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九叔在济南闯荡时，因为）九叔比较聪明，有机会入了武备学堂。这个武备学堂，据说是，按照先前李鸿章和德国首相俾斯麦签过的协定，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建立的德国式的陆军学校。当时济南不是中心，那时候北京也不是中心，广州、南京才是中心。但济南也建了陆军学校，当时称武备学堂，学堂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这正是父亲和叔父所要求的。兄弟俩商量，叔父留在济南，进武备学堂，父亲回乡。九叔入了武备学堂，发现除了管吃管住，还发点零花钱，自然很高兴。

　　天津武备学堂

　　 武备学堂要按照德国军队的编制和方式训练学生，当时，据说按照俾斯麦的要求，德国派军官到中国训练武备学堂的学生。九叔讲过一个笑话：德国军官指挥学生们操练，用德文喊一、二、三、四，即ein、zwei、drei、vier，学生们听不清楚，就喊成了“鹌鹑、刺猬、逮不住、飞啦”。

　　云南陆军武备学堂

　　 九叔在武备学堂学的专业中有一个是水利，没有想到，这个专业以后大有用武之地，可以为他得到肥缺——在黄河河务局工作。

　　（我去济南上学时，）九叔已经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工作。当时全国有个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济南有个局，就是河务局，管山东段的黄河。河务局里有个工程科，九叔就靠在武备学堂学的水利，被安排在这个工程科里。工程科里有四条汉子：潘、陈、季、张。潘是潘镒芬，上海人，后来回上海了。陈是陈显廷，浙江绍兴人，留寓济南。张是张韶庭，山东平阴人，他是四条汉子中资格最浅的，爱开玩笑，外号叫“张老勺”。这三位是我的老伯，四条汉子还有一位就是九叔。我们家长期和张韶庭家有来往，属于世交。我和他的儿子张，多年来一直以兄弟相待，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

　　 我一生是靠运气，第一个运气，就是我生下来是一个男孩。

　　 我们上一辈，弟兄大排行11个，后来只剩我一个男性后代。大大爷的儿子季宝庆死了，他的儿子刘二也早死了。二大爷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孩，他一度想把我过继过去。济南城里的九叔也没有男孩子，争着要过继我。九叔只有一个女孩，假如他有男孩，他就不会要我了。

　　父母和叔父商量，孩子在乡下可能会饿死，就是不饿死，最多也就是一辈子当个农民（在乡下我们那个村庄连个小学也没有，更谈不上私塾了）。为了孩子的前途，干脆过继给叔父吧。这时候二大爷也出来说话，自己也希望能够过继我这个侄子。最后他们三个人达成妥协：宝山将来在济南娶个媳妇，生的孩子归叔父，在临清再娶个媳妇，生的孩子归二大爷。他们是这么一种想法，后来没有实现，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那时候娶两个老婆是允许的。多妻制那时候是合法的。

　　我六岁那年的冬天，到了济南。是1917年春节以前到的。九叔那时候已经在河务局工作了。我走，大概对我母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后来母亲讲过一句话，我文章里面写过：要知道放出去，回不来，当时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放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