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建春

　　引子

　　这是位于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

　　就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区里，居住着一位极不平凡的老人——铁流巾帼、年逾百岁的老红军王定国。

　　王老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与实践者。她是我四川营山的老乡，也是我一生中最崇敬、最爱戴的老人之一。

　　每一个到过王老家中的人，都会被她客厅墙壁上挂着的她的书法、绘画作品所吸引：《八年抗战忆延安》《记腊子口》《红军西进歌》《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等书法作品，流畅自然，自成一体，展示出老人独创的“王体”笔锋；《强渡嘉陵江》《雄鸡一唱天下白》《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城颂》《巴山蜀水》等绘画作品，浓淡相宜，典雅庄重，表达了老人对红军、对长征的深情礼赞。

　　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如此格调高雅、布局严谨、遒劲有力的书画作品，是出自于一位104岁高龄的老红军之手。王老曾说，她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慢慢用纸和笔写出来、画出来，留给后人。的确，作为如今在世年龄最大的女红军，王定国的长征情结不仅蕴结于心中，更倾注于笔端，感染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2014年9月，组织上决定拍摄一部反映王老家规家风、修身齐家、大爱无疆、红色一生的电视专题片，我有幸随摄制组来到我最敬仰的王老家中做了三天采访。我知道，王老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大名鼎鼎的革命家谢觉哉的夫人，但当我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我真没想到她竟是那样的亲切慈祥，那样的豁达开朗，那样的平易近人，那样的热情周到，丝毫没有储藏在我心目中的一些大人物的影子。

　　初次见面，王老就像对待亲戚和老朋友似的，让我们这些晚辈一下子就产生了亲近感和敬佩感。王老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流畅，风采不减当年，根本不像是一位年逾百岁的老人。

　　采访期间，我们生怕扰乱了王老平静的生活，影响到她的饮食起居和身体健康，但王老却常常主动与我们一起看书报、拉家常，积极配合我们的采访，对我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有问必答。

　　王老的传奇故事和她的大度、风趣、开朗，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感染着我们。

　　王老15岁被卖作童养媳，20来岁就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24岁被敌人关押，25岁与“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

　　她离休40多年脚步不停，70多岁推动长城保护，99岁还参与植树造林。她曾与伍修权同志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救助西路红军流散人员；曾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等同志，发起挽救失足青少年活动，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她古稀之年开始练书法、作诗歌、习绘画，至今已创作诗词近500首、书画作品530余幅；她曾在76岁高龄时重返草地，在川陕老革命根据地22个县考察，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她曾在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

　　我曾在一首《永不凋谢的红梅》的诗中这样写道：“才十来岁，就学会了/剪辫子，撕裹脚布/学会了女扮男装，在舞台上/表演刚毅与自信，学会了/包扎伤口，抬担架，送弹药/学会了把骨头和目光/变成大山里坚硬的顽石/变成能刺穿黑夜的利剑/脚下的舞台很大很大/何止是秘密农会，妇女独立营/脚板快得像闪电/在川东游击队里任性穿梭/雪山草地又算得了啥/即使二万五千里迢迢征途/眨眼间也成了脚下的红地毯/就像一步跨过/汹涌澎湃的黄河/从兰州到延安，再到北京/早已不再是/一条地下秘密通道//如今，那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写满了沼泽，深谷，密林/写满了嶙峋的瘦骨，弥漫的硝烟/那是一朵凌雪傲霜/永不凋谢的红梅/只在心底珍藏着一颗红五星/只在黝黑和嵌着弹痕的臂膀上/留下一条红色的飘带/留下浪漫的舞蹈和歌声……”

　　在80多年的革命历程中，王老长征不止，修身齐家、达观人生，乐于奉献、力行和谐，令人高山仰止，赞叹不已。

　　是什么样的精神和信念，让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子迸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能量？

　　采访期间，王老家人拿出了她的一幅书法新作——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是老太太最喜欢的诗词，写了不知多少遍了。”王老的小儿子谢亚旭对我们说。

　　一片丹心向阳开。这傲霜斗雪、迎风怒放的红梅，不正是铁流巾帼王定国百年红色人生的真实写照么？

　　叛逆农家女，革命火种藏心间

　　1913年寒冬，正是腊梅溢香的时节。一个孱弱的女婴，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爬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呱呱坠地了。

　　那天正是农历腊月三十。年根到来的日子，女婴的降临却并未给这个贫困苦难的家庭，增添几分喜庆欢乐的气息。由于女婴降临时，漫天雪花飘飘，屋外腊梅溢香，于是，父母便为这个女子取名为王乙香。

　　那时，王家没有田地，没有房屋。唯一的栖身之所，是一个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来的茅棚。困苦窘迫的生活，迫使幼小的乙香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五六岁的她就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勉强维持生计。

　　说是推磨，实际上就是把磨上的横杠捆绑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因过度疲劳困倦而摔倒。因为推磨一般是在晚上，所以常常从太阳落坡推到鸡叫三遍。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即使一家人倾尽全力去“推磨”，仍摆脱不了挨饿受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王家自然也难逃厄运。由于家里没有一粒粮食，乙香未满周岁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生活的重压而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乙香三岁半的二弟被迫卖掉，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父亲病故后，母亲更加难以支撑生活，不得已将不满16岁的乙香送到邻村李家当童养媳。砍柴、割草、洗衣、做饭，样样都要做，做不好就要挨打受骂。

　　嫁人、生子，这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乙香不同，她幸运地认识了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地下党员。那时，川东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乙香的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到她家里开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负责放哨的她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都是为老百姓做事的好人。

　　舅舅的朋友中，“杨布客”是乙香最熟悉的一位。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她讲述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有钱人不许打人骂人欺负人……杨克明为幼小的乙香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没有压迫、男女平等”的“新世界”。她听得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心里痒痒的，恨不得立刻就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随后，王乙香果断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定国。她要用实际行动对自己的命运说“不”！

　　在杨克明的鼓励下，改名后的王定国立即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剪掉长辫子、放开刚刚裹好的小脚。就这样，王定国率先迈出了营山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尚不识字的她用朴实的话说：“脚小了，走不动；辫子长了被别人抓住，就跑不了。”

