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年底，傅斯年先后在《中央日报》和《大陆杂志》发表两篇文章：《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从时间上看，前者比后者早发表一个多月；从篇幅上看，前者有4000来字，后者有3万字左右；从内容上看，前者与后者的前两部分大致一样，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完善和补充。如上所述，傅斯年一直想写一本小册子，只因为太忙未能如愿。后来他为这本书取名为《大学理想》，觉得在写这本书之前，“有写一篇泛论中国学校制度的必要”，于是有这两篇文章问世。

　　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有识之士都会主动检讨是不是教育制度出了问题。这两篇文章是在国共两党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写的，其反思历史教训之意图，是很明显的。

　　傅斯年首先回顾了学校制度的形成，指出中国教育学日本、学欧美。

　　他发现，在学习过程中，“因为短处容易学”，因此就出现“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等弊病。再加上这种学习不是用心模仿，而是随便抄袭，因此就形成目前这种“杂糅”的“莫名其妙”的制度。

　　针对这种状况，傅斯年提出五项改革原则。

　　第一，由于学校制度已经成了“变相科举”，因此应该改变现在“层层过渡的教育”，让每种学校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第二，由于学校承袭了科举时代“制造游民的效能”，因此应该把这种“游民教育”，改为“能力教育”。傅斯年说：“所谓游民，有的是因为无能力而游，有的是因为‘不甘居下’而游。……所谓能力的训练，就是生产的训练，和文明社会必要的技术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