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为了写一篇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的论文，我去了一个离省城不太远的地方——P县红河镇。在那里调研了近一个月，了解到一些乡镇经济发展情况，写了一篇题为《论我省乡镇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的论文。论文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我国的经济，学术界。据说还引起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由此，我从一名多年担任基础课的讲师，一下晋升为副教授。五年过去了，按规定我该顺理成章地升为教授职称。但升教授的论文还没有着落。怎么办？于是，我又开始搜集资料，编写我的第二篇论文——《论入世后我省乡镇富民奔小康的经济格局》。但是一提笔，总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没办法，我只好决定再去一次红河镇，再去调查一下基层的实际情况，用第一手资料来论证我的第二篇论文。

如何去红河镇，这里面可是大有学问的。几年前，乡镇企业正处在发展上升发展阶段，乡镇急需知识人才。听说省城里来了个“经济学专家”，那可了不得啦，可说是争相邀请，专车接送，视为宝贝。但现在而今眼目下，乡镇企业多半成了股份公司或者企业集团，乡镇的民营企业发展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所以，我这种“纯理论学者”是否还是像过去那样受青睐？再说，时过境迁，当时的创业者们现在大多是镇长，县长什么的，现今的人们是否还认识我？

如何去红河镇，我看还得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才行。

一是按正常渠道，不讲熟人关系，公事公办。自己到县里报到,自报家门,说明来意，想必他们还是会接待我的。现在从省里到市里到县里到镇里，不是都成立了接待办之类的部门吗？,那是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机构。只是现在都搞实用经济项目,像我这等纯理论学者不一定受政府部门的欢迎。即使会接待，想必那也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我倒不在乎什么接待标准和规格，我只要能在红河镇了解到一些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也就心满意足了。考虑再三，总觉得此法不妥。那就只有另一种方法——找关系，托熟人介绍。第一次去不是找的县教育局的黄局长吗？但他退休了。正在一筹莫展时，蓦地，我想起一个人来。

此人叫李永红，是前几年我教函大的学生。此人在学习期间成绩平平，口口声声说是组织安排才来学习的。所以，除了显示几分优越感外，总是说工作忙而经常旷课。毕业时是补考几科后，才发给了大专文凭。但此人政治上十分的敏感，说政策和形势总是一套一套的，毕业后在省直机关某部任处长，说是有提拔的可能。后来听人说，半年前，由省委组织部定为后备干部，下派到P县挂职锻炼任副县长。红河镇正好属于该县直辖镇，我何尝不找他试试。原来此人与我并无多大瓜葛，想不到今天却突然派上了用场。猛然间，他的存在似乎对我显得格外重要起来。

我好生窃喜。

我立即拨通了P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打听李县长其人。接电话的是一位语音甜甜的秘书小姐，但口气总是公事公办的含糊其词，主要追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找李县长是公事还是私事等等。从她含糊其词的只言片语中，我听出其意思——你是不是来上访的之类问讯？没办法，我只得实话实说：我是C大学教授（其实是副教授），是李县长的老师，找他有要紧的事商量等等。折腾了好半天，女秘书才把李副县长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我。

拨通李永红的电话，手机里一片嘈杂。嘈杂声中，李永红问我是谁？

我怕他听不见，只好大声吼道：我是C大学经济系的“体钱儿朱”。

我真担心他是否还能记住我，我准备尴尬之后，再作详细说明。哪知对方一听，就十分热情地说：是朱老师啊！您好，您好。我一下就听出您的声音来。

“真能听出来？”

“当然能！您的嗓门儿与平时讲课时不差分毫，蛮大的嘛。”

听他这么一说，我非常高兴，也十分感动。我说我估计你早已把我忘了呐！

李永红听后说：哪能呢？人生在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作为父母老师，那是万万忘不掉的。对了，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您别客气，有什么就吱吾一声，学生我为您跑路就是了。

李永红的直率让我很感动，我也毫无顾忌地讲了教授论文需要素材的原因。但刚刚启齿，李永红就打断我的话说：手机信号太弱，你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十分钟后，我给您打过去慢慢说。

果然，一会儿李永红就打来了电话，我立即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我想去红河镇的意图。末了强调，如果有困难就算了，千万不要给你添麻烦。

李永红笑道，这有何难？不要说学生在这里当一县之长，就不是县长，解决这点小事还是没问题的。像您这样学富五车的经济学专家，我们这样的地方请都没资格请，何况几年前，您为红河镇的经济发展，已经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您老就放心来好了，一切都包在学生身上。

我真是喜出望外。

“您什么时候来，是否需要车接？”

李永红一席话，让我听得十分痛快。感慨之余我忙回答说：不用，不用，现在高速公路，公共汽车也蛮方便。说定了，我乘班车到县政府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