　　这是一种怎样的决绝！像王定国这样剪辫子、放小脚的女人，在统治着川东北营山的军阀眼里，几乎与“共产党员”画上了等号，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这是怎样的一种示范！当焕然一新的王定国四处宣传“投身革命、男女平等”时，近百名营山妇女纷纷响应并加入农民协会。

　　后来，舅舅和朋友们凑齐了40多块银元，终于结束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剪了辫子，放了小脚，还解除了包办婚姻的枷锁。重获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当地的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小脚、剪辫子、男女平等等新主张，让妇女们劝男人不要吸食鸦片，动员妇女们积极参加农民协会。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晚年的王定国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是的，王定国在黑暗中终于找到了革命的火种。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四方面军红九军挥师南下，解放了营山。王定国也光荣地参加了红军。

　　10月6日，营山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王定国当选为内务委员会委员。内务委员会主席李禹候在战斗中牺牲后，她代理了主席职务。

　　11月，中共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营山县党代表大会期间，王定国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思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组织，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至今，王定国依然还忘不了她当时入党的情形。

　　由于四川军阀杨森的疯狂反扑，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支援红军作战，12月，县政权组建起了有400多人的营山县妇女独立营，由县委书记王崇道兼任营政委，王定国担任营长，主要任务是抬担架、送弹药，同时抓紧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打仗。

　　王营长率部到三元、五块石、消水河等地抬担架、送弹药，手持梭镖、大刀、长矛，和男兵们一起杀顽敌、抓俘虏，围剿土匪，冲锋陷阵，英姿飒爽，战斗历时5个多月。

　　从此，代表过去的“乙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名英勇顽强的红军女战士。

　　1934年1月，王定国率领的妇女独立营一部分被编入了川陕妇女独立团，一部份被分到了红九军、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王定国和营山县苏维埃的16名妇女干部，则被安排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

　　学习期间，王定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工作队，因工作需要她被派到通江县开展农村工作。当时，接待她们的就是县委书记张琴秋。

　　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著名的红军女将领，留学莫斯科5年后回国，先后成为红军中唯一的女政治部主任、女师长，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王定国称她为“没有授衔的将军”。

　　初次相识，这位二十七八岁，身着灰布列装、腿上打绑腿、腰间扎皮带、头顶红星帽、皮带上还挎着小手枪，漂亮威武、英姿飒爽的女青年，给王定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起工作使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张琴秋更是逐渐成为她心中的偶像和依靠。

　　在张琴秋的领导下，王定国与同志们一起向贫苦农民做宣传工作，扩大红军，平分土地，组织民工给前方作战的红军送粮食、做军鞋，还拿起武器勇敢作战，保卫红色革命政权。

　　学习期间，学校有一门考试，要求学员能读、能记、能讲，并在全体学员面前公开演讲。文化基础薄弱的王定国，每天熄灯后都要点煤油灯“开小灶”，常常是脸被熏黑了还浑然不知。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学习，她在毕业考试中声情并茂地宣讲土地法，获得了台下最热烈的掌声，并取得了全校第二的优异成绩。

　　由于王定国的表现十分突出，成绩非常优秀，被分配到巴中保卫局工作，到妇女连当二排长。妇女连主要任务是看押犯人、配合主力红军打仗、保卫机关。女战士们参加早晚巡逻，活跃在山间峡谷，清剿土匪。她们还女扮男装，随同正规部队作战，打仗时不准说话、喊叫，怕被敌人发现。

　　那颗定国安邦的红色革命种子，已经在王定国心中生根、发芽了。

　　漫漫长征路，一路艰险一路歌

　　长征之路艰苦卓绝，令人难以想象。但王定国的长征之路，却是在歌声中一路走过来的。

　　从70多岁起，王定国开始练习书法、绘画，家里随处可见她的书画作品，大部分内容都和长征有关。

　　其中一幅名为《强渡嘉陵江》的水墨画，是王定国于1996年10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所作。在约4米长的画面上，乌云密布、山色苍茫、红旗漫卷、江水奔腾，炮火击起数道冲天水柱。冒着枪林弹雨，红军战士们划着木船向江岸猛攻……

　　这幅气势磅礴的画卷，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画面下端空白处，还密密麻麻留着林月琴等20多位长征亲历者的签名。

　　这幅画是王定国根据自己的记忆，再现出红军战士当年强渡嘉陵江的壮烈场面。而王定国的长征之路，也就是从这场战役开始的。

　　1935年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开始西进。

　　3月29日，红四方面军在塔山湾主渡口打响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几万名红军分批乘船渡江。当时，王定国就在其中的一条小船上。在国民党军队的层层拦截和数十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下，波涛汹涌的嘉陵江边，呼啸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的夜空，机关枪的火舌从对岸的角落里“哒哒哒”地吐个不停……

　　王定国躬身猫在被称为“毛蚌壳”的小船里。江面在摇晃，小船在沉没，战士在呐喊，大地像地震一样在剧烈地颤抖。左边是剧烈的爆炸，右边是横飞的子弹，头顶则是爆炸掀起的浪花，一波又一波倾泻而下……

　　王定国看见身边的很多战友牺牲在江中。其中一名年轻女红军的肚子被弹片划开，肠子都掉了出来。但这名英勇的战士用手将肠子塞回腹部，裹紧衣服勒紧腰带继续划船，直到送战友冲上阵地，才倒进滔滔江水里。

　　“她名叫石磨玉，牺牲时只有19岁。”王定国沉痛而坚定地说，“她有石头的坚韧，更有玉的纯粹！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好战士，我们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转危为安。”

　　强渡嘉陵江，意味着红四方面军正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那时的王定国怎么也没有想到，战争的惨烈与残酷远没有结束，接连不断的危险正等待着他们。

　　当时，在随军的剧团里，人们常常会发现一个身材瘦小的女红军，负责演出杂务等工作。这个瘦小的女红军就是王定国。由于她平时就爱唱爱跳，很快就被抽调到剧团做文艺宣传工作。

　　今天，王老是这样讲述她的那段文艺宣传经历的：

　　“初到剧团感到什么都很新鲜，但真正上台参加文艺演出，还是没有经历过的。当时剧团大部分同志都和我一样，是从农村出来的，谁也没有接触过文艺，都是凭着一股子革命热情在工作。

