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名。这是近几年来，因了编制户籍，尤其因了在财货方面的行为，便于法律处理，才用法令规定的。行得通否，那是另一问题。

　　中国人从“书足以记姓名”起，每一个人的称谓，就不止于一个。例如赵大先生，在他的家谱上是初字派，老祖宗在谱牒上给他的名字叫初春，字元茂。到他学会八股，到县中小考时，自嫌名字不好，遂另取一名叫德基，是谓学名，或称榜篆，除谱字元茂外，又自己取个号，叫启成。后来进了学堂，并且还到日本东京留了八个月的学，人维新了，名字当然不能守旧，遂废去德基、元茂，以肇成为名，另取天民二字为号，同时又取了两个别号，一曰啸天，一曰鲁戈。后来作了县知事，还代理过一任观察使，觉得新名字和别号都过激了一点，于是呈请内务部改名为绍臣，号纯斋。中年以后，转入军幕，寄情文酒，做官弄钱之外，还讲讲学，写写字；讲学时，学生们呼之为纯斋先生，写字落款，则称乐园，乐园者，其公馆之名也。据说，公馆的房子倒修得不错，四合头而兼西式，但是除了前庭后院有几株花树外，实在没有园的形迹。近年，赵大先生渐渐老了，产业已在中人之上，声誉著于乡里，儿子们不但成立，还都能干，大家更是尊敬他，称之曰纯老，纯公，或曰乐园先生。总而言之，统赵老大一生而计之，除了写文章用的笔名，除了不欢喜他的人给他的诨名而外，确确作为他的正经的名称，可以写上户籍，以及财产契约上，以及银行来往户头上的，便有赵初春、赵元茂、赵德基、赵肇成、赵天民、赵啸天、赵鲁戈、赵绍臣、赵纯斋、赵乐园，足足十个，还不必算入他的乳名狗儿、金生两个，与夫三个干爹取的三个寄名。

　　中国人名字太多，遂有认为是中国人的恶习。我说，不，中国人的恶习并不在名字之多，而在生前之由于崇德广业，以地名人，如袁世凯之称袁项城，冯国璋之称冯河间，和以官名人，如李鸿章之称李宫保，或李傅相，如段祺瑞之称段执政，甚至如章士钊之在《新甲寅杂志》上之寡称执政；至于死后之易名，只称谥名，无数的文忠，无数的文正，无数的文襄，这才是俗恶之至。

　　名字多，倒不仅只中国“人”为然，一座城，一片地，一条街，也如此；有本名，有别名，有古名，有今名，还有官吏改的雅名，还有讹名。

　　成都南城，由老半边街东口通到学道街的一条小巷，本名老古巷，一音之转，讹成了老虎巷；从前的成都人忌讳颇多，阴历的初一十五，以及每天大清早晨，忌说老虎鬼怪，不得已而言老虎，只好说作“猫猫儿”，而土音则又念作“毛毛儿”；原来叫老虎巷的，一般人便唤之为毛毛儿巷。东门外安顺桥侧的毛毛儿庙，其实也就是老古庙。少城内有一条街，在辛亥革命以前，少城犹名为满城时，此街叫永安胡同，革命后把胡同革成了巷，改名叫毛毛儿巷（即猫猫巷），到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四川督理杨森尚未经营“蓉舍”以前，曾卜居此巷，于是随员副官和警察局员都紧张了，他们联想力都很强：毛毛巷即猫猫巷，即老虎巷：杨、羊同音，杨督理住在毛毛巷，等于羊入虎口，不利，幸而杨森那时还带有一个什么威字的北洋政府所颁赐的将军名号，于是才由警察局下令将巷名改过，并升巷为街，改为将军街焉。

　　一条街，有本名，有别号，而且也有其原委。一座挺大的城，难道就不吗？当然，城，也如此，有它的别号，例如成都。

　　成都，这名称，据《寰宇记》讲来，颇有来历。它说：“周太王迁于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曰成都。”意若曰，成都这城，建立不久居民就多了起来。这名字是否该如此解，暂且不管它，好在它与人一样，本名之外，还有几个别号，读读它的别号，倒满有意思。

