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玉姝

　　成都市文化公园常年游人如织，唯独东北一隅却格外静谧——这里安息着著名的“十二桥烈士”。每天，都有无数敬仰的目光，注视着那块镌刻有32名英烈名字的烈士墓碑，人们仿佛看到一个不朽的英雄穿越时空而来——这就是营山籍革命烈士杨伯恺，遇害前任民盟中央委员、四川民盟宣传部部长。

　　八月桂花遍地开，挥泪折枝祭忠魂。怀着崇敬的心情，驻足于墓碑前，我们的心绪随之踏上了缅怀烈士的征程。

　　孕育贤才

　　公元1892年（清光绪18年）12月16日，雨后，天空划过一道绚丽的彩虹。四川省营山县骆市乡杨家坝花园，一个不平凡的生命呱呱坠地，善良朴实的父母给他取名“杨洵”（杨伯恺的曾用名。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更名杨伯恺），“洵”意为“实在”。望子成龙的父母期望他实实在在为人、实实在在做事。于是，这个聪慧的小男孩又有了表字：道融，就是希望能达到“通达大道，融会贯通”的境界。

　　杨家坝花园——这片孕育烈士生命的红土地，地处川东北丘陵地带，距营山县城20余公里，这里远离了城市的繁华与喧嚣，花园村安详地依偎于大山的怀抱中，蓝天白云 、鸟语花香，一座小桥、几户人家，山色郁郁葱葱，山峦起伏跌宕，山下坦荡如砥，大自然很慷慨地在这里铺垫了一幅美丽而空灵的图画。那不是仙境，不是梦幻，而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山水风景。“花园村”因此而得名。这里民风淳朴，百姓生活恬淡安适，本地居民杨姓居多，故名曰——“杨家坝花园”。

　　可是，在那段曾经没落的年代里，花园村年轻的心因沉重的负荷而暗中流血，随后而来的狂热夏季，多雨而湿闷。顺着历史的脚印，我们依稀能捕捉到一些当年的影子。当年“八大王剿四川”,杨家坝花园未能免此厄运。轰然而至的雷电袭击了这座“花园”，花木为风雨所摧折。激烈的呼喊静寂以后，蒙难的血泪默默唤醒沉睡的灵魂。它在静默中迎接肃杀的秋季和苍白而漫长的冬日。

　　家破山河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迁至于杨家坝花园，在这块圣地上，繁衍和生息。相传，在这里，有一座老屋，经历了战乱的蹂躏与痛苦！它似乎在努力积聚与呈现，期待着被发现，向人们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

　　有一户人家，一次偶然发现，才揭开了老屋沉淀了多年的秘密！怀着一种神圣的皈依感，这间老屋终于不再沉默，为弥补历史酿就的遗憾，它虔诚期望冥冥之中中国魂的绵延！

　　动荡的岁月见证了那个不平凡的生命的诞生！

　　杨家坝花园孕育了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的地方！

　　少年立志

　　杨伯恺，生于斯，长于斯。“仁者乐于山，智者乐于水。”这山水养育滋润了人们的心田，也树立了一种浩然正气，使之长存于人间。

　　虽然这里笼罩着战乱与纷争的阴霾，但杨家坝花园并没有失去坚定的信念。正因为有了这永恒信念的支撑，善良朴实的杨家祖辈从来到这片土地开始，就在不断地用勤劳与智慧改变着他们的命运。生命的繁衍，总是强烈蕴含着希望。杨伯恺的出生给父母增添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

　　父亲杨光普诚实、憨厚、淳朴，仗义疏财，向往光明。母亲心直口快、心地善良，能干勤勉。祖父、祖母，三弟两妹，一家十口，邻里和睦，上下相安。守着土质贫瘠的六十挑田地（约合十一亩），靠种桑养蚕，披星戴月地辛勤劳作，勉强糊口度日。作为长子，杨伯恺自然免不了要为父母分担一些忧愁，艰苦的农村生活，培养了杨伯恺那川北人民所特有的朴素、热情和坚韧的品质，练就了他后来在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坚贞不屈、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毅力。

　　年少时的杨伯恺，天资聪慧、活泼开朗、求学心切、上进心强，一旦有书，如获至宝，有空就读，不懂就问，必求甚解。读书经常达忘我境界。他六岁时求知于家乡的圣水寺私塾，刻苦用功，凡所读之书，皆能成诵。一两个月，私塾先生那里就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望。十岁那年，他考入了县立骆市高级小学，每学期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但是，当时杨家靠仅有的几分田地来维持着生计，家境贫穷，又多子多荒，经济拮据，无奈之下，父亲杨光普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次子杨西源求学的机会，让长子杨伯恺获得了继续读书求知的良机。后来杨伯恺曾先后在营山县云凤学校、顺庆（今南充）联合中学等地求学。学校的老师利用乡土教材教育学生，培养了他那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中父母见杨伯恺读书刻苦用功，便对他寄予了厚望，除了给他讲四书五经之外，还常常给他讲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的爱国事迹，在他的幼小心灵深处便开始萌发了革命精神。考入联中后，他明白，这是父母典卖土地、二弟被迫停学、亲朋睦邻解囊相助换来的学习良机，自己不能辜负重托，要努力学到真本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于是，他开始了人生的漫漫求索！也开始了他短暂人生的辉煌之旅！

　　师长的教诲，民主文化的耳濡目染，强烈的责任心，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造就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雏形。在求学路上，他很快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风格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创新改革。特别是在联合中学的岁月里，他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和现实的苍凉，人性的激流在心中荡气回肠。在校期间，他与民主人士张澜结下了难忘难舍的师生情缘！老师学识渊博、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个人魅力感染着他幼小的心灵。这种不期而遇的师生情分，也为他以后人生道路的纵横捭阖埋下了伏笔，为他的英雄人生找到了根。

　　“铠甲生虮虱，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破了旧中国的桎梏和藩篱，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在那片残破的院墙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当年的没落和悲哀，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无数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兴旺，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抒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佳话。

　　作为新青年中一员的杨伯恺，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报国心愿，于公元1916年与好友石琼同往上海求学，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土和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其间的依依惜别之情，流连于心际之间，荡漾于群山之巅。回望脚下的漫漫征途，多少情愫油然而生……

　　赴法求学

　　杨伯恺和石琼辗转到了上海后，两人的经济都很困难，为免交学费，他们进入英语学校当旁听生，吃饭则采取两人在饭馆里只包一人伙食，每天两顿，每人吃一顿的办法勉强维生。但杨伯恺求学之志不渝，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内地见不到的书籍，不断受到新思想的熏陶。

　　此时的上海正值多事之秋，民生凋敝，纷争不断——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有血有肉的中国人，这种耻辱激起了杨伯恺的爱国热情。他认为，中国贫穷在于教育落后，科学不发达，他捏紧拳头，暗下决心要掌握更多的知识，通过提高我国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使祖国富强，中华振兴。他和同学一道参加游行，脚下的足迹贯穿了阴沉、绵延的街头，“打倒卖国贼，民主革命万岁”！慷慨激昂的演讲，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痛恨溢于言表，日货也由此被付之一炬。

　　这时，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已于1915年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当这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他与同学石琼的耳朵里后，他们的心情异常振奋。这种改良的工读主义思潮启发着关心国家、急于改造社会的杨伯恺把“教育救国”、“工读思潮”当作“救世良方”而加以接受，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赓即他们便辗转到北京考人法文专修班补习法文。

　　1919年春的一天，在探求救国求真理的精神指引下，日本远洋轮船因蟠丸正在通过台湾海峡。杨伯恺正独个儿站在甲板上眺望高插云表的台岛群峰，思绪起伏，感慨万千。他想起在顺庆联中上学时，历史老师特别叮嘱他，要牢牢记住，甲午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耻之年。杨伯恺无法忘记，自己就降生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头，在他还没有满周岁的时候，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不顾四万万同胞的反对，把美丽富饶的台湾省拱手送给了东洋天皇……

　　此刻，眺望着美丽的台湾岛，杨伯恺怎能不满怀忧愤呢？

　　他同许多忧国忧民的年轻人一样，多年来在艰难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此刻，他作为我国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正同其他同学一起，踏上了前往欧洲大陆的途程。

　　初到法国的中国知识青年，没有被绚丽多彩的异国情调所陶醉。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寻勤工的场所，站稳脚跟，开始学习。

　　那时欧战刚结束，法国经济不景气，工作难寻。杨伯恺最初在里昂当干粗活的普工，不久又到三德涧，和石琼、李富春、赵世炎、聂荣臻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杨伯恺孜孜不倦地钻研技术，工作之余，手不释卷地刻苦学习。一年后，他和石琼等转到列夫来威铁工厂。工厂里工作繁重，要求做得快，做得好，稍有怠慢，被工头发现，不是挨骂，就是被打，和法国殖民地劳工待遇没有两样。衣裤常被汗水和机油浸透，一挤就出油水。杨伯恺怀着强烈的求知欲，不论条件好坏，很快掌握了操作技术。杨伯恺有了一定的技术，受到厂家的欢迎，每天可得工资十五法郎，生活稍有改善，学习也比较安心了。除正式工作外，他还搞些班外劳动，增加收入，用以准备将来支付学费，既能不领补助金，又能节省一笔钱，以使国内有志但无钱的青年来法留学。

　　1921年初，法国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法郎贬值，生活费用暴涨，勤工俭学生过着挨饿的日子。在旧年除夕，杨伯恺和石琼仍在加班做夜工。浑身沾满乌黑肮脏的煤灰，既没有什么好吃的，更没有时间休息。杨伯恺的小同乡石琼想起万里外的家乡，正全家团聚，多么快乐，而自己身在异国他乡，受这般清苦，越想越难受，禁不住坐在煤堆上哭泣起来。

　　年岁较长的杨伯恺，非常体贴这位同乡的心情，安慰说：“玉若，还记得不？我们在圣水寺自修的时候，正碰上袁世凯搞复辟，大家立下志愿，读书救国。民国五年，我们住上海法租界，没钱交学费，就在英语学校当旁听生，经常空着肚子进教室。这种日子，还不是过来了。难道你忘了你自己说过的，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到中国，开始懂点革命。后来听说李石曾、吴玉章办勤工俭学，我们进北京的法文专修班，做留法准备。而今如愿以偿，又悔不该到外国来做工受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他的一席话说得石琼开颜笑了。石琼凝眸东方，悠悠地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咯！唉。我的感情太脆弱了，不像你那么能够控制自己。可我看得出，道融，你也是在勉强支持啊！你的胃病，一天比一天恼火，也该休息一下了。明天，大年初一，干脆告一天假，找几个朋友，弄点吃的，过过春节！”