　　我负责化妆、道具之类的事务，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我记得是用墨汁画眉毛，用买来的红纸当作口红。服装更简单，穿什么就是什么。很多衣服是从地主家里拿来的，演地主时就穿上地主的衣服，演老百姓时就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当时很困难，用来化妆和表演的东西非常少。演出主要是啦啦队的形式，我们唱歌、跳舞，为部队鼓劲、加油。演出最多的就是舞蹈《八月桂花遍地开》，走到哪儿都唱都跳。

　　为了搞好演出，我们必须先跑到前面等部队上来，给前面的战士表演完后，又要往回跑，给后面的部队演出。演完后又再往前走，准备下一次演出。我们还必须到各个部队演出，常常在部队之间来回穿梭。因此，剧团里的人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很多歌曲，都是一个旋律，然后根据红军的战斗情况改成不同的词……”

　　对战士来说，剧团给他们送来的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送来了一颗颗火热的心。在面对生死的紧要关头，战士们需要沉着的思考，也需要欢快的歌声。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越艰苦，越需要文艺战士用歌舞、戏剧等鼓舞将士们的士气。

　　王老至今还记得很多当年所唱的歌曲，如庆祝苏维埃发展壮大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簧调等。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一首《渡金沙江胜利歌》，王老至今仍唱得声情并茂。她说跳舞是李伯钊老师教的，比如《八月桂花舞》。

　　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几乎一倍的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是靠一双铁脚板走过来的，那么，文艺宣传队员可能就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红四方面军的很多仗打得异常惨烈。

　　一说起打仗，王老又来了兴致：

　　“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鼓、二胡等乐器赶路，手里还有扁担、竹篙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有时候敌人不是正规军，是土豪的队伍，他们也没有什么枪。他们听国民党的指挥，不让我们过，拦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打，杀开一条血路来。”

　　在西路军的一次战斗中，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的杨克明、军长董振堂和3000多名将士一起，战死于甘肃高台。杨、董二人的头颅，被敌人砍下邀功。

　　1983年7月，到高台烈士陵园凭吊良师益友的王定国，挥毫写下了“四十七年前，西陲起黑烟。董杨属俊杰，为国把躯捐。英雄儿女战，声震祁连巅。雪压青松翠，风吹赤旗鲜”的诗句。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会上，王老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6月26日，中共中央举行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王老随剧团经过毛儿盖来到卓克基，为过雪山做准备。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透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为同志们加油鼓劲，他们用自己欢快的歌舞，激发同志们的斗志。

　　过草地时，王定国体重仅50多斤。

　　说起那段经历，王老显得格外幽默风趣：“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陷下去了。”是的，在过草地时，不知有多少战友就在身边，然后陷进了沼泽，再也没能爬出来。

　　过草地时，最可怕的还是饥饿。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没有充足的口粮供给，能够果腹的仅仅只有野菜、草根、树皮甚至皮带。但即便是这些东西，也不可能支撑那么多人的队伍，更何况有的“野菜”和“草根”是有毒的，根本不能吃。

　　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王定国编了一首打油诗并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虽然，长征之路异常艰苦曲折，但王老感受得更多的却是苦中之乐。她曾以轻松的口吻，说起和毛主席过草地的往事：

　　“那时，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们就主动帮毛主席一个小忙：采下没有毒的树叶，背在背上晾干，然后卷好给主席抽。毛主席一路上抽着战士们为他卷的树叶香烟，和战士们说笑着。”

　　主席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深深地感染了王定国，让她更加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演员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面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木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温暖了每一个战士的心。

　　王老说，演员登场前，冻得浑身发抖，可一上场就什么都忘了，那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演出结束，剧团战士向指战员们告别时，好多战士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还有一个“九趾红军”的故事，在红军队伍中广为流传。

　　长征路上，王定国虽然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她的身上却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雪山顶上。

　　那是1936年2月，王定国跟随部队翻越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的党岭山。党岭山为折多山主峰，海拔5000米左右，上山下山约100公里。当时处于最寒冷的季节，风雪无情地向着饥饿、寒冷和疲乏的红军队伍扑来。到山顶时虽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天空像傍晚一样昏暗。女战士们无法前行，便用破棉被紧裹，抱团取暖。暴风雪过后，王定国发现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脚早已冻僵。她赶紧用手搓，一不小心就把一根冻僵的脚趾碰断了。

　　采访期间，当我们小心翼翼地问到王老在长征期间“丢”脚趾的事时，王老却显得格外轻描淡写：

　　“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

　　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说：“有什么伤心的？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都牺牲了，我掉个脚趾算什么。”

　　我们常说革命者总是年轻，王老以极其平淡的语气述说往事，是不是最感人至深的革命情怀呢？

　　1936年10月，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剧团忙得不可开交，举行晚会，演出节目，热闹了好一阵。令王老没有想到的是，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没有多久，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西渡黄河，剧团也随部队行动。

　　11月，中央军委命令已过河的部队组建为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行进，剧团也改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

　　过河后，剧团跟总部一起行动。途中，王老的双腿先后被流弹击伤，但她只用点棉花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又继续行军打仗、表演节目……

　　一路艰险一路歌。王老的长征，就是这样在歌声中一步步走完的。

　　乐观的歌声，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也迎来了长征胜利的曙光。

　　情定黄河边，大爱无疆暖心扉

　　80多年前的王定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成就她一生的幸福。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准备过雪山草地。一天，王定国和剧团的几位战友正在山坡下的小河边洗衣服，一位满脸胡子的老战士拿着一包衣服向她走来。

　　“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大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

　　“好呢，没关系。”王定国答应缝好明天给他送去，“大胡子”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就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

　　当时的王定国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谢老比毛泽东还年长十几岁，在长沙第一师范小学曾和毛泽东同为教员，谢老古文底子好，深得毛泽东敬佩，被他视为老师。

