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毅夫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的高山峡谷中，叫“爬山村”，一听这个名字，就很吓人，使人联想到这里一定是山高坡陡、湾大沟深、出门要爬坡、干活要爬山的地方。

　　是的，正因为是这样这里才叫爬山村。爬山村的名字来历无法考究，大概是这里人们历来出门就爬山的缘故吧！爬山村四面环山：东面有山形像马鞍的马鞍山，南面有营山县海拔最高的牛尾寨，西面有灯笼山，北面有高山观，地名都和山连在一起。这里自古就流传一首顺口溜：“爬山湾，爬山湾，十里就有九里湾，出门就爬山，进屋还过坎，上坡腿发软，下坡打闪闪。”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爬山村里没有一块像样的水田，大多数是柳柳田、坡坡地，农民收成很少，生活很困难，一直处于贫困线下。

　　六十年代初，我参加铁路工作离开老家，因在外地生活，经常去邮局寄信回家，在信封上都要写上我老家的地址。邮局服务员看到收信地址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说：“老伍，你老家怎么住在这么一个爬山的地方，那里山一定很高吧！”我听了这话都不敢正面回答，只是嗯嗯点头，心中火烧火燎，感到好像爬山村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在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

　　改革开放以来，听说家乡变化很大。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脱贫攻坚仗，全村已完全脱贫，过上了富裕的小康生活。

　　最近，我特地回老家去走了一趟，采访村里的红色故事，感受新变化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和幸福。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回到了久别的故土，看到整个村子全都被树木覆盖着，到处都郁郁葱葱。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被山风吹来的新鲜空气，心里一下就舒展开了。

　　站在前几年修好的乡村水泥公路上，王村长首先告诉我，现在全村有300多户农民全部脱贫，爬山村不仅是川北营山一带很有名的模范村，而且还是红色革命根据地中的一个。

　　红色基因传统教育在爬山村搞得很好——不仅重新修缮了老红军王定国的故居，而且收集整理了好多资料，以老红军老地下党员的革命事迹教育、鼓舞群众，这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村长指着村里一个被树木遮蔽的地方，对我说，那就是老红军王定国舅舅家。当年红军来解放营山县，川东地下党员杨克明为了红军解放营山打前战，来到安化乡爬山村动员群众、组织农会，为红军解放营山打前站，就住在王老的舅舅家。

　　杨克明来到爬山村，看到这里沟大湾深，地势险要，树木茂盛，农民勤劳朴实，忠诚义气，很适合建立游击武装。杨克明经常到王定国的舅舅家开会，宣传抗税抗粮和妇女解放。于是，王定国舅舅家就成了当时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青年王定国也因此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教育，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如今，王定国舅舅家的房子已不存在了，原先靠山崖修建的房屋周围长满了树木，一派春意盎然，屋前的小路两旁虽长满了青草，但小路还依稀可见，一直通向远方。

　　下山后，我们来到了王定国的旧居参观。这里是一座普通的瓦房，虽然时间有些久远，但仍然保持原貌。王定国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从这里走出爬山村，参加长征。

　　过了一条小河沟，村长带我来到革命烈士李犹龙的老屋参观。这是一座三合院的大瓦房，虽然房屋修了几十年，但面貌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王村长给我介绍说，那是1948年春，大巴山一带农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爬山村的革命活动也在轰轰烈烈地兴起。上级派中共地下党员王敏到爬山村来组织农民起义，王敏通过地下党员了解到李犹龙对旧社会的恨和对革命的倾向，便发展李犹龙为地下党员。李犹龙很快就在我们村里选了一些有觉悟的农民，成立了“把把柴”，组织起了一支配合华蓥山起义行动的农民武装。正当中共营山特支领导的中秋起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不料却被敌人发现了。因此，一些营山县城周围的地下党员迅速向爬山村转移。这年12月，中共营山特支书记王敏再次来到李犹龙家躲避，国民党特务分子跟踪追到李犹龙家，逼李犹龙交出地下党员，李犹龙巧妙地把敌人引到山那边沟里去，让王敏趁机离开，敌人大队人马翻过大山，四处搜捕，扑了空，回来就将李犹龙抓捕，敌人用囚车将李犹龙押解重庆，关进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挺进西南时，解放重庆的前三天，敌人在狱中把李犹龙杀害，李犹龙同志牺牲时只有44岁。多么好的一位共产党员！和李犹龙一起牺牲的还有同村的李怀普、李宗丙俩兄弟。