　　杨伯恺欣然同意：“也好。借这个机会，找赵世炎、王良翰一起来，把前些天向教育会提的要求再商量商量。”

　　原来在劳动实践中，他和工人在一起亲眼看到科学技术比较先进的法国工人生活的痛苦，也目睹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和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血腥镇压，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及其民主的虚伪本质。杨伯恺和王良翰、毛显球、石琼、袁庆云、赵世炎、熊天祉、罗成镕、罗汉等二十二人，曾联名写了一封《留法勤工俭学生对华法教育会之要求》的信，交给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的执事先生，希望他们能够切实解决勤工俭学生们所面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在这封信里，特别提到，他们这二十二个人，都是在相离不远的几个地方做工或读书，平时交往极密，是相知很深的朋友，信中提出的要求，是大家的一致意见。

　　但是，学生事务部的执事先生们，并没有认真看待勤工俭学生的合理要求，他们只好召开学生大会，选出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十人为发言人，于2月28日，到驻法公使馆请愿，最终酿成争取“吃饭权，求学权”的学生运动。

　　1921年9月，为争取进入中国政府办的里昂大学学习，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蒙达尔尼、克鲁邹等处的勤工俭学生，组成进驻里昂大学的先发队，由赵世炎、陈毅、黎纯一等率领，于21日进入里大。里昂警察局以“过激党扰乱治安”的罪名，把先发队驱至芒特里克炮台的兵营内无理拘禁。10月4日，将被拘的104名勤工俭学生，强行驱赶至法轮宝勒号，遣送回国。

　　1921年，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开展的反饥饿、进住里昂中法大学等政治运动中，杨伯恺积极勇敢投入战斗，并在斗争中认清了国外反对派的丑恶面目和他们鼓吹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虚伪性，逐渐摒弃了工读主义和教育救国论的影响

　　1922年5月，赵世炎从法国北方回到巴黎，为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奔走于蒙达尔尼、克鲁邹、里昂等地，联络了一批志趣相同的朋友，于6月3日在巴黎西郊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党章、党纲，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翌年二月，“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原“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即转为正式党员。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教育争取下，杨伯恺逐渐走上了革命救国之路，开始明确教育与政治、政权的关系。为了弄清理论问题，他广泛阅读马列著作，尤其是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剩余价值论》等，努力改造世界观，二十八九岁的杨伯恺，就在1922年6月这个时候加入了旅欧共青团组织，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赵世炎、石琼、李富春等一起，积极进行党的活动，参加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开始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唤起民众

　　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在全国掀起了打倒外国列强、推翻北洋军阀的大革命热潮。1925年3月，杨伯恺在法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之后，满腔报国热情，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他最先在上海从事活动，不久“五卅”运动爆发于上海。长期以来，工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和帝国主义泯灭人性的滔天罪行，令社会各界愤慨，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点燃了全上海反对帝国主义的熊熊烈火。杨伯恺毅然绝然投入了“五卅”爱国运动的滚滚浪潮之中，白天奔走于工厂、学校，发表演讲，鼓动工人、学生坚持罢工罢课斗争，唤醒民众的爱国抗日意识，激发抗日救亡的热情；晚上赶写文章，刊刻、印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在党中央创办的《热血日报》上，他还特地以“道融”的笔名发表了《是毒计也是蠢想》的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本性，热情歌颂了“五卅”爱国运动。运动向前发展，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也起来罢课，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该校校长大骂学生们是“圣约翰误养的一批强盗”。为此杨伯恺又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了《是叛徒不是强盗》的杂文，热情地赞扬了学生们的正义行动。接着又发表了《谁是洪水猛兽》等文章，抨击帝国主义，驳斥对罢工的种种污蔑，鼓动工人、学生坚持反帝斗争，颇具影响力。

　　革命的燎原之火燃烧了整个中华大地。此时此刻，四川也同全国一样，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为了革命需要，党急需大批经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干部去组织发展工农运动。杨伯恺受党的派遣回川，筹建党组织，领导全川革命斗争。

　　1925年，四川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他便于当年秋奉命从上海回四川工作。党中央决定由吴玉章、杨誾公、冉钧等同志在重庆筹办中法学校（其大部分为中法大学），培训革命力量。并特地调派从法国回来的杨伯恺专门负责这所新式干部学校的教育工作。9月14日，中法学校正式开学，吴玉章任校长，杨伯恺任训育主任。一批革命学者云集任教，杨誾公、冉钧等领导都亲自授课。吴玉章因工作经常不在校，杨伯恺便代行全面工作，致力于为党培训工农运动的骨干。

　　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省级党组织）成立，杨誾公当选为书记，冉钧为组织部部长，吴玉章为宣传部部长（周贡植代行工作），杨伯恺为教育委员，分管教育宣传工作。

　　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后，面临加强领导四川全省工作的艰巨任务。在加强对学生的培训工作的同时，也要配合各地的工作，随时将学生派出去参加组织工农运动，杨伯恺拟定学校教学提纲，组织教授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近现代史，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军阀割据残酷压迫人民、辛亥革命、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以及国民革命的任务、方针、性质、方法、步骤等专题，提高学生的革命觉悟和从事革命工作的能力，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从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到次年初改为中共四川省委，作为其中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坚定地执行中央对四川发展工农运动、支持北伐的指示，坚持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发展四川的革命形势，坚持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做斗争。他分管党的教育宣传工作，紧密配合党开展的工运、学运、农运、兵运工作，提出指导各地工作的意见，派出一批批中法大学学生到斗争的第一线去战斗，特别是他与重庆附近区县联系紧密，为推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组建农会

　　1926年1月8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切实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杨伯恺给党中央写报告说：“营山现在尚无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组织，因为可靠青年及成年多人可以立即介绍。”同柏载鹍安排好工作后，杨伯恺离开重庆、回到家乡后，便立即冒着严寒、跋山涉水，到广大农民中去，发展营山农民运动。在营山骆市乡，他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宣传革命，物色进步分子，培训农运骨干，发展共产党员。2月9日杨伯恺又向中央写了第二次报告，报告定于2月11日召开成立大会，请中央对新加入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他还表示，在最短期中，必定能够使新党员对于主义与组织有相当了解，且使其为全县的工作努力。此刻,他在营山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在骆市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按照党的主张，他亲自撰写《农民协会章程》，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踊跃参加农民协会，为求得翻身解放，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在杨伯恺的领导下，经过农会工作领导者陈同生、唐云松、郭经阶等的组织，营山各地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得到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投入大量精力,与陈同生、郭经阶等一起向各方面筹资，在骆市兴办一所鳌山模范学校，解决本乡失学儿童入学的问题。因见农村中文盲太多，又办起了一个容纳两三百个农民的夜校，旨在提高农民觉悟。杨伯恺还亲自为夜校拟写教材，他写的《打倒军阀除列强》、《农民四季歌》等夜课教材深受农民喜爱。他编写的《农民四季苦》词意新颖，语言通俗、活泼，至今还有老农民仍记忆犹新：

　　“敬请各位坐一下，听我说段真情话。静静听来细细想，长年劳累为的啥？春天来了不敢耍，牛勾子[ 四川方言，屁股。]后叱叱叱。若是一锄未挖到，明天又去挖挖挖。倘若十天雨不下，扛起水车到处刮。水儿刮得干干净，一心只为救庄稼。刮钱老爷在做啥？水阁凉亭逗娃娃。太太小姐同坐下，摇风打扇弹琵琶。还要吃点咖啡茶，每天只把麻将打。夏天到了令人怕，周身晒得像锅巴。薅秧扯草忙得啥，又要栽苕[ 四川方言，红薯。]耘芝麻。立秋过后天气大，家家要把谷子打。打谷太阳像火热，周身皮肤晒得裂。租子交得干干净，自己颗粒也没得。冬天来了也未歇，到头仍为饥寒迫。”

　　他在《中国女子真可怜》一首诗歌中写道：“中国女子真可怜，天天都来把足缠。脚板缠个小尖尖，少小女孩哭喊天。出门都要人来牵，不牵就要打偏偏，走起路来真难看。头上梳个螺丝转，梳一次头要半天，耳朵还要穿个眼。有些女子讲打扮，涂脂抹粉耗时间。有些想把凤冠戴，坐起花轿才体面。一旦嫁了真可怜，每天眼泪都哭干。粗活细活全得干，丈夫打骂不敢言。初到婆家真下贱，行坐不敢在人前。凡是女子听我劝，不枉世上走一转。男女平等新规矩，齐心协力反封建。”

　　后来，农民们争先恐后地参加夜校学习，晚间，村村院院都是琅琅书声。很快，杨伯恺所领导的营山农民运动就形成了浩大声势。农协会成员特别精神地指着地主、土豪劣绅说：“你们还敢欺压我们么？我们一定要算你们的账！”地主、士绅只得低下头说：“不敢！不敢！”农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活动更加广泛。腊月三十晚上，各农协会成员以贴拜年帖子的名义，在那些官吏、地主、士绅的大门上贴满了“打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穷人们要翻身要解放！”等标语口号，震惊了地主士绅，慌乱了反动当局。为减轻农民赋税，杨伯恺组织农会发表了《为减免田赋征税告全县农民书》，号召农民联合起来，为取消重税苛捐而奋斗。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由此激发了营山农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当年英帝国主义炮击万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他领导农协会发表了声援万县人民、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抗议书。5000多名农会成员齐集县城示威游行，召开大会，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要求英国一切舰船退出川江，赔偿万县人民一切损失，呼吁断绝同英国的外交关系。营山农协会的这次反帝爱国活动，展现了组织起来的营山农民的强大力量。营山农运声势之大震惊全川，并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肯定。杨伯恺寒假结束回校后，农会工作由他的老父亲杨光普领导。到第二年春节时，全县共建区农会22个，分农会64个，会员增至万人左右。杨闇公称赞“营山农民运动为全省之冠”。从此，营山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开始绵延革命的不熄火种……

　　支援北伐

　　在担任中共重庆地委、中共四川省委期间，杨伯恺全身心投入组织发展四川工农运动的工作，凭着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极强的工作能力，协同省委其他领导，不畏困难，深入群众，艰辛工作，发展了四川的革命形势，有力地支援了北伐。

　　1927年春，北伐军攻占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竟明目张胆干涉中国革命，3月24日，唆使其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悍然炮轰南京城，伤亡我军民两千余人。消息传到重庆，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与国民党左派负责人商定，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市民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血腥罪行。