　　第二天，王定国去送缝好的衣服时，“大胡子”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首次相见，王定国和谢觉哉就在双方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西安事变后，王老在地下党的营救下回到党的怀抱。随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党中央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由谢觉哉出任党代表。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谢觉哉一到兰州便着手进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受谢觉哉委托，在兰州和河西走廊各县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传教士医生高金城来到张掖，开设了一所福音医院，为我党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提供掩护。

　　接着，高金城以医院救护伤员的任务重为由，亲自出面向敌旅长韩起功借出王定国等7名红军剧社人员到医院当护士。

　　在高金城的帮助下，王定国等立即开展秘密接应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福音堂医院也成为张掖县秘密党支部的秘密联络点。

　　此后，由于营救活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怀疑，王定国等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同年9月，在秘密党支部的帮助下，王定国踏上了去兰州的路途。

　　获救的王定国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再一次遇到了谢觉哉。

　　在我珍藏的一部《谢觉哉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张掖有地下党，支部里有个女委员叫王定国。”

　　等见了面，谢觉哉一眼就认出：这个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国也觉得，眼前这位长征中的年长者，不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级领导，一位将自己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胜过兄长的亲人。

　　就这样，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喜结连理的一根红线。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朝夕相处中，王老和谢觉哉情定终生，终于走到了一起。

　　一个是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为“八办”留住了这个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

　　1937年9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在同志们的热心张罗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以后，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老几乎都一直在谢老身边工作。

　　从王老的讲述中，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在她心目中，比她年长近30岁的谢老，是同志，是爱人，更是兄长、导师。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经历，打破了年龄的隔阂。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也正是从“八办”起，王定国开始学习文化。一天晚上，谢觉哉为赶写一篇文章，让王定国去找《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几份报纸，王定国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觉哉自己去拿的。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谢觉哉自那以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教王定国识字、学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后来王定国才成为谢觉哉工作上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如今，王定国打得一手好麻将，也是从“八办”那时开始的，她师父还是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从苏联到兰州小住，当他看到年轻的王定国时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谢老夫人，需要接触国民党高层的太太，所以要多学会一种社交手段。”于是，周恩来亲自教王定国打麻将。

　　王定国天资聪颖，一学就会，并很快练就了一套同妇女界名流以及国民党官僚的太太小姐们打交道的本事，以自己的热情和纯朴，感化了她们，并通过她们去影响各自的丈夫或父兄，使其了解和赞同我党的政策和主张，支持抗日活动。王定国就曾通过打麻将等交往活动，把国民党兰州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倪斐君积极参加兰州的一些进步活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成为了“八办”的一段佳话。

　　1939年，王定国随谢老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王定国和她所在的生产小组，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成绩。她们不仅开荒、种地、养猪，在生活上做到了自给有余，而且还从事副食品生产，她们生产的优质农产品供应了中央机关，慰劳了南下归来的王震所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延安时，王定国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被评为劳动模范，荣获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再接再厉”四个大字的锦旗。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为失去良师、战友、丈夫而痛不欲生。从1978年开始的6年里，按照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整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

　　作为谢老的终生伴侣，王老得天独厚地有了再一次学文化的机会。

　　王老深知哪些材料是非常重要的。谢老从14岁开始写日记，直到老年病重，70多年很少间断。早年日记多已遗失，1919年以来所写的日记谢老精心保存着，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马兰纸。“文革”中，担心日记被抄，两位老人思来想去，最后把日记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沙发里。

　　1969年的一天，“四人帮”诬王老是“叛徒”，把她囚禁了40多天。周恩来总理知道后，亲自过问才把她放了出来。当王老回到家，看到已瘫痪几年的谢老，为了保护几十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日记，竟一直寸步不离地睡在沙发上，内心十分感叹和敬佩。

　　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近500万字的《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等多部历史文献。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

　　苦难的童年、艰难而残酷的战斗生活，磨炼了王定国的意志和胆识。从残酷的战争年代走来，王定国变得乐观坚毅，即使是在30年前患了癌症也从未悲观过。不仅如此，她还把乐观精神传达于人，把帮助人、救助人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1983年，王定国到离别40多年的河西走廊考察访问，作为一名曾在那块土地上战斗过的红军老战士，她想起了西路军无数先烈血洒疆场、与敌英勇搏杀声震祁连的壮烈场景。

　　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一些当年失散的红军未能重返革命队伍，有的被迫定居在那里。王定国经常收到他们的信件，听他们诉说心中的委屈和面临的种种困难。

　　于是，她与伍修权一起开始为这些人奔走呼号，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重视，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恢复了他们的红军待遇，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妥善安置了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就业、就学。

　　至此，这个几十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1985年，一位广西妇女找到王定国，希望证明自己当年的红军身份。来人诉说着长征中的件件往事，王定国记忆的屏幕渐渐打开了：

　　翻过雪山后，在行军的途中，一个只有八九岁的小红军，背一个脸盆和一个破洋瓷碗，穿的军装长过膝盖，又破又烂，一双光脚冻得裂了道道血口。每到宿营地，她就拾柴打水，特别勤快，似乎从不知道什么是累。因为年龄小，人们从不叫她的大名李登玉，开玩笑取的绰号反而出了名。

　　新中国成立后，李登玉所在单位认为她当红军时年龄小，没执行过什么战斗任务，不承认她的红军身份。

　　“拾柴、打水、烧水不是任务？长征走过来容易吗？何况她的年龄那么小！”王定国生气了。在王定国等人的证明下，李登玉的红军身份得到了确认。

　　为了感谢王定国，当时那些还健在的红西路军老战士，男男女女几十人来到北京，挤在王定国家中不大的厅房里，向其表示谢意。

　　而王定国只是淡淡地说：“这是党让我这么做的，应该感谢党。”

　　革命大家庭，留得清气满乾坤

　　在王老家中，悬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父母慈爱，儿女茁壮，洋溢着幸福。

　　望着那张泛黄的老照片，一股温暖的春风扑面而来。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革命家庭的和睦与温馨，感受到了王老和谢老经历革命岁月的艰辛与坚韧之后一家人的幸福与甜蜜，感受到了王定国对家人浓浓的深情与关爱。