　　目前顶常用的一个别号叫芙蓉城，简称之曰蓉城，或曰蓉市，一如今日报纸上常称广州为穗城，或穗市一样。

　　芙蓉，本应该唤作木芙蓉，意即木本芙蓉，犹木棉一样，用以别于草本芙蓉，和草本棉花。草本棉花之为物，我们不待解释即知，而草本芙蓉，大约已经没有更多的人知道即池塘中所种的荷花是也。荷花的名字颇多，最初叫芙叶，一曰芙蓉，古诗云：涉江采芙蓉，即涉江采荷花；唐诗云：芙蓉如面柳如眉，即是说杨玉环之脸似荷花，也如说四川美人卓文君的美色一般。大约即自唐代起，才渐渐把木本芙蓉叫做芙蓉，草本芙蓉便直呼之为荷花，为莲，为藕花，为菡萏去了。

　　芙蓉城的来历如何呢？据宋朝张唐英的《蜀杌》说，则是由于五代时，后蜀后主孟昶于“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这只叙述芙蓉城的来源。另外一部宋人赵的《成都古今记》，就稍有渲染的说：“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

　　”木芙蓉一名拒霜，叶大丛生，虽非灌木，但也不是乔木，其寿不永，最易凋零；在孟昶初种时，大约培植得还好，故花时如锦，高下相照，但是过些年就不行了。明朝嘉靖时陆深（子渊）的《蜀都杂钞》便说：“蜀城谓之芙蓉城，传自孟氏。今城上间栽有数株，两岁著花，予适阅视见之，皆浅红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吴中之烂然数色也。”同时另一诗人张立，咏后蜀主孟昶故宫的一首七言绝句，也说：“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锦绣舒，今日重来旧游处，此花憔悴不如初！”岂不显然说明在南宋时，城上芙蓉已经是一年不如一年？自此而后，所谓芙蓉城，便只是一个名词罢了。大约这种植物宜于卑湿，今人多栽于水边，城墙比较高亢多风，实不相宜，故在清乾隆五十四年，四川总督李世杰曾经打算恢复芙蓉城的旧观，结果是只在四道瓮城内各剩一通石碑，刊着他的一篇小题大做的《种芙蓉记》；民国二十二年拆毁瓮城，就连这石碑也不见了。幸而文章不长，而且又有关于城墙历史，特全钞于下，以资参考。

　　李世杰《成都城种芙蓉碑记》：“考《成都记》，孟蜀时，于成都城遍种芙蓉，至秋花开，四十里如锦绣，因名锦城。自孟蜀至今，几千百年，城之建置不一，而芙蓉亦芟殆尽，盖名存而实亡者，久矣。今上御极之四十八年，允前督福公之请，（按：福公即福康安，在李世杰之前的四川总督。）即成都城旧址而更新之，工未集，适公召为兵部尚书。余承其乏，乃督工员经营朝夕，阅二年而蒇事。方欲恢复锦城之旧观，旋奉命量移注江南，亦不果就。又二年，余复来制斯土，遂命有司于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用毕斯役焉。夫国家体国经野，缮隍浚池，以为仓库人民之卫，凡所以维持而保护之者，不厌其详；而况是城工费之繁，用币且数十余万，莅斯土者，睹此言言仡仡，宜何如慎封守、捍牧圉，以副圣天子奠定金汤之意！然则芙蓉桃柳之种，虽若循乎其名，而衡以十年树木之计，则此时弱质柔条，敷荣竞秀，异日葱葱郁郁，蔚为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画图，而风雨之飘摇，冰霜之剥蚀，举斯城之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围绕，如屏如藩，则斯城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夫？是为记。乾隆五十四年五月立。”另有一个别号以前常用，现在已不常用，锦官城是也，简称之曰锦城。这也和广州的另一别号一样，以前叫五羊城，简称之曰羊城，而今也是不常用之。