　　在重庆地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明争暗斗早就日益尖锐。反动派听说革命者要开会抗议帝国主义，就趁机造谣说共产党要搞暴动、杀洋人、毁教堂，为其镇压革命群众制造借口。

　　3月30日，刘湘派人警告杨誾公，要他取消大会，否则难保安全。杨伯恺立即加以严词拒绝，表示大会一定如期举行。

　　翌日，杨伯恺和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同志、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左派）负责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杨闇公、冉钧、漆树棻等，都提前到会。漆树棻刚刚宣布大会开始，突然听到几响枪声，一帮混在群众中的暴徒立刻掏出铁棍、钢刀、手枪，大肆行凶。一阵乱打乱杀，当场抓走百余人，死伤者不计其数，漆树棻当场壮烈牺牲。

　　杨伯恺正随众人跑出会场时，一个叫肖治安的国民党右派向暴徒指点：“这是中法学校的杨道融”。暴徒立即举起手枪向杨伯恺射击，杨伯恺头部顿时鲜血直流，幸亏一位穿制服的军官挡住暴徒说：“这是我们的教官，不许乱打！”将他送出通远门，才免于一难。惨案前，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下毒手的学生恳求杨伯恺不要去参加会议，以免出事，而他却坚定地说：“我是学生们的领导，怎能临阵脱逃，无论有多大危险，我也要去参加！”

　　混乱中，杨伯恺头部被击伤但幸免于难。虎口逃生的杨伯恺，在重庆已无法工作，党组织命他转移到武汉，他在武汉会见曾在上海结识的江子能，故友重逢，悲喜交集。江子能遂邀杨伯恺到血花剧社，为北伐军同志讲“三·三一惨案”实况，听者无不发指。由党组织安排杨伯恺在湖北第二中学教书。后来，他与河南信阳第二师范女同学危淑元结婚，随即一道去上海，执教于招商公学。

　　那时，由泰东书局、世界书局、招商公学的党员组成文化支部，由上海沪东区委领导，杨伯恺任支部书记。1928年，任白戈到上海，杨伯恺为他接上组织关系，编在文化支部进行党的地下活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党的指导思想“左”倾，每逢什么节日，都要举行所谓“飞行集会”，国民党当局掌握了这个活动规律，每次都趁机大肆抓人，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杨伯恺很不赞同这种做法，多次向党组织提出意见，但都得不到采纳。

　　1929年春，杨伯恺拒绝再参加“飞行集会”，竟被“左”得头脑发热的领导人割断了组织关系。经受过严峻斗争考验的杨伯恺，并没有因此消沉褪色，放弃革命，而是一如既往，与党内同志保持亲密关系。如当时在军委工作的刘子华，每次遇到危险，杨伯恺都让他到自己家里躲避。

　　筹建“辛垦”

　　为了传播思想的种子，发展进步文化阵地，抵御“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1929年，杨伯恺着力于研究与宣传革命理论，呼唤革命同志要学习马列著作，要运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办书店的事最先是由杨伯恺、葛乔、任白戈、王义林一起酝酿并提出来的。

　　那是1929 年秋末的一天，他们来到德恩里13号，非常热心地向沙汀谈起了这件事。谈得最多的是葛乔，他对在上海办书店的情况了解得最多。他介绍了大同书铺、南强书店等小书店的经营情况，提出了办店的设想，讲得头头是道。当时上海有不少名人物，李达、林伯修等，都在热心经营书店，出版马列主义译著。提出办店的葛乔、任白戈、王义林又都是有组织关系的人，任白戈的理论水平、葛乔的经营才干，也是不用怀疑的。同他们一起办个书店，一来可以传播革命理论，二来自己出书也方便，三来也便于以后独立谋生。所以沙汀当即表示完全赞成。

　　这以后，他们便相约去招商公学会见杨伯恺。在这几个青年中，杨伯恺俨然是师长。杨伯恺深感加强革命理论宣传的必要，对创办书店十分热心。他听大家谈了自己的想法以后，当即拍板，拿出说干就干的样子。他的年资比所有人高，比沙汀年长整整 10 岁，又是任白戈、王义林的老师，很自然地受到尊重，形成他说了就算的局势。他给沙汀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认真，庄重敬畏。

　　此后，杨伯恺又找大家商量过两次。这年年底，他应成都大学张澜的聘请回四川教书，在离开上海前夕，同大家一起确定了办书店的许多事项。

　　经葛乔提议，大家讨论通过，书店店名定为 “辛垦书店”。 “辛垦”是英语 “思想”的音译。按汉语又有辛勤垦殖的意思。

　　办店的宗旨未拟成条文，但一致的想法是以出版革命理论译著为主。拟议出版的第一批书有杨伯恺翻译的法文版列宁的 《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财产的起源与进化》（《经济决定论》），任白戈翻译的 日语版《依里奇的辩证法》，王义林选译的文艺短论，包括青野季吉、臧原惟人的文章，葛乔翻译的日文版苏联沃尔加的 《 1928 年世界经济》。沙汀没有提出翻译计划，他的英语蹩脚，日语刚刚起步。后来他从刊物上看到周扬翻译的果尔德的一个短篇小说，遂向周扬约了《果尔德短篇小说集》译稿。

　　办店的经费，按照当时同人书店的做法，由筹办的人入股和募股。杨伯恺、任白戈各认了股金二三百元，还表示要在招商公学募股。杨伯恺答应回四川后大力募股。葛乔、王义林认了股份，但没有交款，后来用版费抵交。沙汀一次就认了 1000 元，并随即交出了一部分现金，还满有信心地表示要向舅父郑慕周募股。大家对沙汀的慷慨和热心极表赞赏。由于对郑慕周捐资办学、办图书馆的事迹早有风闻，大家相信沙汀募股也不成问题。在确定董事长时，就一致推举沙汀。沙汀当然难乎为情，无论年资、译著，还是经营才干，他都不算首领，仅仅因为他出的钱多些。

　　书店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杨伯恺走后，葛乔担任了事实上的经理。他年轻肯干，主意也多，租赁店铺、购置用具、联系印刷、与纸商洽谈，里里外外他都是一把手。大家也密切合作，任劳任怨。书店没有明确分工，每个人既是店主又是店员，既是编审又是编辑。店址选择在书店林立的北四川路北四川里的一幢楼下的前后弄堂。店铺一经租定，几种要出的书便分别交付印刷。 “辛垦”的鲜花，就在几位同仁的辛勤浇灌下含苞待放。

　　正在书店出书的时候，叶青闯进来了。那是1930年学校暑假期间，杨伯恺来上海接家眷去成都。他向书店的同仁们问了一些情况以后，告诉大家，青锋（后更名叶青）即将来上海，为书店译书。他接着点明：青锋即任卓宣。一听说是任卓宣，知道其人的任白戈、葛乔、王义林当即表示反对。沙汀在问明这个叛徒的底细后，也说这怎么行呢！杨伯恺无可奈何地向大家说，这件事省委已经同意了（1963 年，沙汀在上海见到曾在四川做过地下工作的陈同生，问及此事。陈同生说有这件事，这是当时四川省委的一个错误）。这样一来，大家就只得勉强答应。但一致提出，叶青来书店后，不能有政治活动，不能抛头露面。

　　这年初冬，叶青来了。他到沙汀、葛乔、王义林住地同大家见面，任白戈也从招商公学赶来会见。因为都很陌生，又有成见，大家都很少说话，叶青却无所顾忌地侃侃而谈。他并不讳言在长沙被捕的事，但竭力为自己开脱。他说他被捕两次，第一次被判枪决，可是没有打中要害，让群众送医救治好了，第二次完全是由于党组织的人不听劝阻，非要用他的住处做联络工作不可。不过这些事都已过去了，现在他再也不搞政治了，只想埋头搞点翻译、写点东西，为革命做些实事。他的脸色苍白，但说话很有精神，语言也流畅，只是有点迂腐，有点市侩气。大家请他吃了午饭，他一再要付钱，还要一分一厘地计较零头。他还带来一位助手，名叫周绍章，南充人，成都大学学生，为他抄写稿件，料理生活事务。他初来时，倒还老实，埋头译著，从不露面。工作上很认真，生活上闹点笑话，例如为省时间、省煤油，常常叫肉与饭一锅煮，使得他的助手叫苦不迭。但没有多久，就露出了本相。他叫别的人把稿件都交他校订，俨然总编辑的样子。对葛乔、任白戈、王义林、沙汀，他通通不看在眼里，随意指手画脚。

　　这些时候，沙汀回了一趟安县。一是为了募股，二是为了接玉颀。路过成都时，杨伯恺约他以书店董事长的身份会见了车耀先、皮仲和、刘伯庄。车耀先早闻其名，当时正在经营“努力餐”餐馆 ，并与人合伙办书店。皮仲和在成都大学读书，是一个富有的地主子弟。刘伯庄与叶青熟识，也曾赴法勤工俭学。经过沙汀做工作，前两人后来都成了书店的股东。杨伯恺还同沙汀一起去见了川军旅长陈离。他对这位将军的开明和进步早有所风闻，见面后，比预想的还慷慨，很有气派地说：“好嘛，要入股吗？给我个计划就行！”当沙汀提到郑慕周时，他还很不以为然地笑着说：“他，能出多少股？”

　　当时已临近新年，杨伯恺已向陈离交了书面计划，收拾行装回老家营山县过年。沙汀募股失败，当沙汀向书店的同仁述及募股的经过与失败，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此时，他们已从杨伯恺的信中知道陈离将大力支持书店。不多久，果然杨伯恺汇来一大笔钱，说是陈离的股金，而且陈离还将继续投资。

　　书店的资金雄厚了，出版的第一批书销路也很不错。书店的同仁们为此兴奋不已，打包的打包，跑邮局的跑邮局。最辛苦的当然是葛乔。后来才请来名叫廖志明的店员，作他的助手。书店除了交付房租，没有其他行政开支，工作人员也没有薪水，对廖志明也只供给食宿，大家谁也没有计较这些。

　　不幸的是，在这项有意义的事业方兴未艾的时候，内部的裂痕也在加大。唯我独尊的叶青，经常以杨伯恺在信中怎么怎么嘱咐为由，与其他人闹摩擦，特别是排挤葛乔。1931年暑假，杨伯恺辞去教职，前来主持书店工作以后，他更是利用这位长者的厚道，投机钻营，争权夺利。