　　在这个红色的大家庭里，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女谢宏生前是财政部一个普通科室的处长，长子谢飘退休前供职于国家经贸部，次子谢飞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三子谢烈退休前在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工作，四子谢云退休前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次女谢亚霞在德国从事医学工作，五子谢亚旭供职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谢老和王老夫妇身体力行教育自己的儿女。事实上，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子女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丝毫没有一点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子女的架子。而这与谢觉哉、王定国夫妇的言传身教是密不可分的。

　　谢觉哉一生艰苦朴素，从来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对家人也是如此严格要求。

　　谢老一生自律甚严。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国家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某地县委曾为照顾他回老家，要专修一小段公路。谢老知道后非常不安，说：“修这段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说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子女，谢老更是严格要求。当年，谢觉哉全家住在北京前圆恩寺的胡同里。由于谢老工作忙，顾不上照顾孩子，谢家的孩子都是大的带小的，而且一工作，就被谢老送出去锻炼。谢亚旭说：“大姐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支援边疆曾到新疆工作；二哥谢飘曾在部队工作，因为是特种兵，全国各地跑；谢飞是老三，拍电影的，‘文革’时被下放到农村了；老四是学朝鲜语的，毕业以后，父亲鼓励他到中朝边境，在一个边境车站待了很多年；老五在重庆的一个通信工程学院；六姐到广州军区了。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离家时间最久的，16岁时去了南京军区当兵。”

　　就是这位王老的小儿子谢亚旭，在南京军区当兵十多年，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高干子女”。谢亚旭说，父母亲要他去当兵，是为了让他到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好好锻炼，从小知道保家卫国，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出力流汗，并要求他在部队里安心服役，苦练本领，认真工作，决不允许他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是谢觉哉、王定国的儿子，更不能打着他们的招牌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对待群众，谢老却格外亲切，充满热情。他曾经严肃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来法院打官司的，只要点我的名，我就应该见，因为人家信任我才会点我，不见不合适。”

　　谢老对自己及家人的严苛、对人民群众的热情，也深深影响着王定国。

　　采访期间，王定国家先后来了三四拨，总共有二十多人。“这还算少的，多的时候一天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王定国身边工作多年的杨琼仙说，“家里谁都可以来。老太太也常说，人家来找我是信任我，不见不合适啊！”

　　为了更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王定国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挨个屋子问情况，高效又不会遗漏。

　　王定国的“热心肠”对大儿子谢飘来说，曾经有些难以理解：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跑过一次关系、说过一句求情的好话。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得母亲。”谢飘说，“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好事，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说：“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母亲言传身教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在学习上从来不约束我们，学习是为了自己，工作要自己找，在这方面，母亲不会为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谢家现在这么多人，从没有红过脸，一家人很和睦。”在儿子眼里，自己的母亲与天下的母亲一样，勤劳能干、善良淳朴、温柔慈爱。

　　在延安时，王定国率领的生产小组种得蔬菜、养得猪，总在边区生产展览会上获奖。“所以，那时毛主席总来我们家打牙祭。”王老的小儿子谢亚旭哈哈一笑。

　　“后来我们家定居北京，别人家的院子都是花园，我们家的院子却是菜地。我们家光玉米每年就能收四五百斤。后来还养了一头猪。上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严重时吃不上肉，我们家把猪杀了，割下100多斤肉。本来我们想把猪肉分给徐特立、董必武这些父亲的好友，但父亲却说这些老同志受中央照顾，比起他们，老百姓的日子更苦。于是父亲就让我们把肉分成一块一块的，送给胡同里的邻居们。”谢亚旭难忘当时的情景，“以至于现在偶遇老邻居，他们都还记得谢家的好。”

　　小儿子谢亚旭是母亲的贴身秘书。每个月，他总会乘地铁来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谢亚旭说，除了战争年代等特殊时期外，母亲从未中断过交党费。90岁之前都是母亲自己亲自去交，后来确因行动不便，才申请由他代交。

　　“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王定国对小儿子谢亚旭说，“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了，但更要坚持好，因为这是对党忠诚和信仰的体现。”

　　在谢家的子女中，最有名气的就数老三谢飞了。

　　谢飞1942年8月生于延安，小名叫“延河”。1962年，谢觉哉的杂文集《不惑集》问世时，谢飞20岁，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40多年过去了，谢飞执导的《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等多部影片荣获过金鸡奖、百花奖和多项国际大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四代电影人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然而，谢飞却从未想过拍摄一部纪念父母亲的影视剧，尽管有很多人都这样向他提出过。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和父母都是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人。即使要拍，父母亲也绝不会允许。

　　在王定国家客厅里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本发黄的影集。翻开这部老照片集，一张四个孩子一溜排开的照片非常醒目，照片中间的就是著名导演谢飞。

　　采访期间，我们幸运地见到了这位著名导演。谢飞现在已从创作一线退下来，专心致志从事影视教学工作，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回家陪伴母亲。

　　谢导还是一位孝子，他常常挤出时间牵着王老的手在小区院坝里散步，并拿出手机给王老照相。

　　虽然王老的相片很多，“但母亲喜欢用自己的手机照，好留在自己的记忆中。”谢飞说，“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挂在墙壁上，说在嘴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表现在生活中，体现在为人处世中；所谓传承，也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而然、自觉自愿的行为。”

　　“我哥被人们称为影视圈里的儒家，圈子里那么多绯闻，但是我哥哥身上从来没有，这可能也得益于家教吧。”谢亚旭说。

　　谢觉哉过世后，王定国曾对所有的孩子说：“我带大你们几个，还照顾你们的父亲。现在我要自己做点事情了。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个都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也一个都不带。”

　　王老所说的“不管”“不带”，并不是她不关心、不爱护、不体谅、不理解自己的子孙，而是在自己这个小家面前，她更看重祖国这个大家，她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实事。

　　2003年4月，王定国被“非典”困在杭州，不能回北京。

　　此时，谢飞不幸感染“非典”，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个消息谁也不敢告诉老太太。然而有一天，老人却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担心此事会给老人家的精神和身体带来打击，没想到王定国却若无其事地说：“没事儿的，报纸都登了，谢飞就没事了。”老人对待孩子，就是如此“心大”。

