，补补还能用，你们开心就好。”

现在想来，那时的大人们，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对我们这些温州话里的“小后生”，都有着格外的宽容与理解。我们的顽皮，不过是孩童闹着玩的无心之举，从不是刻意的顽劣破坏，而长辈们也从不会揪着这些小事苛责，反而用温和的方式包容着我们的孩子气。也正因这份宽松，我们的童年里没有过重的精神压力，更没有如今孩子身上常见的叛逆执拗——不是我们生来乖巧，而是那时的教育，从不会逼着孩子事事中规中矩，长辈们用包容给了我们肆意生长的空间。

如今的孩子，身处的环境与我们当年截然不同，教育方式也大相径庭，孩子们的情绪发泄、行为表达也有了不一样的模样。我从不说哪种方式更好，只是偶尔想起童年里那颗甜樱桃树，还有母亲补绸缎被面时还含笑的模样，总会觉得，那份藏在宽容里的温柔，才是童年最珍贵的底色。

初中的教室在镇中学的老教学楼里，墙皮有些斑驳，走廊尽头的梧桐树枝总伸到窗台上。那时候的日子像浸在温水里，上课铃响了才慢悠悠从操场跑回教室，下课就趴在栏杆上看隔壁班的女生跳皮筋。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秋季运动会的接力赛上。她穿着白色的运动服，扎着马尾辫，跑起来的时候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接过接力棒的瞬间，她抬头对我笑了笑，阳光刚好落在她的睫毛上，像落了层金粉。

从那以后，我的目光总不自觉地跟着她。她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数学课上总爱转笔，笔掉在地上的时候，我会比她先一步弯腰去捡；她的笔记本上画着小雏菊，和母亲给阿伟缝的那朵很像，我就偷偷在自己的课本扉页上也画了一朵。有次语文老师让同桌互相批改作文，我拿到她的本子，指尖碰到她写过的字迹，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她的作文里写着“夏天的风是甜的”，我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又赶紧涂掉，怕被她看见。

学校组织文艺汇演的时候，我们被分到同一个小组排小品。排练室在旧的体育器材仓库里，光线昏暗，只有一盏白炽灯吊在房梁上。她站在灯光下背台词，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我总盯着那影子发呆，忘了自己的台词。有次她忘词了，脸一下子红了，我脱口而出替她接了下一句，她惊讶地抬头看我，眼里闪着光。休息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掏出两颗大白兔奶糖，悄悄塞给我一颗，糖纸在手里揉得沙沙响，我含在嘴里，甜意从舌尖一直漫到心里。

元旦晚会那天，她穿了件红色的毛衣，站在台上唱《茉莉花》。我坐在台下，看着她被舞台灯光照亮的侧脸，突然觉得喉咙发紧。晚会结束后，我在教学楼后的梧桐树下等她，手里攥着一片捡来的枫叶，想送给她。可她走过来的时候，我却突然慌了，把枫叶塞进裤兜，只说了句“你唱得真好听”。她笑了笑，说“谢谢”，然后转身跑开，马尾辫在空中划了个弧线。我站在原地，摸着裤兜里被体温焐热的枫叶，直到它的边缘卷了起来。

后来初中毕业，我们去了不同的高中。我偶尔会在镇上的书店碰到她，她抱着厚厚的习题册，头发剪短了，戴着眼镜，样子成熟了许多。我们会互相打招呼，问对方最近好不好，可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再也没能落下来。

高中的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每天从早自习到晚自习，笔尖在试卷上沙沙作响，窗外的梧桐树叶绿了又黄，我们却很少抬头看。母亲依然会把同学请到家里，只是大家不再爬门窗、翻箱倒柜，而是围坐在八仙桌旁讨论题目，偶尔说起初中的趣事，会突然安静下来，然后相视而笑。有次阿明提起元旦晚会，说当时看到我在梧桐树下等她，“怎么没把枫叶送出去啊？”我低头翻着习题册，假装没听见，耳根却烫得厉害。

高考前最后一次回初中，教学楼正在翻新，那棵梧桐被移走了，留下一个圆圆的树坑。我站在树坑旁，想起她唱《茉莉花》的样子，想起她塞给我的大白兔奶糖，想起裤兜里那片卷了边的枫叶。原来有些情愫就像春天的种子，埋在土里的时候以为会发芽，可等夏天过去，秋天来临，才发现它早已在不经意间，长成了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收到川大录取通知书那天，同住镇上的小学同学都来送行。大家挤在我家的客厅里，八仙桌上摆满了母亲做的米糕，阿明抱着吉他弹起当时流行的歌，有人起哄让我说说初中的“秘密”，我笑着摇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火车开动的时候，我从窗户里往外看，看见他们站在月台上挥手，看见母亲偷偷抹眼泪，看见镇子在视线里越来越小。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暖洋洋的，像极了小学时晒谷场上的光，像极了初中时舞台上的光，像极了那些藏在时光里，没说出口的温柔。

很多年后再回镇上，老房子被拆了，盖起了高楼，母亲搬去了新小区，八仙桌送给了邻居。我站在曾经的学校旧址前，那里现在是个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包装精美的零食，却再也找不到母亲做的米糕的味道。可每当想起那些日子，心里依然会泛起暖意——光脚踩过的水泥路，樱桃树上的笑声，梧桐树下的枫叶，还有那个穿红毛衣的女孩，它们像散落在时光里的星星，虽然不再明亮，却永远在记忆里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