　　一是在用人问题上。不知何时开始，店里忽然有两个人混迹其间。

　　一个是刘伯庄，一个是任曙。大家知道了两人都是声名狼藉的“取消派”人物，纷纷提出质疑。叶青却与他们纠集在一起。任白戈、沙汀问及叶青，叶青便搪塞说，刘伯庄已没有任何政治活动，一直潜心于从法文译介马列主义著作，任曙也是他很了解的人，正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其实这两个人与他私交很深，气味相投。

　　不久，刘伯庄交出一本《物质论》要求出版。同仁们认为这并非译著，而是著作，不符合办店初衷。任白戈、沙汀还担心其中塞进什么“私货”。叶青为其辩解说，刘伯庄的法文已经生疏，不得已改而从事著述，这本哲学著作还有不少独到见解。由于他一再向杨伯恺游说，而杨伯恺鉴于刘伯庄生活困难，也就不顾书店宗旨，同意出版。

　　任曙则经常大耍无赖。他的老婆因不堪虐待，跟中央社的一个头头私奔。他既不敢追究，又不甘忍气吞声，终日借酒浇愁、大发酒疯。时而痛不欲生，时而满口秽语，披露夫妻生活中的隐私和党内个别负责人私生活混乱的秘闻，把一个书店闹得乌烟瘴气。他要求出版的小册子《中国农业问题》，歪曲中国农业现状，认为中国农业比之大革命前已有好转，农民生活也有好的趋势。言下之意，即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均没有必要。对这一谬论，任白戈、沙汀毫不含糊加以反对，可是叶青却企图调和。幸好杨伯恺坚持书店暂不出版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经济读物，没有同意印行。

　　二是在建设理论队伍问题上。杨伯恺来上海主持书店工作时，向大家宣布，他有一个大计划：从四川搞一批青年来从事理论翻译和研究，从而造就一支理论队伍。书店可以用预支版费和稿费的名义，按月付给一定的生活费，将来出书后扣除。沙汀、任白戈、葛乔、王义林都认为此事要慎重。书店究竟能拿出多少钱？将来拿不出译著怎么办？究竟找些什么人来？政治上谁负责？善于钻营的叶青却力排众议，支持杨伯恺，大家看出来，杨伯恺本是一番好意，同他们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但叶青显然是骗取信任，便于以后拉自己的人马。谁知杨伯恺竟觉得叶青能理解他的意图，而其他人都很狭隘。实际上，杨伯恺来上海时，已带来刘元圃、丁遥诗两个人，叫书店每月支付生活费。以后，他又陆续叫来一些人，有谭辅之、王宜昌、张默生等。久而久之，大家也再没有抱什么成见，还鼓励这些青年好好学习和工作。可是叶青却肯下功夫。凡与他意见不合的，就遭到他排斥，凡听从他使唤的都塞进书店。如经常发表文章的、原民力大学的高材生王宜昌，不到一个月就被排挤走了，而原在南充一所中学教书的张慕韩因与叶青自幼熟识，叶青千方百计将他调来接替葛乔任经理。书店的人员复杂化以后，搬弄是非的事也就多了，杨伯恺与任白戈、沙汀的隔阂也逐渐加深。

　　三是创办《二十世纪》问题。杨伯恺来上海之前，叶青就与他在书信往来中就创办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刊物《二十世纪》交换过意见。杨伯恺来后，正式向大家提出了办刊的计划。几个年青人都担心：这不免又违背办书店的宗旨，介入现实政治问题，尤其在有叶青这类人物的情况下，牵涉政治问题必然引起许多麻烦。叶青又 “舌战群儒”，说可以办成一个 “纯理论”的刊物。青年们认为这是一种 “神话”，他却说可以创造这样一种 “神话”。对办刊的经费，大家也不免担心，杨怕恺却说，这不成为问题，陈离会大力资助。大家认为这次争论仍然是工作上不可避免的分歧。但叶青却蓄意制造杨伯恺与青年们的鸿沟。本来按照大家的意见，由沙汀担任刊物的发行人。可是当他还在为稿件、经费问题操心时，叶青早把编辑、出版权揽走了。《二十世纪》接连出版两期都用了杨朝熙的名义，刊登了一些什么样的稿件，沙汀一点也不知道。

　　辛垦书店没有兴盛多久，五位发起人开始分裂：最先是葛乔退出书店，这个第一发起人早就感到在店里没有地位。他募股没有成效，出书也少，腰杆不硬。叶青揽权后，更觉得许多事做不了主，以致无事可做。他暗中同北京的同学筹划另组书店，被疑心与那里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往来，又被怀疑干扰任白戈和邬一先的恋爱，终致同任白戈大吵大闹，于1932年夏天离开了书店。他走后不久，经常与他形影不离的王义林也退出了书店。沙汀同情葛乔，认为他为开创 “辛垦”出力最多，自己仅仅出版了一本译著，没有领半文钱的薪水。接替他的张慕韩坐享其成，一接手就公然给自己发薪加薪。后来沙汀得知他在北京与托派混在一起，才表示鄙弃。至于王义林，在沙汀心目中不过是一个庸俗低能的人，此人后来与叶青的妹妹结婚，走向了堕落。

　　杨伯恺很热心地邀请艾芜加入“辛垦”。沙汀劝艾芜说：“不要去了，‘辛垦’闹分裂了。”后来葛乔退出书店后，任白戈和沙汀已同书店若即若离。一天，他们到书店闲坐，忽然听杨伯恺说，鉴于当局查禁书刊、查封书店，雇用暴徒捣毁书店，为保住“辛垦”，准备叫叶青去南京拉拉关系。还说这是叶青的建议，他与那里的周佛海在北伐时就认识。任白戈、沙汀听了十分惊愕，连忙说无论如何不能用这种办法，杨伯恺见状，赶紧把话题转到一边去。任白戈、沙汀以为这不过是杨伯恺一时的念头，就没有记在心上。谁知没过多久，任白戈就从张慕韩那里得知，当时有名的文化特务朱其华到书店找过叶青，而叶青又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张慕韩得意地说：“现在放心了，书店不会出问题了。”耿直的任白戈听了，几乎肺都气炸了。他立即找到沙汀：“罢了，赶紧脱离 ‘辛垦’！”过了两天，他们便去向杨伯恺提出退出 “辛垦”。两人没有点穿与南京拉关系的事，只是强调不愿与叶青共事。杨伯恺十分着急，一再劝他们留下，还建议沙汀任书店的经理，并且同叶青当面谈谈。沙汀没有答应任什么经理，但表示可以同叶青见见面。好心的杨伯恺，陪同沙汀去与叶青会谈。叶青来上海已大捞了一把，住上了有一个单元的弄堂房子。一楼一底，宽敞舒适。室内床铺桌椅，一应俱全，这哪里是沙汀的斗室蜗居所能相比的。他除雇用周绍章作助手，还把一个兄弟和一个20来岁的妹妹也接来侍候生活起居。沙汀和杨伯恺上得楼房，叶青恭迎接待。当杨伯恺谈到沙汀打算离开书店时，叶青立即表示挽留，显得比杨伯恺还要热情。

　　叶青把 “辛垦”的前途吹嘘了一番，他说：“在上海滩，北新书店要算最大的了，可是 ‘北新’算什么？我们 ‘辛垦’将来一定会超过它！”

　　从来不大沉得住气的沙汀打断他的话：“这些不说了！我想问问你到南京去是怎么一回事？”

　　叶青说：“是去过呀。”

　　沙汀又问：“是怎么一回事？”

　　叶青说：“啊，你是问去做什么？”他又凭着他那很不错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叙述去南京的目的和经过。说是南京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是中央政治大学文史系的高材生，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他们之间已通过几次信，彼此都很想有机会面晤。他这次去就是同情人约会，双方已约定在女方毕业时就 “花好月圆”。他说：“我们之间的通信，那真是心灵撞击的美妙乐章。结婚以后，我们准备将所有的信汇集拢来，像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一样，结婚的费用也解决了……”

　　沙汀再也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他陡地站起来说：“好了！你这个恋爱最划得来！人也搞到了，钱也搞到了！”他的语气带着明显的轻蔑，这是他习惯的语言方式。

　　叶青顿时语塞。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只见沙汀已快步下楼了。杨伯恺连忙上前相劝，但没有任何用处。叶青的弟弟也打招呼：“唉，就要吃饭啦！”也没有留住客人。

　　沙汀、任白戈退出了 “辛垦”。此时，他们已站到 “左联”的旗帜下了。“辛垦”书店的发起人陆续退出，只有杨伯恺一人勉强撑持。上海 “八·一三”事变后，叶青公开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杨伯恺与他彻底决裂，书店也就关门了。“辛垦”开办的几年内，一共出版过几十部译著，在当时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与其他进步书店一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沙汀始终钦佩杨伯恺那种长者之风。每当同仁们发生争执时，杨伯恺总是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问题非常简单，要拿出东西来啊！”当任白戈流露离心倾向时，他也总是说：“认真坐下来读书和研究嘛，不要出一本《伊里奇的辩证法》就满足了！”杨怕恺的这些劝导，始终成为沙汀动情的追忆。杨伯恺自己呢，也确曾踏踏实实做过翻译、研究工作。短短几年时间，他花费不少精力，潜心翻译出版了多部哲学名著，如：荷尔巴赫的《自然之体系》，恭第纳克的《认识起源论》，赫尔维修的《精神论》，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思想集》，德尼斯·第德诺的《哲学原理》以及《哲学道德集》《学说与格言》《财产之起源与进化》《思想起源论》等。这些作品，促进人们去思考中国的未来，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名为《二十世纪》的期刊。

　　宣传抗战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逼近南京。淞沪会战一开始，杨伯恺就亲临前线慰问奋起抗日的爱国将士。上海失守后，他去到南京中共中央八路军办事处面会叶剑英，接受了做川军统战工作的任务。11月，他与陈同生一道去山西洪洞县，通过同乡好友、时任邓锡侯秘书长的张雪岩，会见了出川抗日的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表达了他对时局的针砭以及我党坚持抗日的主张，在了解到共产党人坚持抗日的真诚愿望后，邓锡侯当即表示愿意摒弃前嫌，与八路军联合抗日。此后，他由西安去临潼，见到了周恩来、林伯渠同志，接受了回川的工作指示。