　　谢亚旭说，父母亲言传身教，就是想引导我们如何学习好、生活好、工作好。现在想想，家里的这些兄弟姐妹，还有第三代、第四代，谢家的整体方向都是平稳向前的，我们都过着普通人的日子，安静平和。我想父亲所说的“好”的概念，就是中国那句老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离休之后的王定国，曾受聘为《中国红军网》顾问。如今，王定国虽然行动有所不便，但只要是有关长征的纪念活动发出的邀请，她必定参加。

　　“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只要是宣传红军，宣传长征，我必须去！”王定国说。

　　2007年10月28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举行《彭雪枫将军诞辰100年百名书画家邀请展》开幕式，特由彭雪枫将军的侄儿彭承烈代表四师分会及其兄长彭小枫到王老家邀请她出席。王老热情亲切接待了他，并说：“彭雪枫是我长征中的老战友，我一定要去。”彭承烈一进到王老的房间，就被墙上挂的字、画所吸引。谈话之后，王老送了彭承烈一本自己的画册，并签字留念。

　　从领悟“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妇女”，到“只有跟共产党才能取得胜利”，再到“相信共产党，才能冲破一切困难”，进而牢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是终身的奋斗目标”，王定国一生始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主义的信仰。

　　采访中，我们深刻体悟到，在这样一位有着8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正是“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这一伟大真理的真实映照吗？

　　翰墨写春秋，只有征行自有诗

　　王定国小时候没有上过一天学，是在参加革命后才开始识字、学文化的。她数十年如一日刻苦自学的精神，在老同志尤其是老红军中传为佳话。

　　王老曾说，她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慢慢用纸和笔写出来、画出来，留给后人。

　　于是，在王定国70岁生日之后，她竟破天荒地拿起了画笔，开启了她的翰墨人生。有诗赞曰：

　　长寿女红军，

　　高龄乐笔耕。

　　启迪少壮者，

　　有志事竟成！

　　在王老客厅的茶几上，有一本她的画册。翻开这本画册，你不得不对眼前这位百岁老人肃然起敬。你不仅能从她古稀之年才开始习字作画的惊人举动中，感知一个弱女子当年万里征战的红军本色和今天风采不减的老当益壮，以及她那份革命者永远年轻的优雅和童心，更可以从那一幅幅水墨丹青中，感知一位百岁女红军心中的山水，心中的花卉，心中的柔情与坚毅，以及眼里的万物，怀抱的世界和博大的气度。

　　王老告诉我们说：“1996年是我创作上的高峰，我创作了很多幅画，虽然没有专门学过画画，但我内心有感触有激情，特别是对创作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很有感情。”

　　从大幅彩墨纪实画《强渡嘉陵江》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王老对曾经经历过的战斗、战友的永志难忘，时在念中的深情缅怀；在长卷山水《长城颂》《巴山蜀水》《井冈山》中，我们更不难感受到她对祖国山河、故乡热土一往情深、刻骨铭心的热爱；而从大量生趣盎然、色彩缤纷的作品《翠竹拂云霄》《山深林静》《梅鹤戏雪》《荷花》《秋菊》《牡丹》《月季花》，以及《奔马》《熊猫》《苍蝇》《耕牛》《企鹅》《雄鸡》《小猫小狗》中，我们也处处感受到她对生活、对大自然、对生灵万物独具慧眼的赞美，和菩萨心肠般的呵护与关爱。

　　在王老的画册中，还有一幅她和小孙女一起合作的绘画作品《春来》。画上题签了谢老的一首诗作：“家乡好，屋小入山深。河里清泉堪洗脚，门前树大好遮阳，六月冷冰冰。”王老画笔传情，精心描绘了一幅她四川老家营山的风光，又让我们亲切地感受到了她一家老小、老夫老妻之间温馨、和美、恩爱的亲情、爱情和眷恋之情，正所谓其乐也融融，其情也脉脉，其爱也深深。

　　王定国作画出手果敢大气，用笔粗犷有力、丰厚、饱满、泼辣，着色质朴而鲜活，用色用水全凭感觉，章法布局随心所欲，凭自己对美的理解任笔走纸，但却知白守黑，造型皴染充满童心，故画面气息盎然、流畅天成、有滋有味，常有出其不意的妙趣。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民族工作领导人布赫同志，曾为王定国的书画集题感，称王老和她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书画情怀”，可谓知人、知画之论。

　　这就难怪，王老的很多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老上级，如华国锋、杨尚昆、宋平、刘华清、李德生、王定烈、迟浩田、柴泽明、刘大为等同志，也都纷纷在王老的书画作品上题签，或题写书名，或题写画名，或题词抒感，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百岁老红军王定国的崇敬和爱戴。

　　在王老家客厅的墙壁上，有一张放大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那是201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拉着王老的手去参加春节团拜会时的情景。

　　据王老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几乎在每年春节团拜会上，习总书记都要问王老到没到，都要挤出时间与王老拉拉家常，促膝谈心。

　　王老是中央电视台200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中唯一的女红军，有“国姐”之美誉。王老不仅受到了她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老上级的尊敬，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敬，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这是王老的骄傲，也是营山人民的骄傲！

　　“戎马一生驰疆场，老来翰墨展辉煌。生命意义在进取，花开留得一脉香。”这首题赞王老画作的诗，就是对王老书画人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赞赏。

　　王老的一生，无疑是革命的一生、红色的一生，她一生写了很多关于长征的诗词。

　　在《王定国诗集》中，有这样一首《忆长征•三过草地》的诗：“川边青康大草原，许多往事记心田；伯钊志坚同路去，庐山训练又天全；半年交好文艺兵，北上会师心事悬；红军三过大草地，多少英雄丧黄泉。”

　　“野菜甜，野菜香，红军粮食满山岗。”王老还记得，她和几位女红军战士一起挖野菜充饥的时候，总会唱起那句歌谣。“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吃的了，就只好杀马。煮一锅马肉，我们一群女孩子就跑去‘偷’肉吃。当然，我们也很难‘偷’一回，很多时候身上都只能带点草根、树皮。随身携带的东西可千万要看好啊，稍不注意，饥饿的猴子就会跑来把你的食物抢了。看到猴子来了，我们就举起扫帚把当假枪，吓跑它们。”