　　听到这里，我的内心大为震撼，对我们村有这样英勇行为的革命烈士肃然起敬。眼前的爬山村，绿草成茵，树木成林，早已不是过去那光秃秃的旧模样，全村周围一座座青山，乡村公路像彩带一样，在村里几个湾飘来飘去。看到眼前的繁荣景象，我不禁感叹：啊！爬山村，你从远古走来，山还是那座山，湾还是那个湾，经过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多少个轮回，从来不像今天这样壮美，从贫穷落后的旧山村一步迈上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歌声，“爬山村变了样，座座新房闪银光（注），公路通到家门口，出门不在爬山坡，爬山村变了样，山青水美好风光，红色故事传四方，幸福生活奔小康……”这歌声，就像爬山村的清泉流进我心中，我为我是一个爬山村人而骄傲自豪。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正在营山大地上实施，相信不久的将来，爬山村这块经革命烈士鲜血浸染过的红色土地，会变得更加富饶美丽。

　　注：农民自己修的新砖房，外墙贴的白瓷砖，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银白色光。

　　老红军王定国和我们一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然而一位老党员、老红军王定国同志不久前因病逝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革命的老前辈。说起这位和我同乡的老红军，我不得不把她与我家的故事讲出来，以表达我们一家对她深切地怀念之情。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的一个山区，这里，崇山峻岭，峰峦叠嶂，是川陕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早期共产党领导的川东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地方。

　　王定国的家和我父母的家离得很近，在一个湾里，坎上坎下，站在我父亲家房子旁边就可以看到她家的房子。王定国和我父亲是同年生的，还认成“老庚”，小时候王定国和我父母是好伙伴，还经常在一起劳动。

　　长征前王定国家来了一位“亲戚”，这个“亲戚”经常向王定国宣传革命道理。王定国当时是个聪明能干、性格开朗、能言善辩的姑娘。她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懂了些革命知识，后来就到处去向群众宣传。她曾经向我母亲讲过争取妇女解放的事，他看到我母亲小时候裹过脚，就叫我母亲赶快把脚放了。

　　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从离我们家几十里的地方经过。王定国得知消息后，不满当童养媳的折磨，瞒着父母连夜赶到红军驻地当了红军战士。走之前，她曾约我母亲和她一起去，但因我外公管得太严，我母亲没有成行，王定国就一个人去了。

　　在长征路上，王定国认识了谢觉哉。后来她参加西路军西征，与队伍失散后，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当时办事处主任谢觉哉结为夫妻。后来到了延安，由于她工作积极，成绩显著，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她跟随党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华北，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定国协助谢老做了大量工作，深受人民爱戴。王定国参加红军，离开家乡，一去有五十多年没有回过老家。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秋天，传来王定国要回老家的消息，这时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为了迎接王老回故乡，乡政府的负责人对我父母说：“王老要专门到你家看看，还要吃一顿午饭”。于是，我们全家忙着准备，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王老从县城乘车到乡政府，然后走路翻过一座山，最终抵达我家。王老一进屋就和我母亲拥抱了足足五分钟。彼时两位老人都泪流满面。

　　王老的老家房屋已不在了，她只能在我家地坝边的田坎上看到当时她家房屋的位置。她看了很久，不时提问，我母亲都作了回答。

　　王老和随行人员在我家吃了午饭，和我父母摆了一中午的龙门阵。走时，还和我父母合影留念。王老回北京后，还经常给我父母写信问候，有时还寄来一些物品。

　　1996年夏天，中铁五局四处宣传部派我去北戴河，参加工人日报社主办的“新闻通讯员写作班”学习，学习结束后，我专程到北京去看望王老。

　　这时王老虽然离休了，但她还是很忙。当时她身兼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社会工作很多，其他兼职就更多了。我在她那里住了几天，天天都看到她在接待客人，一会儿西北老区的老乡找她帮助解决脱贫致富问题，一会儿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她，想了解她长征的经历，一会儿哪个单位邀请她参加研讨会或什么开幕式等等。晚年的她还在为社会作贡献。