　　1938年初，他回到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的罗世文、张曙时及车耀先、张秀熟、田一平等一起，为坚持抗战而共同战斗，此间被聘为成都协进中学教务长。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的主张，发动师生踊跃投入抗日运动。他引导学生、青年读《新华日报》《国难三日刊》《星芒报》《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大批学生毅然投身革命，奔赴延安。协进中学被誉为“陕北公学第二”。反动当局向他警告，逼迫他辞去教务长。其后他在担任《华西日报》主笔期间，专为该报撰写社论，根据党的政策，呼吁团结抗战。篇篇社论和文章，无不催人拿出勇气投入抗战。他在发表的《世界大战的新阶段》《现有战局下我们的难关与出路》等文章中指出：“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力量得到加强，世界大战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必须抓住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使国际的和国内的团结空前坚实，才能有效地击溃人类最凶恶的公敌”；同时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主张，指出“进步、团结、抗战是全国一致的心声，是中国出生入死的唯一法门，任何倒行逆施都不能阻碍伟大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道路。”杨伯恺所写文章义正辞严，深受国统区人民青睐。他在把握办报方向上，紧密配合《新华日报》进行宣传，使报纸贴近人们心声。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特派陈白尘、潘梓年到《华西日报》社，与他共同研究，把报纸办得更有人民性、更有抗战特色。

　　在抗战末期，他坚决支持国内民主呼声，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要求蒋介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1943年9月，以抓住国民党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机会，他连续发表社论，就政治民主建设，提出了一套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主张，揭露批判蒋介石所谓战时不能奢谈民主的谎言，抨击国民党御用文人诬蔑人民是“蠢蠢天生的群氓”“无羁野马”“有碍民主宪政实施”的谬论。他为《华西日报》写的《民主洪流不能遏止》《怎样实现民主》等文章，像利剑投向反动统治，呐喊出了人民的声音；为争取民主朝夕战斗，以鲜明的个性，仗义执言，毫不含糊，正气凛然，用犀利的笔锋，先后写出了《民主的理论与现实性》《实现民主的实际工作》《论民主团结方式》《由民主与团结展开新局而》《民主一与民权》《扫除团结的障碍》等上百篇社论和文章，鼓舞国统区人民坚持为民主而战。反动当局对此大为惊慌，对他这位坚强民主斗士更为恼恨，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民主政团同盟张致和时，关切地问到杨伯恺，并赞扬他写的社论和文章。

　　1944年，杨伯恺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四川民盟宣传部部长。这更有利于他在国统区为党从事统战工作。1945年4月，他亲自起草的由成都120人署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在《华西日报》公开发表，呼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的统治，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反动当局对此极为恼怒，经常派“新闻人员”到《华西日报》捣乱，并提出指控。大肆“枪毙”代表民意的文章，使报纸来不及更换，常常开着大大小小的“天窗”。国民党政府展露出了流氓行径：公然查封了《华西日报》，一批特务进到印刷厂毒打工人，砸烂了印刷机。

　　1946年4月，他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与漆鲁鱼、田一平、李相符4人组成文化小组，负责成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本着顺乎民意、为民说话的宗旨，他又筹办了《民众时报》，请张澜出任社长，自己任总经理兼主笔。该报的风格是敢于为人民讲话，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鼓舞了各界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成都沉闷的政治空气。然而报刊不到3月便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并同时对他提出警告，他随后暂避居成都乡间。此时，邓颖超同志特地到家看望他，并转达了周恩来同志对成都工作的意见。因此他更加坚定地担负起成都及四川的民主运动及统战工作，为实现中国真正的民主自由，走向光辉的明天而继续战斗。后来《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并被禁止一切宣传活动，扣押了9名记者和负责人。他和田一平等通过各种关系四处奔走，甚至直接面见省长，讲明实现国共合作要见于行动，讲明此事件的严重后果。经过据理斗争，《新华日报》的9位同志获释，顺利转回延安。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暗杀主张和平民主的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教授的卑劣行径引起他的无比愤怒，因此无惧当局，与田一平主持了在成都召开的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当局制造这一血腥惨案的罪行，要求公布内幕、惩办凶手，使国民党政权四面楚歌，受到人民反对。在恐怖的独裁统治之下，他早已成为反动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狱中斗争

　　1947年6月1日，这一天，天空中云层积聚，遮挡了夏日里耀眼的光芒，阴沉沉的，堵得难受，凝重的空气在一呼一吸之间流淌。特务的魔爪伸向了杨伯恺同志，杨伯恺在成都被反动当局抓捕，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宁静的天空……

　　杨伯恺以重要政治犯的身份被囚禁于成都将军衙门监狱。那是一个既阴暗又潮湿的地方。当蛮横的特务第一次对他审讯时，他横眉冷对，坦言自己作为教授、学者、中国人、民主战士做的是于国于民有益之事，光明磊落。坚定的政治信仰支持着他面对反动派的刑讯逼供，以大无畏地姿态审视生与死、奉献与回报、光明与黑暗。以下是他在将军衙门受审时正义与邪恶殊死较量的一段真实再现。

　　第二囚室：

　　问：“你知道你的身份吗？”

　　答：“我是教授、学者、中国人、民主战士！”

　　问：“我想你应该明白你干的一切活动。”

　　答：“我的活动，你去问成都人、四川人，他们都知道。”

　　问：“你是在我们这里，你知道你的处境吗？”

　　答：“我知道，我的处境与外界人民大众是联系在一起的！”

　　特务未动声色，继续审问。

　　问：“我们是想，你应该把你的问题说清楚。”

　　答：“我也想过，我的问题是清楚的，不然怎么到你们这儿来！”

　　特务凶相毕露，提高了嗓门。

　　问：“不要扯宽了，你应该知罪，把你的组织交出来。”

　　此时杨伯恺已按捺不住胸中怒火，大声相对：“国民党拿三民主义作招牌，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残酷政策，剥夺人民民主权利，人民遭受涂炭，知罪者应是你们，我杨伯恺何罪之有！”

　　这就是杨伯恺在将军衙门受审时反审审判者的一段真实故事。

　　狱警知道杨伯恺在成都很有声望，不好欺，特务每次叫他写交代，都称他杨先生：“你还是把问题写清楚”，可特务从没得到一字半文。

　　杨伯恺说话声音洪亮，不畏狱警凶暴，常在牢房大声指斥当局，揭露国民党丑行，大讲人民必将胜利。特务在窗外吼叫、干涉、不准议论，杨伯恺怒斥道：“你们吼什么？人有嘴怎么不说话！”狱警只有任他去讲。

　　特务为了从杨伯恺身上捞到“重型材料”，急不可耐，喝令带着脚镣手铐的杨伯恺进入审讯室。特务们不由分说便上前一顿毒打，杨伯恺遍体是伤，口吐鲜血，已不能动弹。特务说：“你今天不交出你的组织，交代你的罪行，就把你弄去枪毙！”杨伯恺无所畏惧，大声怒骂：“你们这些非人养的东西！你们对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施酷刑，你们知罪么！”杨伯恺不能行走，被抬回了牢房。特务依然没有捞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杨伯恺是最受川中各界人士尊重、反对内战争取实现民主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在全国一片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斗争中，成都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当局释放杨伯恺。特务机关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诺释放，但又假惺惺地对杨伯恺说：“杨先生，只要你简单地写个悔过书，办个手续，就可以出去。”杨伯恺一下将特务拿来的纸扯得粉碎，说：“我有什么过可悔，我有什么可写！”接着拍案而起，正言厉色：“放不放由你，我决不祈求！”特务们极为尴尬。

　　在严刑拷打面前，杨伯恺是个英雄，大义凛然、浩气长存，也是个壮士，敢于牺牲，直面罪恶的灵魂。他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使敌人胆怯，让民众爱戴！

　　杨伯恺爱憎分明，他与狱中难友情同手足。成都各界人士探望，送进去的食品、用品，他常分给难友一起享用；他爱人危淑元送去的可口食品，他也让难友们一起尝尝。一个难友穿得很单薄，他将自己的领褂脱给这位难友穿。

　　杨伯恺对人生对未来充满自信和乐观。他常常绘声绘色地向难友讲述，反动派被埋葬的日子，人民真正当家的时刻，全中国成了红彤彤的世界，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世界啊！

　　杨伯恺不愧被称为狱中难友的精神支柱。一个叫毛英才的女大学生，特务叫她写份悔过书就放她出去，可她受到杨伯恺的启迪和鼓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特务愤怒地说：“我有啥写的！”

　　杨伯恺正气凛然，为人善良。一些狱警受他的精神感染，觉得他是一个真正正直的人，对他表示亲善，悄悄给他送报刊、转送信件。有两个年轻的狱警，还悄悄地跟他学文化、学法语。

　　杨伯恺在狱中充满活力，尽管已年过半百，但读书效率仍很高。他的爱人危淑元按他的要求，把一墩墩书通过关系送到他手上，他便孜孜不倦地读起来，加上批语，注上符号。他还抓紧时间复习法文，研究世界史。准备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一部新的《世界史》，让人们都了解世界，去研究世界、创造未来 。

　　杨伯恺在狱中得到党多次营救他的消息，表示非常感谢党、感谢同志们。他时刻心念外面时局的发展，心念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1949年11月28日，他收到东西，在给爱人的回条中写道：“收到钢洋两块、奶粉一包，我们快见面了，光明即将来临！”他对爱人、女儿一往情深，对革命充满无限的信心。

　　可是，就在这便条写出后的第6天，这天阴风习习，大地泣血。深夜，一群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鬼鬼祟祟溜进了关押杨伯恺等人的牢房，准备实施他们的阴谋。全国解放在即，国民党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哆嗦这股子力量，这股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革命力量。英雄的浩然正气震慑了他们的淫威，让他们狗急跳墙，在成都解放前的24个昼夜，他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秘密杀戮，将杨伯恺等32位革命者暗杀于成都十二桥，杨伯恺牺牲时仅56岁。

　　前有屈原投江，荆轲刺秦，岳武穆饮恨风波亭，谭嗣同喋血菜市口……他们慷慨赴死，动人心魄！后有杨伯恺牺牲十二桥，堪称悲壮！悲壮是一道风景，但不是小桥流水，而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它使人的心弦在荒寂中受到震撼，使人的情怀在残缺中得以升华。悲壮又是一种力量，但不是球场竞技、拳坛角逐，而是心灵携带的一阵疾风，灵魂孕育的一声惊雷，令一切卑琐在它面前颤抖，令一切苟且在它面前逃遁。