　　锦官城原本是成都城外相去不远的一个特别工业区的名字。据东晋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说，夷里桥直走下去，“其道西，城、故锦官也。”另一东晋蜀人李膺的《益州记》说得更为清楚：“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江流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

　　”益州，查系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分郡的一部分加于蜀，故谓之益，益者加也，一曰益者隘也，现在由陕西宝鸡县南渡渭水，相距四十华里之益门镇，古称隘门，即就一例云。汉晋之益州即今日之成都，“在益城南”即在成都之南。所说锦城方位，与《常志》同。略异者，只《李记》说是在笮桥东，《常志》说是在夷里桥南。桥是古时成都西南门外有名的索桥，夷里桥则在南门外，此二桥都是李冰所建的七桥之二，早已无迹可寻，不过此二桥皆跨于大江之上。大江即锦江，一名流江，故林思进所主修的《华阳县志》，以为李膺《益州记》所说的“江流南岸”，实即“流江”之误，这是很合理的。

　　成都在古时李冰治水之后，有两条江绕城而过，一曰流江，一曰沱江。以前代记载看来，这两条江并不像现在的样子：一由西向北绕而东南，一由西向南绕而东南，这样的分流，是在唐僖宗时高骈建筑罗城后始然。之前，这两条江都是平行并流，都是由西向南绕而东南流去，故左思的《蜀都赋》才有这一句：“带二江之双流”，言此二江并流，如带之双垂也。同时刘逵为之注释亦曰：“江水出岷山，分为二江，经成都南东流经之，故曰带也。”我们必须知道流江、沱江是平行而并流，才能明白《华阳国志》所说：“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它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所谓濯其中者，乃濯于流江之中，所谓濯它江者，即指其并流之沱江也。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虽引《常志》，而就老实这样说了：“夷里道西，故锦官也。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照林修《华阳县志》，实应写作流江，已见前。）而锦至鲜明，濯以它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也。”倘若沱江在城北绕东而南流，那吗，锦工在城南江边织锦，无论如何，也不会特别跑到城北或城东去洗濯，而又批判他不好。即因流江适于濯锦鲜明，所以此一长段流江，也才称为濯锦江，简称之曰锦江、曰锦水。此一片地方，即名锦里。锦工傍流江而居，特设一种技术官员来管理之，并在工厂周遭筑上一道挺厚的墙垣，一用保护，一用防闲，这就叫锦官和锦官城，简称锦城。

　　如此说来，锦官城实在成都之南，夷里桥大道之西的流江之滨。在西汉以后，这种组织已废，锦工们便已散处成都城内，故《常志》、《李记》说起这事，才都作故事在讲。然而何以会把成都傅会成锦官城呢？说不定在隋朝蜀王杨秀扩展成都时，旧的锦官城故址竟被包入，或者挤进郊郭，混而为一，因而大家才把成都城用来顶替了这个特区的名字。林修《华阳县志》以为由于宋朝欧阳的《舆地广记》有成都旧谓之锦官城，一语之误，则是倒果为因，于理不合了。

　　锦官当然是管理织锦的一种专贾，像这类的官，汉朝相当多，犹之抗战中间，孔祥熙这家伙在四川所设的火柴官、糖官等等一样。汉朝的四川，除了锦官外尚设有工官、铁官、锦官、橘官、盐官，但皆不在成都附近，可以不谈。在成都城外，接近锦里左近的尚有专门管理造车的官，叫做车官，而且也像锦官样，有一道挺厚的墙垣，以为保护防闲之用，叫做车官城。《华阳国志》说：“西，又有车官城。其城东西南北，皆有军营垒城。”看来，规模比锦官城大得多。当时四川初通西南夷，而车道通至夜郎国外，平常交通以及军戎大事，无不以车，故汉时在成都造车，确是一桩大工业。不过车，毕竟是普通工业，不如锦之特殊，其后湮没了终于就湮没了，所以不能如锦之保有余辉者，即普通与特殊之判别故也。