　　的确，虽然长征之路异常艰苦曲折，但王老感受得更多的却是苦中之乐：“行军时，每个人背上都会写着不同的大字，这是大家一边行军一边学认字。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的时候，他骑着马在一个水塘边钓鱼，我们感觉很新奇，就跟在他后边捉鱼。”

　　一提起过雪山草地，王老兴致很浓，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情景。

　　“长征草地溪水清，贺龙骑马钓鱼新；脸盆烹煮大家吃，苦中有乐官兵亲。”王老这首《忆长征•贺龙草地钓鱼》的诗词，描绘的就是当时的情景。这种史与诗融为一体的歌咏，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真实写照。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作品，成为了红色的革命史诗。

　　1994年2月，年愈80的王老离职休养。

　　离休并不代表王老学习、工作、思考的终结，她又开启了一段新的长征。王老常说：“人离休了，脑子决不能离休！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坚持理想信念，思想不能生锈！”

　　为了使自己思想跟上时代步伐，王老为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天天坚持读书、看报，认真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而且她离休后更加注重学习绘画、练习书法，始终怀着一颗“革命者永远年轻”的童心，勤学苦练，泼墨挥毫。

　　王老75岁那年，她刚做完乳腺癌手术的第二天，她就让儿女们拿来笔墨纸砚，在病床上练习书法、绘画。儿女们劝她好好休息，她却微微一笑：“写字、画画，不就是最好的休息吗？”

　　为了取得更大的进步，王老还特别喜欢与书法、绘画的名家交流。

　　王老外出时，一遇上书画方面的专家、名家，她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空闲机会，拿着自己的作品上前，请其指点一二，然后下来自个儿细心琢磨。

　　在勤学苦练的基础上，王老还善于创新。她最爱画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是在用过的挂历的背面撒上墨，然后用嘴小心翼翼地吹出来的。她的“吹画”特别是她“吹”出来的梅花，栩栩如生，别有风韵，很受人们喜爱。

　　丹青写春秋，花开翰墨香。由于王老刻苦钻研、勤奋努力，其作品成果丰硕，仅仅10多年后，她就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画册，还先后出版了自己的纪实性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以及《王定国文集》《王定国诗集》以及《定国文存•回眸集》《定国文存•偶得书》《王定国日记》（上下册）等近百万字的作品。

　　如今，王老家的客厅、书房、储藏室里，放满了她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而王老却十分谦虚又风趣地说：“垃圾堆似的。”

　　王老的诗书画艺让人惊讶，也让人更加深刻地体会感悟到一位百岁老红军，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胸怀与气度、理想与信念。王老还经常借她的书画作品，在公开场合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宣传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号召党员同志听党的话，不听谣、不信谣传谣，紧跟党的步伐，认真学习党的新政策、新精神，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特别是离退休干部队伍的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多做贡献。

　　2009年9月，王定国被中组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谢觉哉和王定国是一对革命伴侣，亲密战友，相濡以沫。

　　1953年5月15日，谢觉哉七十大寿，王定国写下一首诗赠丈夫：

　　“谢老：自从我们在一起，不觉已近二十年，相互勉励共患难，喜今共享胜利年，今逢你七旬大寿，我无限的欢欣，正当可爱的春天，正值祖国的建设年，花长好，月常圆，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祝你万寿无疆，祝你青春永远。”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为失去良师、战友、丈夫而痛不欲生。王定国用丝线把这首诗绣了起来，挂在家中客厅的中堂。

　　南宋诗人杨万里在《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中写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有征行自有诗。”王定国的书画与诗歌，倾泻出来的大都是她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仿佛笔笔划划、字字句句都是从她心坎上流淌出来。

　　红军本色即是诗。在战略大转移的长征途中，王定国日夜兼程，脚步匆匆，只留下红色闪光的足迹，而后来她倾吐出来的，仍是红色诗的记忆。

　　王老最喜欢那顶闪着红星的八角帽；最喜欢穿那件褪了色的红军戎装；最喜欢唱那首老歌《十送红军》；最喜欢画的是红军战斗场面；最爱写的字是“红军万岁”；而她最喜欢写的诗就是《忆长征》了。

　　除了前面已经点到的几首外，王老还写了很多首“忆长征”的诗歌，比如《忆长征•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挽危舟，航船正舵亮北斗；扫尽乌云红日出，相迎浩月大江流；越过雄关乾坤转，又逢狭路杀敌稠；祖国山河开伟业，一轮甲子写春秋。”

　　又如她写的《忆长征•腊子口战斗》：“腊子天险一道关，敌军层层来堵截；红军烧山出东坡，声东击西如电闪；勇士血战松树岭，地崩山摧眼九泉；奇峰接天不盈门，枯树倒挂倚巉岩；回看天际浮云游，惊鸟穿梭绕林间；炮火连天万壑雷，终于胜敌奏凯旋；我军向北敌向西，三军会师会宁欢。”

　　《忆长征•上夹金山》：“红军翻上夹金山，关险崖危奋勇攀；火炬长龙山麓亮，长留脚印壮人间。”

　　《忆长征•咏林伯渠》：“林公长征管后勤，两目夜盲看不清；马灯长伴同行走，清风明月映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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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3日，“老红军王定国书画展新闻发布会暨《王定国书画集》首发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为书画展题词“丹青难书是精神”，200多位老红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属、著名书画家等人到会祝贺。

　　王定国的绘画作品《雄鸡一唱天下白》《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腊子口》《八年抗战忆延安》《红军西进歌》等，是老人对红军、对长征的深情礼赞。

　　王定国充满激情地说：“我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用笔用画写出来，留给后人。”是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亲历者饱蘸激情的笔墨完美的结合，使得这一幅幅作品，有了动人心魄的魅力。

　　“他们都走了……”老人平静地说。是啊，走过长征岁月的生命一个个离去了，一些散落在记忆中的历史片段，可能成为永远无法破译的密码。

　　王定国百年红色人生，从不争名不争利，正如她为自画竹所题款的自白：“春风摇曳映红波，春报平安万事和；牢记虚心情淡泊，凌云壮志绣山河。”

　　从无数平仄有致的诗句到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的出版，从别有韵味的“王体”书法到一树一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画，王定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学，让人看到的是一位革命家、优秀共产党员的顽强毅力。