　　1950年1月3日，杨伯恺烈士遇难后的遗体，被成都军管会迁葬于成都市文化公园！

　　雨果说：“无论什么都不能从世界编年史上抹去用剑刻下的英名。

　　杨伯恺为革命英勇奋斗终生，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离开十二桥烈士纪念碑，我们的心绪还久久萦绕着一个个英名。“杨伯恺，烈士，原名杨洵，男，四川营山人，中共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抗战爆发后，在川从事党的上层抗战工作，并为进步报刊撰写文章，宣传民主，抨击时政。1944年，被选为民盟中委，1946年，参与成都地区的文化工作小组活动，1947年6月2日被捕。”碑文铭刻，人民永念！烈士的英名长存于人间，昭示着人世间的浩然正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转换为人性的真、善、美的化身，“大义凛然民族气，泼血如水爱国情”；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道，“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我以我血荐轩辕”。

　　浩气长存

　　死者如斯，生者长已矣。我们的心，穿越了时空的距离，超越了历史的界限，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解读这个英雄的名字——杨伯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革命英烈，浩气长存！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营山县委、县政府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特在县城近郊建立了杨伯恺衣冠冢和骆市革命陵园。

　　为了继续发扬老一辈和先烈的遗志，为了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为了弘扬先烈精神，倍加珍惜今天安定团结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认真工作，自觉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为了建设和谐营山而做出贡献，为了由衷表达对先烈的大敬意！我们营山民盟总支一行，头顶炎炎烈日，身迎仆仆风尘，满怀殷殷崇敬，径直来到了红色革命根据地——营山县骆市陵园。

　　骆市陵园，坐落在距县城12公里的骆市镇，世事沧桑，几经沉浮，经过近百年的艰辛与努力，有着“革命摇篮”之称的骆市镇，如今已成为省级试点小城镇之一。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勤劳朴实的骆市人，让这个小镇提前迎来了小康的春天。幸福与祥和、收获与喜悦荡在人们的脸上，漾在人们的心里。

　　是啊！展望今天的和平，回望昨日的坎坷。驻足于这个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古镇，我们不得不慨叹，岁月太匆匆！但时间的流逝，阻挡不了人们缅怀先烈的激情！拾阶而上，直达陵园：整个园子，依山傍水，一片葱绿，桂花飘香，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烈士墓前，青草依依，肃穆庄严，杨伯恺、柏载鹍、杨光普、杨绍怀等八位烈士在此长眠，墓碑上镌刻着他们不朽的功绩。拾起那份凝重的敬仰，久久的伫立。穿越时空，缅怀先烈，领悟英雄的伟大与悲壮 ！

　　在这片红土地上，修建而成的骆市陵园，占地92亩，馆舍面积500余平方米。历史陈列室坐落陵园绿树丛中，圆柱红墙，砖混建筑，设计精美，古朴典雅，酷似古代一殿堂，室内陈列着大量革命遗物、图片及文字资料。展厅的第一部分，陈列着杨伯恺、柏载鹍的史迹资料，包括他们用过的皮箱、蚊帐、棉絮、大衣、书信，发表的重要文章、出刊的书籍及他们的事迹介绍。展厅的第二部分展示红军解放骆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展厅的第三部分展示“中秋起义”这一革命斗争事件，广大地下党员、武装战士、革命群众，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事迹。

　　缅怀阁碑廊屹立在陵园的中心。缅怀阁壁上排列着骆市一千多名红军和先烈的英名。缅怀阁碑廊，矗立着红九军政治部刻的二十多块石碑。这些碑刻反映了当时骆市人民的反压迫、反剥削、反帝反封建、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

　　紧靠陵园的梓潼庙是昔日骆市地下党活动的地方。顺着林荫道石梯登上梓潼庙，向南远眺便是风景秀丽的龙王寨，向北则是营山十景之一的景阳山。俯瞰骆市坝区，碧绿田野、茂林修竹、小河环绕，似乎也同人们一样，在祭奠烈士英魂！庙内石刻约200尊，千姿百态、横生妙趣。好像在诉说烈士的传奇！

　　是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值得留恋的呢？佛陀从地上抓起一把土，问弟子：“我手中的土多，还是地上的土多呢？”弟子的回答当然不言而喻。于是佛陀很感慨地说：放眼尘世，人山人海，而获得人身的概率却微乎其微，如同我伸手从地上抓起的一把土。

　　然而，面对死亡，烈士却是那样的坦然！

　　秋风呢喃，英魂不朽！

　　一条弯弯的小路，用鲜血铺垫昨天与今天。革命英烈——是在用生命书写历史与未来；是在用平凡而伟大的人生信念支撑风雨飘摇的华夏；是在用苦难、意志、希望和信念的力量铸就东方的辉煌；是在以崇高忠诚执着和无私的精神，构筑不落的太阳。

　　蜡之光是烛的信念。

　　蝶之梦是蛹的信念。

　　脊之梁是人的信念。

　　烈士英魂——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闪亮并照耀着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把目光“聚焦”于革命烈士吧！！

　　大江流日月 ，岁月代古今。

　　是的，岁月磨砺了守卫的坚毅，江河流淌了英雄的青春。人生只有“单程”，青春不能“复印”，生命不会“复返”。但是，花虽谢，灿烂的果实在枝头；水流走，润泽的欢笑在人间；鸟飞过，翅膀划下幸福的轨迹。

　　烈士去了，历史铭记了那被血染的岁月！

　　烈士去了，但点燃了幸福与和平的霞光！

　　烈士去了，留给了后世不朽的信念！

　　烈士去了，苍天、明月、大地见证了奉献的飒爽英姿！

　　岁月铭记，革命英烈，绥山骄子！红土地上永远的丰碑——杨伯恺！

　　杨门生辉

　　杨伯恺的家庭也像千百万普通中国家庭一样，以血亲关系作为人际交往的联系纽带。这一大家人不同的人生遭遇、不同的冷暖感悟折射着时代的印迹。

　　父亲杨光普和母亲杨于氏养育了杨伯恺和杨西源两兄弟，杨伯恺排行老大。杨伯恺与湖南信阳才女危淑元婚配，生养两个女儿：长女杨洁，次女杨宁。杨洁与中国著名摄影师王崇新结为伉俪，她本人曾经成功导演长篇神话巨著《西游记》，由此而开创了《西游记》影视巨著创作的先河，第一次实现了古典文学和现代传媒的完美结合，促进了影视剧事业的蓬勃发展。次女杨宁长期活跃于新闻战线上，从事创作和传媒工作。姻缘让他和曾任中国民航局副局长的李钊喜结连理。据说，李钊也是烈士之后，抚养于杨伯恺夫妇的家中以至长大成人。生命的魅力，在于不断的启程！他们把自己融入了大海，甘做大海中的一滴水，与大海共同谱写着和谐的乐章！

　　杨西源与杨伯恺系于一母同胞，一生平平淡淡、勤勤恳恳。由于命运的坎坷多变，膝下的五个子女终难一力承担，其中三个交与杨伯恺夫妇抚养：长女杨青华、次女杨静娴、长子杨树列，如今次子杨根列、幼子杨森列，现仍留居营山。

　　当我们回首昨日的点点滴滴，就会感受到榜样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父亲杨光普，展露出了对家、国、天下的关切，以及对自由解放的热切渴望。几十年的风雨人生路，杨光普给人们留下了英烈的足迹，给儿女树立了学习的楷模，给社会贡献了自己的才智甚至宝贵的生命。

　　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思想不断向前。1925年，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觉悟的提高，杨光普在骆市的鳌鱼嘴成立了全县第一个村农民协会，当选为副主席。1934年，红军撤离营山，骆市有2400多人参加了红军，身为农民协会的老干部、已经年逾花甲的杨光普也参加了红军，为红色革命根据地书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的一笔。后来杨光普在营山县双河乡不幸牺牲，被追认为烈士，杨光普的生平事迹如今陈列在骆市陵园里。

　　人说黄昏是一首诗、一篇童话、一片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的亮唳鹤鸣。是啊！只有怀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情怀的人，才对黄昏情有独钟，才能将黄昏写得如此壮美！

　　附记

　　人常说“叶落归根”，为了给杨伯恺寻根，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杨家坝花园，这个历史的开篇绪论。杨家的根就是这座老屋——这个百年历史、沧桑岁月的见证人。仰视布满尘埃的瓦砾，俯瞰脚下清幽的石板，脑海里浮现出当年创办“亚东袜厂”时工厂里繁忙的劳动场景和秘密行动的革命志士的身影。当年为了革命所需，杨光普为了掩护革命者地下的秘密活动，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腾出一间自己的住房。以“亚东袜厂”为掩护，暗中保护着革命组织的秘密发展与壮大。白天有两三个工人进进出出、忙忙碌碌；而夜里革命志士却在这里组织策划。这间屋子里蔓延了革命的火种。这间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小屋，本该有它历史的纪念。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沉浮，这间老屋又遭受了严重地破坏。留下了模糊的轮廓，失去了往日的生机。现在，勤劳的杨家子孙依据老屋的地理位置，重新建起了新的轮廓。

　　现任留居此地的杨根列、杨森列均系烈士之后，那饱经沧桑的脸上，刻着古稀的烙印。回忆起曾经被错划为地主成分所遭遇的坎坷与不平时，兄弟俩老泪纵横后却是一脸的淡然。如今老人们居住在一间黑暗而有点潮湿的破瓦屋里。尤其是杨森列之幼子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三十岁了生活不能自理，一旦病发时，行为便会失控。父子连心，母子连情。孩子得病，虽是一个悲哀，孩子永远走不出父母的牵挂与关爱。如今他们的日子过得清苦了点，即使有流不尽的辛酸泪。可他们的神情里总是显示出一份独有的淡泊与宁静。

　　人之生命的海洋，是以博大的胸怀，坦然面对整个天地。无遮拦的开放整个生命，才能获得海的壮阔、磅礴与瑰丽，与大海共享永恒。

　　作为烈士之后，他们没有奢望与索求，而是传承了先烈的精神，淡定点缀了朴实的生命！祥和灿烂了生命的历程！

　　信仰的证明

　　文/耿建华

　　故事梗概：王建国老人少年时入党参加过许多次战役，后因伤残退伍，不慎将组织关系和退伍残疾证等丢失。随后王建国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追党历程。

　　主要人物：

　　王建国：71岁，小名黑货，农民，坚韧、执着；

　　刘敏：26岁，政府职员；

　　王荣锁：45岁，王建国儿子；

　　肖芳菱：70岁，退休女干部；

　　李秀秀：72岁，退休女干部；

　　二货：75岁，村民；

　　市委组织部张部长、县委曹副书记、记者等。

　　1 县委办 日 内

　　县委办万主任走进办公室。

　　万主任：小刘，这是市委组织部批转的调查信，写信人是新河村一个叫王建国的老人写的。通篇内容只有一个，就是请党委出示一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籍证明。这封信引起市委的高度重视，指示县委组织部对此事进行认真调查，并给予回复。你先根据信上提供的信息进行调查。

