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之余，我一不喜欢花草，二又逢赌必输，才又拿起书回归阅读，这份嗜好其实从幼年就开始了，并不是我多喜欢，是因为童年太寂寞。我四到十六岁那段山区时光，是母亲的故事让我的生活变了样，《一只绣花鞋》《夜明珠》《傻女婿》让我明白思想是肉体之花，肉体是理想炼狱，理想是灵魂桎梏；高尔基的《在人间》插上了我疯狂的翅膀，梦想着有写出名著的那一天。盛着这个梦的兴奋、我坚持、中断、挫折、继续，几经波折，终于让我的名字再次印在了报刊上，居然是省级报刊的长篇连载。《凤山文学》的主编发现了我，当着另一个作者夸赞了我，好像发现了一位潜伏的伟大作家，把我激动得快要泪下。打那后，我坚持拿起了笔，发誓无论遇到一百份退稿，无论是否被认为天份很少，我只有一个信念——坚持。这样坚持，也是一份无奈，快五十的我，老办事员的我，总得给自己一个体面，对世人也有个解释的理由。终于在熬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被几家出版机构枪毙的长篇小说《红牌罚》出版了，还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时我上了电视，上了报纸。从那一刻起，我发誓我要乘胜追击，将写作进行下去。就创作而言，写熟悉的事儿无疑是成功的捷径。婆婆的往事我有了大致掌握，母亲的故事我知道不多。为收集母亲的故事，我耍了点小聪明，家里需要我干重活儿时，我就拿这个要挟她。

　　母亲的父亲也就是亲外公，是胡家场的一个保长，在官场混迹久了，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将家里的钱财输了个净光，欠了一勾子搭一肋巴的外债。外婆一气之下，早登极乐去了。外公将外婆留下的四姊妹全送了人，自己则看破红尘云游四海去了。作为老三的母亲被送到城里任家当过继的女儿，大姐送给青龙场钱家当了童养媳，二姐送给了凤凰山曾家，幺妹送到了金垭的孙家。

　　母亲过继给任家后，命运得到了好转，一是任家夫妇没有子女，拿母亲当亲闺女待，二是任家是做绸缎生意的，家境殷实，可是好景不长，民国二十年初，四川军阀刘司令为阻止红军入川，入驻大县，军阀的驻扎，使得任家的绸缎庄负担不起军费的分摊，被迫关门破产，任家夫妇也一病不起，不久离开了人世。为了活下去，母亲在二姐的帮衬下来到了彭家。当起了带引弟弟妹妹的重任。

　　母亲告诉我，那段时间很不适应背上背个、手里牵个，怀里还抱个过继弟妹的生活，稍有差池就会挨打，甚至不给饭吃。母亲就老往山上二姨家跑，哭着闹着不回彭家。二姨已嫁了人，生活的磨难让她成熟起来，毕竟他比母亲大几岁，安慰母亲说无娘儿天照顾，一切都会好起了的。

　　彭家已经有了三个子女，人口还在不断增加，母亲在彭家过的啥日子，可以想像。好在孩子是吃长饭的，岁月再难，也会过去，几年后迎来了大县的和平解放。母亲光荣地成为国营大县棉纺厂的一名女工。棉纺厂位于洲河对岸，从主城区南门口乘船半小时就能到达。我知道洲河与连接陕西的荔枝古道、四川大县的洲河、渠县的渠江、重庆的嘉陵江构建了旧时的交通枢纽，当年就有北方的棉花和大县的草纸“一条白龙入川，一条黄龙出川”之说。母亲告诉我，红军就是在洲河打败了四川军阀，军阀刘司令就是从南门口乘船到了三里坪，然后逃到了大竹。母亲说，洲河在解放前常常浑浊，一到解放，整条河变得碧绿透青，像一条玉带将山城环抱。关于洲河，民间有一句诗是这样描写的“凤凰山上望大城，洲河弯弯向南撑，揽腰抱城穿梭去，山也青来水也明。”母亲工作没几年，大县地区行政专署号召轻工业支援重工业，母亲报名由棉纺厂来到了离城十几里地的洲河铁厂。经婆婆撮合，母亲和父亲喜结连理，结束了孤苦无依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