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1987年：戈尔巴乔夫大权独揽

第一节一月全会与干部更新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对苏联政坛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以至于依照惯例半年一度的苏共中央全会会期被推迟，由1986年底移至1987年初。1月27日至28日，中央全会召开。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报告总结了1985年至1986年的经济成绩，指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足，并将不足的原因归纳为党的干部的“保守思想”和“惰性”。他要求，从地方到中央，逐步推行各级领导干部的差额选举，全面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仅要有来自上级的监督，也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通过“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人民自治”来推动“民主化”和“公开性”。在报告的结尾，戈尔巴乔夫“希望我国成为高度发达国家的样板，成为一个具有最先进的经济、最广泛的民主、最人道的崇高的道德的社会，劳动人民享有充分权利、物质和精神文明”。这一观点成为后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雏形。

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作的报告听上去动人心弦的话很多，容易让人误以为加强监督和提升干部水平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一项特别的建议——在1988年召开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讨论苏共二十七大决议和苏联十二五计划前半期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这个建议绵里藏针，在苏共高级干部队伍中引发了不安情绪。

依照苏共传统，党代表会议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帝俄时期的行政区划单位）党委会派出代表参加。党代表会议没有固定的会期，只是作为苏共全国代表大会的补充，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商讨“十分紧急而又十分重大的事件、任务或形势”，权力仅次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高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苏共遇到的“十分紧急而又十分重大的事件、任务或形势”比较多，不能每次都等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再作决策，故而经常召开党代表会议，一直开到1941年的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卫国战争胜利后，苏共似乎再没遇到“十分紧急而又十分重大的事件、任务或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