　　踏上新长征，夕阳未必逊晨曦

　　的确，王定国是一位闲不住的人。她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事业、热爱生活，晚年的她成了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王定国的社会工作不断增加。她过上了“空中飞人”的生活，从一地飞往另一地，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一次，在飞机上有人问王定国：“老太太，您多大岁数啦？”

　　“80多了。”

　　“您坐飞机去干什么呢？”

　　“我出差。”

　　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不在家里颐养天年，还经常“打飞的”四处奔波图个啥？

　　“她一直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信念，她现在的身体也不会那么棒。”谢亚旭告诉我们。

　　上世纪80年代，不少长城周边的居民拆长城砖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我们必须好好保存下来。”

　　本可以在家安享离休生活的王定国，再也闲不住了。她甚至找到砖窑，拉着烧好的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

　　但这样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定国思来想去，决定牵头组织成立一个保护长城的社会团体，以切实加强对长城的有效保护。

　　1984年的一天，王定国来到邓小平家中，请他发一个号召，借以推动长城的保护工作。第二天，邓小平即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条幅。王定国手捧条幅，如获至宝。有了领导的支持，王定国信心更足了，决心更坚定了。

　　1987年6月25日中国长城学会成立，王定国考虑长城要面向世界，请曾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出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长城，她连续三年组织了群众性的慕田峪长城越野赛；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长城，她还组织长城沿线11家电视台，拍摄了38集电视专题片《万里长城》并发行到世界各国，促进了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对长城的宣传、保护，让世界对中国的长城充满了向往。

　　长城学会成立以后，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王定国坚持“三不要”原则：不向国家和政府要经费，不要编制，不要办公场所。

　　长城学会筹建之初，没有一分钱经费，这成了王定国心中最大的心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定国想尽了一切办法，有时甚至不得不省吃俭用，拿出自己不多的离休金。

　　没有办公场地，王定国当时在北京东城区翠明庄的家，就成了办公室，工作人员日常吃饭就在翠明庄附近的食堂，费用都是从王定国的离休工资里扣除的。

　　在王定国的艰辛努力下，中国长城学会逐渐壮大，运行良好，长城保护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当组织发展起来后，王定国却选择了淡出，把名利都让给别人。也许在她看来，与吃水相比，打井更重要。

　　上世纪90年代，看到很多地方荒芜化、沙漠化十分严重，王定国再也坐不住了。她四处奔走，连续组织召开两届沙棘防沙固沙国际研讨会，积极推广沙棘防沙固沙技术。全国绿化委员会特地授予她“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

　　在国家致力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王定国还将目标投向青少年和老年人，她认为中国必然要迈进老年社会，到那时社会压力会非常大。于是，王定国一直为创建与发展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这两个社会组织而奔走呼号。

　　“等到后来，国家经济发展得差不多了，回过头想解决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问题时，就发现已经有两个现成的组织机构了。”王定国曾十分自信地说。

　　王老的高瞻远瞩着实让儿子佩服，“她总是能想到国家将会面临而当时又顾不上的问题，既然国家顾不上，那她就先尝试做。”谢亚旭说，“她虽是一位弱女子，但却有很强的‘江山’情怀，总觉得国家的一些事是自己应该做的，而做事，她从不图名不图利。”

　　90多岁的王定国还特别关注国家的林业生态建设。她曾到全国30多个省市了解林业生态建设情况，多次向有关部委提交考察报告，并亲自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2004年，王定国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速生林建设，提出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的建议。这一建议如今已被中国造纸业普遍采用，并成为一种生产模式。

　　2005年，王定国到河南省考察黄河故道生态治理有关情况，并在生态园里种植了一棵银杏树。她写出的考察报告，促使国家林业局同年就在河南省召开了现场会。

　　2006年11月，王定国到湖南省考察谢觉哉的家乡宁乡县，在畅叙乡情时她说：“谢老说大树是老人，小树是孩子，我们要像爱护老人和孩子一样来爱护树木，希望家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生态建设得更好。”

　　2008年，王老回四川营山老家，考察南北两河综合整治工程，并在红军广场种植了一棵黄葛树；在营山中学和师生们一起，种植了两棵银杏树。

　　2010年，王定国与150万重庆市民一起在长江边植树造林，并亲手栽种了一棵桂花树。“绿化长江全社会都应该参与进来，也只有大家都走上这条‘绿色长征’之路，才能真正地为子孙后代造福。”

　　2012年4月22日，在世界地球日这天，王定国老人带领全家祖孙四代和亲朋好友共150多人，在北京的西郊种下了100多棵松树。

　　为表彰王定国对中国生态建设所作出的贡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再次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在“生态行动助力中国”的活动中，她被授予“终身生态贡献奖”。

　　201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王定国出任终身名誉主席。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生态文明”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之一。

　　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王定国再一次提出建议：生态建设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需要人人参与……

　　尾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就是王定国的家国情怀，她向来不问自己该得到什么，而总是想到自己该为党、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些什么。

　　在王定国的信念里，活着就要有用。

　　满头银发的王定国坐在明亮而略显老旧的客厅里，安静的眼神就像雪山深处的溪水，冷静、清亮而悠长。而墙壁上那幅她亲自绘制的水墨画里，一朵朵、一簇簇昂首怒放的梅花，仿佛叫人闻到了缕缕沁人心脾的清香。

　　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一个大国的崛起，王老——一位可敬可亲可爱的红军老战士，她的传奇红色人生经历，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革命斗争艰辛历程的见证，是党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讴歌。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她的远大理想和对祖国未来的祝愿，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感染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她是那样的平凡，又是那样的伟大，像雪山顶上松柏一样，万古长青。

　　如今，令我特别激动特别难忘的，是当年到王老家中采访的那段经历。

　　采访结束告辞时，当时已103岁高龄的王老身体本来有些感冒不适，但她依然执意要把我们送到楼道电梯口，并与我们一一寒暄、握手道别。

　　当我们走出电梯，到了小区院坝里，直到将走出小区大门时，我们发现王老依然趴在楼道的窗户边，久久地、深情地向我们舞动着她那双饱经沧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