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学生，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成立“学生会”是什么意图了。其实，学生会的全称是“学生自治会”。它原本是学生自由组合的自治团体，并不像现在这样，好像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

　　说起学生自治，我想起几年前去北京的几所高校，正好碰上新生报到。新生入学，是各大学最忙乱的时候，许多院校都动用了保安人员来维持秩序。我注意到：一方面，护送新生的家长熙熙攘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与忙忙碌碌的学校各职能部门相比，学生会显然要清闲得多。面对这种状况，我心中掠过一丝悲哀，我想，当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时，是由老同学接待，并举行一种名为“拖尸”的有趣活动；为什么如今的学生就如此无能，如此被动呢？

　　后来看到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是谈学生自治的，才似乎找到问题答案。陶行知说：从国家来讲，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

　　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就社会而言，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危险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有名不副实的可能。

　　此外，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辨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抗日战争开始后，潘光旦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然后又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大。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教育弦歌不绝，才使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