　　王老把她写的一本回忆录《后乐先忧斯世事》送给我，还在扉页上写道：送给小老乡伍毅夫留念。王老还和我在谢觉哉老人的巨幅画像前合影留念。我离开她家时，她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孝敬父母，照顾好他们的晚年生活，在农村辛辛苦苦一辈子也不容易，为国家同样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值得尊敬的。

　　带着王老的话，我离开了北京。但王老的话，却永远装进了我的心中。

　　母亲的围裙

　　母亲离开我快30年了，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我就想起她腰间的那条围裙。

　　因做家务劳动，一年四季母亲身上都离不开那件发旧且显得有些宽松的围裙。围裙是用旧蓝布做的，前面还缝有一个口袋，用来装钥匙之类的东西。一天，我问母亲：“你怎么天天穿着围裙不舍得脱？”母亲说：“这围裙就是我的象征，我穿了十几年，穿着它特别舒服也特别高兴，它就是我的工作服，煮饭、喂猪、打猪草、捡柴……做什么活都方便，还不会把里面的衣服弄脏。家里穷，一条围裙要当一件衣服穿。”

　　接着，母亲给我讲述了这条围裙的故事。

　　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营山地下党员在我们家乡营山安化一带发动群众迎接解放。由于我家住在安化乡场上最尾的一间房子，比较偏僻，父母以开面馆为名，为到安化来的地下党员提供活动联络点。由于我母亲和老红军王定国是在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她虽然没有机会去参加红军，但受王定国革命思想的影响，革命的火种仍然留存她的心间，因此也能更多地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并积极发动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激发群众斗争热情，积极投入到“闹翻身求解放”的行列。

　　1948年夏的一天，为配合华蓥山武装起义，中共营山特支在营山组织发动中秋起义。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特支书记李崇山(化名)来到安化乡一带发动群众。这天正逢安化乡赶场，李崇山化装成农民，在我家开的面馆吃面，把一封信递给我母亲，让她亲手交给当时在赶场卖布的地下党员刘布客（化名）。母亲把这封信塞进围裙的口袋里，还把围裙下面的布翻卷上来盖住，因为我家离刘布客卖布的摊子距离不远，只有四五十米。母亲迈着大步来到刘布客的布摊前，迅速把信封压在布匹下，说要扯三尺蓝布做围裙。刘布客一把把信封放进上衣的腰里面，很熟练地剪了三尺布递给我母亲，并且做了摆手的手势。正当母亲将布揣进围裙的口袋往回走时，看到街上有伪乡在对赶场的路人进行盘问搜查，立刻回到家中，示意信送到了，并叫老李尽快离开这里。老李也感觉情况危险，一碗面还没吃完，便立即从我家的楼梯口出去，沿着山上小路去了另一个联络点。

　　母亲讲到这里还有些自豪——幸好有这围裙做掩护，才把信安全快速送到刘布客手中，使老李避免了一次险情，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

　　母亲穿得围裙，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欢乐。春天从山坡上给我采回来野花；冬天她用围裙盖着烤火的烘笼给我暖手；有时她从外婆家回来，装满围裙口袋的花生核桃，一颗不留地全给了我；有时街坊邻居办喜事，她也会把喜糖揣在围裙里给我带回来。

　　后来我到铁路上工作，每次回家探亲，都看到母亲穿着围裙在家里忙来忙去，十几年过去也舍不得换一件新的。直到70多岁，母亲她得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才解下围裙。我在旁边守护着年老体弱的母亲，她拿着围裙对我说：“你拿着它吧，看见了它就当看见了我。”

　　捧着母亲的围裙，我满含热泪。那沾满油渍、笼罩过欢乐和辛酸的围裙，记录着母亲勤劳、朴实和艰辛的生活历程。母亲的围裙，实实在在地维系着我们一家的幸福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