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生活确定的主题是革命传统教育，因此我们选择了锦官城西的十二桥烈士陵园。十二桥烈士陵园原在通惠门十二桥河畔，2000年时我常来此凭吊烈士，后迁建到成都市文化公园内的二仙庵一侧，也就再未去过十二桥烈士陵园。因此，这次组织集体行动，我的兴致就更积极了，一大早便来到了这个松柏掩映的陵园。

　　文化公园里健身的大妈大爷很多，有的舞剑，有的跳舞，有的唱歌……合上那参天大树、盛开的百花芳香，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幸福的百花园。我算是来得较早的了，但走拢烈士陵园，却有来得比我更早的人，他们正在给烈士敬献鲜花。我们支部的同志特别准时，八点半按时到了目的地，于是集体向烈士敬礼、鲜花、默哀。之后，我们分散行动，参观烈士陵园。那些被雨水浸湿过的纪念碑，深深地烙印下了历史的印迹。但是，风雨不仅没有冲洗掉碑上的文字，而且显得更加清晰明了。于是，我认真地阅读了纪念碑上的文字，更深刻地了解了这段发生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事件。同时，透过这些文字，我不自觉在脑海里还原了烈士们的音容笑貌，同时脑海里浮现出了烈士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场面。不过，越是这样去想，心里越是沉重，因为那些烈士最小的只有10多岁，正是花季般的年龄。想想我们那个年龄，还只是个懵懂的小男孩，可他们却昂着头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这是何等的残忍，这是何等的无礼，这是何等的荒唐……但，历史终究写就了这个荒唐的故事。正是由于荒唐，才成就了烈士的壮举。我当时在心里这样想。

　　说到荒唐，来凭吊烈士的同志无不义愤填膺。在我身旁的一位老者告诉我，十二桥惨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一个悲剧，也是国民党特务惨无人道、失去人性的见证。那是1949年12月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深知回天无力，在即将离开大陆之际，便将关押在成都将军衙门内的35位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秘密杀害在了十二桥河畔，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桥惨案”。就在20天后，成都也和北平一样迎来了解放。1950年1月20日，成都市委又将在重庆牺牲的周从化烈士遗体运回，连同35位烈士一起安葬于此。因此，十二桥烈士共计36人。这36人真的很了不起，他们为了祖国解放和人民幸福，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用生命谱写出了革命志士壮丽的人生赞歌。

　　老者的话挑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问老者，这36名烈士是一个事件被抓的吗？老者给我讲，这36名烈士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民主人士，有的是青年学生。 1949年12月初，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特务为完成蒋介石交给的秘密使命，乘军用飞机逃往成都，在稽查处长周迅予的东门街公馆内，召集吕世鲲、杨超群、何龙庆等军统蓉站头目研究决定屠杀关押在将军衙门内的“政治犯”。譬如杨伯恺烈士，他是上个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时入的党，回国后一直担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中被国民党所抓；王干青烈士，他是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打响川西地区工农赤暴第一枪的旗手；老者指着于渊烈士的纪念碑给我讲，他就是在1926年英军炮轰万县的“九五惨案”中英勇抗英的爱国军人，在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中被抓的；还有许涛真烈士，他是用世界语发表文章，积极向反动派作斗争的宣传家。老者讲得特别有激情，并拉着我的手到了另外一块纪念碑前，指着纪念碑对我讲，毛英才，她是十二桥烈士中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她视生死于度外，在狱中与难友们互相激励，坚持做操、跑步，用坚硬的意志与敌人作不懈的斗争，其牺牲时年仅24岁……

　　老者的话特别简洁朴实，但他的话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真的，过去我多次参观十二桥烈士陵园，但没有一次对我有这样大的触动，因为我仿佛看到了比我们更年轻的青年，站在举着屠刀的反动派面前，没有丝毫的畏惧，倒是用不屈的头颅，主动去迎接反动派灭绝人性的暴行。他们，不仅仅用生命绘就了一幅壮丽的誓死图，更是用不屈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幅壮丽的战歌。我想，这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后最大的收获，即金钱收买不了人心，因为人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那种摸不着看不见的信仰或精神。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清官与贪官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同时也才真正明白近平总书记强调信仰教育的意义所在。

　　东边的太阳越升越高，朝霞辉映下的成都城，也更加地美丽起来。不知何因，我猛然回首，眺望松柏掩映下的烈士陵园，仿佛纪念墙上的烈士们正诉说着那段“黎明前的黑暗”，同时目光始终坚定地守望着这座古城还有祖国的未来。于是，一种情愫如山泉汩汩地从心窝子里冒出来：老蒋政府真腐败，贪官超富民不爱；贫苦民众揭竿起，爱民之党主未来。改革开放国富强，人民心中有期望；良党善政得民心，贪官切莫害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