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朱家、郭解一类的人物，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回到官庄后，他要炫耀财富。农民炫耀财富最好的办法，是盖房子和置买土地。父亲买到60亩上好的水浇地，有水井的水浇地。

　　 父亲还要盖房子，但是新砖瓦很难短时间内买得到，于是父亲悬赏：谁家能够提供盖房子的砖瓦，他愿意高价买进。即使是旧砖瓦，谁家拆了房子卖的，父亲也可以以高出新砖瓦的价格买进。一时间，旧砖瓦凑齐。农村盖房子不是盖楼房，而是盖了三合院的大房子，大门朝南，北、东、西各五间。

　　 父亲一辈子是农民，因为举人（教过他）的缘故，能够认几个字，也会写信。他本来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喜欢炫耀却是天生的“本事”。官庄是个小村，没有集市。农村里一般是五天或者十天一个集。父亲逢集必赶。到中午时分，他拿出钱来“谕告”：“今天来赶集的人的午饭，我请了！”他有一掷千金的风格，每次都这么干。当地的绿林好汉去赶集，也在被请客的范围。在绿林好汉那里，季七爷（父亲行七）有好名声，属于仗义疏财的人物，和“侠”同类。

　　 九叔拿到官庄的钱，很快被我父亲挥霍一空。父亲请客没有钱了，就先卖水浇地，水浇地卖完了，再卖房子——卖房子是一点点地拆着卖的，就是拆掉房子卖砖瓦。当初父亲盖房子的时候，让别人拆自己的房子，砖瓦不管多旧，都按照新的甚至高于新的价格买下。现在自己拆房子卖，没有人急需砖瓦，只能贱卖如粪土了。父亲一边卖地，一边赶集请客不误。

　　 最后我们家，到我出生的时候，土地就剩下三分地，房子就剩下西屋了。我就住在西屋里。

　　 我父亲一辈子没有挣钱，只会花钱，我们那里的农村叫这样的人“败家子”。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

　　 我到济南（上学）以后，父亲因为没有钱，曾到济南向九叔要钱。我那时小，七八岁，不懂什么世故，只记得当时九叔和婶母（九叔的第一位妻子马巧卿）住在西房，北房条件不好，就让父亲临时住。婶母在西房大声自言自语——好多农村妇女经常采用的一种骂人方法，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是让住在北房的父亲听，无非是指桑骂槐式的，骂借钱的人之类的，都是骂人话。从那以后，父亲觉得没有脸面再借钱。受到弟妹如此的奚落，父亲只得悻悻然回到故乡，再也没有进济南。他是要面子的人，不好意思进城了。（我父亲没去世以前，叔父经常回老家看我父亲，兄弟俩感情非常深的。为什么非常深呢？小的时候，兄弟俩曾一起捡过烂枣子吃。）

　　故乡大官庄

　　 父亲回去以后怎么生活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父亲在我们家乡那里，属于知识分子了，能看书，能写信。后来家里没有地，他又不干农活，是否靠给别人写信赚点零花钱，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我奔丧回家，为他还账，只是下酒吃的炸花生米钱，就有100多元。那时候100元是个大数目。大学助教每月工资才80元。花生米这些东西当然不都是他自己吃的，还有他那些酒友。

　　 1933年母亲病故，我从北京回家奔丧。坐火车先到济南，又从济南转汽车到清平。清平没有直达官庄的汽车了，再走就得雇脚夫。我下汽车以后，一看满眼的青纱帐，因为是秋天了，就向驴夫雇了头毛驴。赶毛驴的农民对我说，身上有什么钱或者值钱的东西没有，如果有，把它交给他（代为保存）。当时我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驴夫告诉说，这里绿林好汉很多，专门抢有钱人。他就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是北京。然后他又问，你这么个体面人物，是哪个村的孩子？我回答说，是官庄的，父亲是季嗣廉。他一听，接着说，那就不要把钱交给我了：季七爷是这里大名鼎鼎的人物，绿林好汉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不会来抢季七爷的大少爷的钱。

　　季羡林父母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