　　刘敏郑重地接过信笺。

　　刘敏送走万主任，坐在椅子上，拿起这封信看起来。

　　（王建国外音）：

　　（闪回）我10岁时父亲去世，跟着守寡的母亲要饭过日子。腊月里天寒地冻，娘儿俩一天多没吃东西，恰好村里有大户人家办丧事舍饭，我没抢上饭，还挤碎了要饭罐子。我守着破罐子哭，有人告诉我：西边太行山里下来了红军，专替穷人打抱不平，给饭吃，还学识字……

　　2 太行山根据地 日 外

　　王黑货扔下破罐子，连母亲也没敢告诉，撒腿去了太行山找红军。

　　二三百里山路，王黑货一路走一路打听，终于在一座山神庙前遇到了穿灰制服的红军。

　　王黑货瘫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首长：孩子，你太小，你过几年再来，警卫员，给他端碗热面条吃。

　　（王黑货吞下一口竟噎在嗓子眼里，憋得脸发紫。）

　　首长的眼圈一红：留下吧！

　　首长：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王黑货：我叫王黑货，13岁了。

　　首长：红军打仗是为了建立一个穷人当家作主的新国家，你以后就叫王建国吧！

　　3 太行山 日 外

　　王建国随着部队转战在太行山一带，当过通讯员、卫生员，

　　在灵寿县一个叫慈峪的小山村里，王建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建国外音）：这一天，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40年3月17日。从这一天起，我就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15岁的共产党员。

　　王建国后来参加了平津战役，解放青岛、张家口、大同、太原等战斗。

　　4 新河县 农村 日 外

　　王建国复员回乡，正赶上家乡土改，成了土改骨干分子。

　　王建国拿着介绍信，找到村工作组。

　　女干部（肖芳菱）：今后你就受我的领导。

　　王建国：我的组织关系交到哪儿？

　　肖芳菱：县区负责人让你先自己带着，等村党支部成立再交上来。

　　5 野外 路上 日

　　王建国突然遭到一伙人的绑架和殴打。

　　等放出来时，王建国发现自己的组织关系、复员证已经没了踪影。

　　（王建国外音）：我开始找县里乡里，组织上说，你只要找到两个以上的人证明你是共产党员，就可以恢复你的组织关系，我从此开始了40年漫长的寻党历程。

　　6 办公室 日 内

　　刘敏拿着信陷入沉思。

　　（刘敏外音）：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时间过去那么多年了，原来的当事人也所剩无几，活着的人对他以前的事情还了解，记得住吗？我只有抱着一线希望，去找王建国信中提到的，现在退休在家的肖芳菱，看肖芳菱能否证明王建国得党员身份。

　　7 肖芳菱家 日 内

　　敲开肖芳菱的家门，她热情地接待了刘敏。

　　肖芳菱看着刘敏递给她的信和照片，努力回忆着过去的情景。

　　肖芳菱：王建国复员回来，是土改积极分子，我们始终作为党员使用，但他没有让我看他的组织关系，实事求是是党的原则。我不知道王建国是不是党员的具体情况。

　　刘敏：看来，只有继续寻找其他知情人了。

　　刘敏拿起提包往门外走。

　　肖芳菱送到门口：小刘，我想起来一个人，她当时跟我一块工作，她叫李秀秀，住李庄，你可以去那儿看看，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刘敏一下子激动起来：谢谢你，肖阿姨。

　　8 李秀秀家 日 内

　　（李秀秀坐在椅子上，说话含混不清）：那时肖芳菱已经进城，我是党支部委员。有一次我当时在乡里开会，乡秘书问新河村谁叫王建国？说有一封部队的信。但人们包括我都说：不知道谁叫王建国，说村里好像没这么个人。于是谁也没有当回事儿，这封信从此下落不明。也许这封信就是王建国的组织关系和复员证明。

　　刘敏：就这些？

　　李秀秀：嗯，就这些，我可以就这些写个证明材料，可我不能证明王建国是党员。

　　刘敏：可以，可以。

　　9 二货家 日 内

　　二货躺在床上喘着粗气。

　　刘敏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拿着笔记本记录。

　　二货：我是入党比较早的老党员了，我能证明王建国是复员回乡，不是开小差，我看到过王建国的复员证、残废军人证。

　　刘敏：谢谢您了。

　　二货：我也只能证明这些，不能证明他是党员。

　　刘敏：王建国40余年枪林弹雨、流血负伤总算得到了证实，但不能恢复组织关系，死不瞑目。他视党组织关系比生命更重。

　　二货：这个我知道，我听说他已经追党几十年了，你最好亲自到王建国的家乡去一趟，找他的家人及村、镇各级领导直接了解情况，看看还有没有线索。

　　10 乡政府办公室 日 内

　　刘敏来到了乡政府，找到了党政办的沈主任。

　　刘敏自我介绍：我是县委组织部派来了解王建国恢复党籍之事的。

　　沈主任：是有王建国找组织恢复党籍这件事，解放以来新乐县历届的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及乡政府领导都认识王建国，都为王建国对党的一片忠诚而感动，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始终悬而未决，党有自己铁的原则和纪律。直到最近，县委组织部还派人四处调查，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信息发在党政网上。

　　刘敏：这几天我按照线索做了一番调查，这是调查结果。

　　沈主任接过材料看了看：这也不能证明王建国是党员呀？

　　刘敏：我知道，可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事可真有点难办。

　　沈主任：我还是把王建国叫来跟你谈一谈吧。

　　11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 日 内

　　院外传来自行车稀里哗啦的声音。

　　刘敏抬头向外张望，一辆破旧自行车靠在树上，一位头发花白、有些驼背的老人走了进来。

　　刘敏：您是王建国大爷？

　　王建国急忙点头：是是，您是？

　　刘敏：我是县委组织部的刘敏，是来了解您追党的事情的。

　　王建国皱着的眉头笑开了。

　　刘敏：王大爷，您快坐。

　　王建国有些拘谨地坐在一边的长椅上。

　　刘敏：根据我了解的材料，证明您是退伍伤残军人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王建国脸色严肃起来。

　　刘敏：您首先应该找的是您的复员证、残废军人证，这样能享受到一定的待遇，这么大岁数了，组织关系找来也没有用处。

　　王建国的脸上流下来两行泪：我当兵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为了这个许多战友命都搭上了，我还要什么待遇？我只要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刘敏：就算证明了你是党员，也没什么好处，再说都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享清福，何苦呢？

　　王建国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答：不证明我的党员身份，我对不起部队培养我的首长！对不起我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战友和曾经在战场上救我的战友！

　　12 王建国家 日 内

　　院子里，老人拾的一垛柴禾，背的挎筐，骑的旧自行车。

　　王建国正在收拾柴垛。

　　刘敏领着一个人进来：王大爷，这是咱们省《共产党员》杂志社的齐梅录同志，他来看望您来啦。

　　王建国停下手里的活：快进屋，快进屋去！

　　刘敏和齐梅录进屋坐下。

　　房间里，一铺土炕，一张辨不出颜色、看不清年头的木桌，桌上放着一只卫生箱。

　　王建国拿暖瓶倒上两碗水。

　　齐梅录：王大爷，我听小刘给我讲您的事迹了，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

　　王建国：噢，从哪儿说呢？

　　齐梅录和刘敏瞪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王建国。

　　王建国：（闪回）一年又一年，知情人有的已经去世了，活着的都转业调动的不知去向，而且当时都是化名。此前有人告诉我，说我第一次复员时的县委书记王玉浦在上海或南京的一家橡胶厂工作，我把土改时分的一头小毛驴卖了40块钱，靠在部队当卫生员时学的一点医疗知识，一路走一路给人看病，我看病不收钱，只求给碗饭吃，靠两条腿走到了南京。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我能走几千里路，却游不过长江，后来我咬咬牙买了张轮渡票过江。在南京没寻着王玉浦，我又走到上海，在大街小巷问遍了所有的橡胶厂和其他工厂，也问遍了能听得懂我口音的数不清的上海人，但大家都说不知道。在南京在大上海，没有人找我看病，我只能到饭馆里吃点剩饭残汤，晚上宿在屋檐下。

　　我又一路走回家乡新乐，回来时我几乎是一步一步挪回来的，人们说我这人啊，老了10多岁。

　　齐梅录：新乐到上海，上海到新乐，一个来回究竟走了多长时间？

　　王建国：实在记不清了，我只记得，走时树草刚刚发芽，回来时早过了麦收，家乡又是一地浓绿的秋苗。

　　刘敏：后来呢？

　　王建国：我仍然不间断地找公社、找县里，或步行或骑自行车。

　　齐梅录：他们怎么答复您的？

　　王建国：县委组织部和公社党委在有限的经费中一次又一次的派人到石家庄、北京、天津、西安、上海等地调查，只要我能提供线索的。唉，那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外调材料又一次遗失了。

　　齐梅录和刘敏都怔在了那里。

　　王建国把他从部队带回来的标有红十字符号的卫生箱打开，取出了他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党费。

　　王建国：过去农村党员每月5分钱，后来是一毛钱。过去的零票换成了5元的整票，后来的每年1元2角的党费，我这是一张对折的1元中间夹着两毛钱。

　　刘敏伸手数了起来。

　　一年又一年，一叠又一叠，整整的40元8毛。

　　王建国：半年不交党费等于自动退党，我没处交党费只好自己存着。我曾寄给中共中央委员会，但被退回来。

　　王建国把一叠一叠的党费从卫生箱里拿出来。

　　王建国递给齐梅录：请你交给咱们的党组织。

　　刘敏看看卫生箱里，还有19张邮寄挂号信的回执。

　　刘敏：王大爷，这是什么？

　　王建国：这是我写给老领导挂号信的回执。

　　王建国从一个油乎乎的布包里拿出两封信件交给刘敏。

　　刘敏接过来，从里面掏出信纸。

　　刘敏读信（外音）：

　　王子秀同志：

　　在河北支队我四二年元月一日打正定朱河据点，我负伤被送医院你知道吧？战前我是党员，负责组织工作，你一定记得很清楚，那时提我当副指导员，你还记得吗？在大队咱们就在一块工作，你担任指导员，我在连部当通讯员。47年2月间我因残在11军区办理退伍手续，组织科办的退伍证件，到县登记后回家。那时正搞搬土改，工作组负责同志叫我参加工作，后来运动结束时，有人冒充咱们部队干部，叫民兵把我绑到何家庄，打晕后把党的介绍信、退残证件全抢啦！到现在说成是退伍回家，可是党员至今没落实，今年我知道你在北京工作……