　　织锦是成都的特殊工业，其所以致此者，由于成都在古代有这种特产：蚕丝。此事且留待后面说到蚕市和蜀锦时再详。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即是这种特殊工业已没落了，虽然在历史上成都曾被南诏蛮人围攻过几次，并掳走过若干万巧工，但是终不如张献忠在清顺治三年由成都撤走时，把所有的技工巧匠剿杀得那么罄尽，故丹遵泗的《蜀碧》乃说：“初，蜀织工甲天下，特设织锦坊供御用。至此，尽于贼手，无一存者；或曰，孙可望独留十三家，后随奔云南，今‘通海缎’其遗制也。”《蜀碧》系清嘉庆十年（公元后一八六年）出版的，所谓今之“通海缎”，不知是指清初而言吗，抑指嘉庆年间而言？总之，“通海缎”绝迹已久，无可稽考。

　　岂止“通海缎”绝迹，即光绪年间曾经流行过一时的“巴缎”，和民国初年犹然为人所喜爱的“芙蓉缎”，也绝迹了。迄今尚稍稍为人称道的，仅止作为被面的一种十样锦缎，以及行销西藏的一种金线织花大红缎，然而持与偶尔遗留的宋锦比起来，则不如远甚！蜀锦已落没了。关于锦官遗迹，只有东门外上河坝街还有一个锦官驿的名称，大约再几年，连这名称也会澌灭了。成都县衙门侧近的锦官驿，不是早随驿站之裁撤，而连名称都没有了吗？此外，成都尚有一个不甚雅致的别号，叫龟城。龟本来是个好动物，中国古人曾以龙凤麒麟配之，尊为四灵；又说龟最长寿，与白鹤相等，故祝人之寿，辄曰“龟鹤遐龄”；并且以龟年，龟寿取名者也不少，明朝人尚有以龟山为号的。大约自明末起，规定教坊司只能戴绿头巾，着猪皮靴，骑独龙棍，到处缩头受气，被人形容为龟之后，这位四灵之一，于是方被世俗贬抑得不屑置诸口吻。我说，这未免太俗气了！谓成都为龟城，始于扬雄的《蜀本记》。此书已失传，惟散见于各家记载所引，其言曰：

　　“秦相张公子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有龟周旋行走，巫言依龟行迹筑之，既而城果就。”到宋朝乐史作《太平寰宇记》，便演化得更为具体了，大概后来的传说都根据于此。他说：“成都城亦名龟城。初，张仪、张若城成都，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出于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所掘处成大池，龟伏其中。”这种传说，在古代原极平常，因为筑城乃是大事，如其不能一次成功，其间必有什么原由，而在屡筑屡坏之余，忽然又筑成了，这其间必又有什么神助。比如胡三省注《通鉴》引晋《太康地记》说马邑之所以名为马邑一样：“秦时，建此城，辄崩；有马周旋走反覆，父老异之，周依次筑城，遂名马邑。”马邑是山西之北、雁门关外，由大同到朔县铁路旁边的一个小城，现在虽不重要，但在历史上倒是一座名城。北方是干燥的黄土高原，故于筑城不就，云得其助者为马；成都泽洳多水，云得其助者，便是龟了。马邑、龟城，情形相同，恰好又可作对联。

　　龟城又称龟化城，一写作龟画。扬雄所言，是否可信？我以为只是故神其说而已。五代时，李昊作《创筑羊马城记》有云：“张仪之经营版筑，役满九年”，成都城之初筑，虽不见得就费了九年之久，想来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为什么呢？就因为成都当时在李冰治水之前，满地尚是洳泽，土质疏劣，筑城极不容易，屡筑屡坏，便因此故。唐僖宗时，王徽作《创筑罗城记》，就曾说道：

　　“惟蜀之地，厥土黑黎，而又硗确硗确：地土坚硬而不肥沃。版筑靡就。”这是实情。至何以会说到龟的身上？王徽《记》上比较说的颇近情理，他说：“蜀城即卑且隘，像龟形之屈缩。”这更明白了，换言之，即是说成都城虽建筑在平原上，却为了地形水荡所限，不能像在北方平原上那等东南西北的拉得等伸而又廉隅，却是弯弯曲曲，弄成一种倒方不圆，极不规则的形势，很像龟的模样，故称之曰龟城。龟城者，像龟之形也；再一演绎，便成为“依龟行迹”，于是龟就成为城的主神了，似乎成都城之筑成，全仰仗了乌龟的助力。

