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会考制度。该制度规定中学生在毕业考试合格后，还必须通过省、市主管部门组织的统一命题考试，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这种统一命题考试被称为“会考”。

　　有感于这一制度造成的恶劣影响，陶行知在1934年6月1日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为题，对它进行严厉的抨击。文章一开始就说，自从会考令下达之后，中国教育界就出现了一幕幕“滑稽的悲剧”。这种“滑稽的悲剧”首先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由于会考是关系到能否毕业和升学的大事，因此它势必成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会考要考的内容，老师就教；会考不考的内容，老师就不教。这正如陶行知所说：“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 这样一来，“教育就等于读书，读书就等于赶考”，学生学会考，教员教会考，学校也成了“会考筹备处”。其次，这种“滑稽的悲剧”还表现为中学生不堪重负。为了应付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