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在（西贡）那样的地方，觉得蒸得慌。就这样，我们从西贡到香港，从香港到了上海。那时候也没有人到码头去接。哪里有什么人接啊？

　　（我从上海到了南京，在南京作过讲演，）讲演是李长之安排的，大概在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讲堂。后来李长之讲，你这个中国话不怎么地道啦。因为我有十一年不说了。当时我（常用的）有一个字，就是“搞”。现在我们张嘴就说“搞”，中国以前没有“搞”这个字。到西贡以后，听他们说“搞这个”、“搞那个”。中国这个“搞”字，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候臧克家在上海，和他在一起的还不是现在这个夫人。现在这个夫人郑曼跟我讲，当时在上海的不是她。是不是臧克家的原配呢？也不是原配。原配大概丢啦。后来在“大跃进”的时候，济南我们家那个房子是挺大的，“群众”要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吃“大锅饭”，就把我们家里人都赶出去，被赶出去以后，他们住在一个小地方，臧克家的原配就住在那里。（在臧克家那里，我）第一次喝醉酒。我以为和臧克家在一起的是郑曼，郑曼说不是她，是谁我不知道。我就住在臧克家的榻榻米上，榻榻米，就是日本垫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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