　　先是傅会一点乌龟懂得筑城术，倒没什么要紧，顶不好的就是还要在龟的身上，傅会出一些祯祥灾异的色彩，那就未免无聊。例如通江李馥荣在清康熙末年所著的《滟囊》，叙到流寇摇天动、黄龙等十三家，和张献忠将要屠杀四川时，便先特提一笔说：“崇祯十七年，成都濯锦桥下绿毛龟出，约五丈为圆，小龟数百相随，三日后入水不见。”同样，在叙到吴三桂将要反叛清朝，派兵入川之年，又先特提一笔说：“康熙十二年癸丑，成都濯锦桥下绿毛龟现，大如车轮，见背不见首；有小龟数百，浮于水面，三日后乃不见。”如果《滟囊》所记二事都确切可信的话，那就太稀奇了！三十年间，同样大小的绿毛龟，带着几百只龟子龟孙，特为向大家告警，不上不下，偏偏在东门大桥的顶浅而又顶湍激的水中浮上来，也不怕喜欢吃补品的人们将其弄来红烧清炖，居然自行示众三天，悠然而逝，这岂是物理？也不近乎人情！大约只是由于成都原有龟城之说，不免把龟当做了成都的主神，认为主神出现，便是这一地方有刀兵的先兆。但李馥荣也并非故意造谣，说大龟出现，本亦有据，王士祯的《陇蜀余闻》，就有一条同样记载说：“成都号龟城，父老言，东门外江岸间，有巨龟大如夏屋，不易见出，出则有龟千百随之。康熙癸丑，滇藩未作逆时曾一见之。”按王士祯即清初有名诗人，号贻上，别号渔洋山人者，是也。此人曾两次入川，第一次是康熙十一年，奉命到成都来当主考，是时成都才被清兵收复不到十三年，城郭民舍都还在草创之际，他作了一部《蜀都驿程记》，描写当时大乱后的情形，颇为翔实；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五年，奉命到陕西祭华山，到成都来祭江渎祠。这时是在平定吴三桂之后，四川业已步入承平阶段，他作了一部《秦蜀驿程记》，描写成都，较第一部游记为详。此外，他又写了三部笔记：一曰《香祖笔记》，一曰《池北偶谈》，一曰《陇蜀余闻》，都有关于四川的耳闻目睹的记载。尤其最后一部，记得更多，上面所引记大龟那段，便是一例。

　　可见成都东门外，在康熙十二年癸丑，出现主神大龟一事，实在由于故老传说。《陇蜀余闻》尚能比较客观的说是出现在江岸间，不过太大了，是否有关灾异，他还未曾确定，只是说明其与成都号称龟城为有关联而已。事隔二十余年，到李馥荣的笔下，于是就由一次出现，演为二次；由泛泛的江岸间，演为确指的东门大桥之下；由与龟城的偶合，演为主神的预兆。我说，《滟囊》的话，诚然不可靠，《陇蜀余闻》的话，其可靠也只有一半，即是说，成都城外江水中或有几头较寻常所见为大的大乌龟，偶尔浮游水上，但是绝不能大如夏屋，大如车轮，大至周圆五丈；如其不在流水中的老龟，或许背壳上生有一些苔藓之类的东西，乍眼看来，好像是绿毛，但若潜伏在湍激的水中，尚未必然，则绿毛之说，显为傅会，至于前后两次都在水面自行示众三天，那更说不通。

　　总而言之，龟是寻常介类，到处可见，即令大如夏屋，也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若说它与成都城有关系，则是古人有意傅会，至于引经据典，像一般野老样，说成都人动辄骂人为“龟儿子”，便由于成都初筑城时，是凭了龟鳖之故，那吗，重庆人之开口老子，闭口老子，则又如何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