　　刘敏：王子秀同志一定收到了这封信并回了信吧？

　　王建国：我之后专程到北京去了一趟，在北京住了几天，王子秀同志说回忆一下再回复，没想到之后没多久就病逝了。第二年，我收到了王子秀夫人支慧凤同志的一封信，我一直珍藏至今。

　　刘敏展开信笺念：

　　王建国同志：

　　您好。您于10月20日来信，安慰我全家的信已收到。由于怕你悲痛，公社9月份来信经我请示领导，给你出了一个旁证，不知办得如何？

　　经我整理王子秀同志遗物，发现他早已给你写好了一份证明你确实是中共党员。不管上次办得如何，这份简单的证明是宝贵的，也是死者早对你的一片心意，现寄去，有公章，请保存，别不多谈。

　　此致，

　　敬礼！

　　支慧凤

　　1985年2月2日

　　刘敏读完信潸然泪下。

　　老人也流下泪水，齐梅录泣不成声。

　　刘敏（外音）：几十年来，没有人证明、承认王建国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赶大车还是当饲养员。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是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老伴却饿死了。他的各种奖状一张一张曾经贴满了墙，那只卫生箱里只留下了两张，是1976年和1978年中共新河村委员会、新河公社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奖给王黑货同志‘劳动模范’”的奖状，他仍然是王黑货，仍然没有人叫他王建国。

　　王建国把党费、奖状及其他资料用布包好，郑重地交给齐梅录。

　　13 王建国家 日 外

　　王建国推起自行车走到门口。

　　王建国回头喊：荣锁，我去县里一趟，再去问问。

　　荣锁从屋里走出来：爹，你……你慢点啊。

　　王建国：啊，我知道。

　　荣锁看着父亲的背影无奈地摇摇头。

　　14 县委组织部办 日 内

　　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甲：这么多年了，王建国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六都骑自行车到县委组织部来，无论刮风、下雨、下雪从不间断。最近好像没看见他吧？

　　工作人员乙：不是农忙就是病了。

　　刘敏走进来：来了，他见办公室里正说话，就在门口蹲着呢。

　　王建国一个人远远地蹲在门一边。

　　刘敏向外喊：王大爷，进来吧，没别人。

　　王建国进屋也不说什么，人们继续各忙各的，没人招呼他，他知道也没有什么结果，坐一会儿站起身要走。

　　刘敏：大爷，坐一会吧，喝口水。

　　王建国：我知道也没什么结果，我过几天再来。

　　刘敏：大爷，你家里儿孙满堂，不缺吃穿，这么苦苦地找组织关系，究竟为了什么？

　　王建国脱口回答：我当兵为了什么？一身伤疤为了什么？要没有共产党，我还是个叫花子！

　　刘敏沉默片刻：大爷，跑了这么多年，你是不是觉得冤枉？

　　王建国：和牺牲了的战友比起来，再苦也不觉得冤枉。我只想和他们一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刘敏：大爷，您已经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了。

　　王建国：可是，我……我不能参加组织的活动。

　　刘敏：那你还对党抱这么大的希望？

　　王建国：我永远对党充满希望，我相信党是不会忘了我的！

　　刘敏：我们……我们也会犯错的。

　　王建国：党和人一样都会犯错，但错误只是暂时的。家里过日子还有盘算不到的地方，这么大一个国家，还能不出点错？

　　王建国说完转身要走。

　　刘敏急忙拦住：大爷，别走了，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众人附和着。

　　王建国摇摇头：不了，不打扰你们了，你们都还有公事干。

　　刘敏看着王建国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回去了。

　　王建国老人的胡子、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他已经71岁了。

　　15 村外 傍晚 外

　　天色已经晚了，荣锁和儿子分头到路上接一程，几人眼巴巴地望向路的远方。薄雾缭绕，看不见人影。

　　荣锁在原地打着转转。

　　儿子：爸爸，爷爷，爷爷回来了。

　　一个模糊的骑自行车的身影。

　　儿子跑了上去迎接。

　　不知怎么，荣锁望着父亲缓慢踟蹰的身影，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16 王建国家 炕上 夜

　　王建国躺在炕上，闭着眼睛，额头上敷着一块湿毛巾。

　　荣锁：爹，不是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不光你找，家里人能帮上忙说得上话的，哪个没帮你？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再说都这么大岁数了。

　　王建国自顾自不断地念叨他的党员关系。

　　荣锁过激地顶撞：党员又不能当饭吃，你找回来有什么用？就算证明了你是党员，也没什么好处，再说都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享清福，何苦呢？

　　王建国一下子挣扎起来，气得抬手就要打荣锁。

　　王建国：要是找不到我的党员关系，我对不起部队培养我的首长！对不起我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战友和曾经在战场上救我的战友。找不到我的党员关系，我死不瞑目！

　　荣锁：你又没有党员身份，为啥还总替党说话？操这份闲心！

　　王建国浑浊的眼睛立马瞪了起来：没有党员身份，我也是个党员。

　　荣锁：好好，咱不着急，我一会儿就给组织部的刘敏打电话。

　　17 王建国家 夜 内

　　王建国躺在炕上睁着眼睛陷入沉思：（内白）我今年都七十一岁了，恐怕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等到回到党的怀抱那一天，不行，我得给我自己写点什么。

　　王建国从炕上爬起来，在灯下费力地写信。

　　（特写，画外音）

　　石家庄市委组织部：

　　我是53年在保定，病残退伍回家的，党员介绍信据称邮到我乡后，因不知我的名字给丢失了，1980年前，经乡党委亲手抓，3次的调查材料交县，都给失落，最后一次是1980年，材料由公社党委亲手交给县组织部同志收的，后因接手同志调动工作丢失，经手公社党委3人还活着。经我多次追索，县委亲自说话，1985年前后第四次对我恢复党籍又一事进行外调，有关同志死的不少，这一次的调查材料，现在是市组织部同志经管。

　　我在这几十年的追党路上，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去追，到地、市组织部6次了，迟迟没有解决……

　　我看到现在形势大好，我也没有忘记在部队奔波十几年的日日夜夜，我没有别的想法和意见。

　　唯一的心愿，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让别人相信，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别无所求。

　　（画外音）：老人对党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也溢于言表，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何须谁来证明？王建国老人从1940年12月1日起直到现在，始终是一位坚强的、忠贞的、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他经历的炮火硝烟为证！有他抛洒的鲜血热汗为证！有他走过的千山万水为证！有他的一头苍苍白发为证！

　　党啊，为您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

　　18 县委副书记办公室 日 内

　　刘敏和新华社一位负责同志走了进来。

　　刘敏向曹副书记介绍：这位是新华社河北站的负责人张主任。

　　曹副书记和张主任握手，落座。

　　刘敏：我也跟曹副书记讲过关于王建国追党四十多年的事。

　　曹副书记：是啊，我常想哪怕王建国的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一生尤其后半生几十年苦苦的寻党，就其真诚与表现，也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我们手续齐备的共产党员，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宣誓时，心里想的和行动上做的，是否真如誓词里所要求的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但这位老人已经将一生完全地、无条件地献给了党，他是一面镜子。

　　张主任：那就让王建国重新入党不就解决问题了？

　　曹副书记感慨不已：我曾考虑让王建国重新入党，但老人不同意。

　　张主任摇摇头。

　　19 王建国家 日 内

　　刘敏和张主任一起走进王建国家。

　　刘敏：我曾将这件事告诉过许多人，许多人都不相信。

　　张主任笑笑：是啊，我也不相信。

　　刘敏：王大爷！王大爷在家吗？

　　王建国慢吞吞从屋里走出来。

　　刘敏急忙上前搀扶住王建国。

　　刘敏：这位是新华社的张主任，也是专门为你追党的事来的。

　　王建国：太谢谢你们了！

　　张主任：大伯，我想请您再讲一讲你追党的那些事。

　　窗外，黄叶飘零，树枝突兀。

　　张主任仔细看着王建国用歪歪扭扭地记着几十年来他对党的认识、理解和忠诚的日记本，后面一页还工工整整的抄下了党章。

　　王建国：那本党章是我借来的，抄完了我还得还他。

　　张主任始终一言不发，末了只说：大伯，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不如您，我们大家都不如您。

　　刘敏：大爷，这次我还带来一个好消息，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告诉我，经县委组织部决定，已将王建国恢复组织关系的材料报请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审批。

　　王建国激动地泪满双眼，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说不出一句话。

　　20 市委组织部 日 内

　　会议室内气氛严肃。

　　市委组织部张部长主持会议：市委对此事极为重视，为王建国老人恢复党籍问题，部里专门召开了第四次部委会，大家认为，王建国近半个世纪寻党的精神，正是我党坚不可摧的凝聚力之所在，如果我们党的队伍中有更多王建国这样的同志，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的党就战无不胜。一位1938年参军、1940年入党，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流血负伤，却在党外飘零、苦苦寻党几十年的老人，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他是我们所有党员的楷模。

　　参会的人一起鼓掌。

　　21 新河村村委会 日 内

　　村委会会议室里，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乡党委、村党支部联合为王建国举行了一个简朴而隆重的仪式。

　　墙上悬挂着党旗，两边悬挂着誓词。

　　会议室坐满了人。

　　市委组织部张部长宣读文件。

　　中共新梁县委组织部：

　　报来的《关于恢复王建国同志党籍的请示》收悉。

　　经部务会议研究，同意恢复新梁县新河村农民王建国同志党籍，入党时间从1940年12月1日算起。

　　此批复

　　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

　　1998年6月1日

　　祝贺王建国老人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新梁县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勉励王建国老人发扬光荣传统，再接再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建国紧紧地握着同志们的手，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泪眼婆娑中，恍然是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与久别的战友重逢。

　　老人的儿子王荣锁也泣不成声，连事先想好的谢谢都忘了说。

　　王建国穿着干净的中山装步履坚定地一步步走到主席台前，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白）：为了这一刻，王建国足足等了四十余年，近半个世纪。为了这一刻，王建国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一个普通的农民始终如一的信赖共产党、追随共产党，也忠实于共产党，这半个世纪，是党对一位普通农民的考验，也是一位普通农民对党的考验，同时接受考验的，还有解放以来县委、县委组织部的领导和每一位工作人员以及所有有关的人。他们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仅以此点而论，他们无一例外，是合格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