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川图书发行业是随着图书的商品化而出现的。“好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我国“书肆”的出现，不晚于汉代，所售之书主要是抄本，唐代，雕版印刷产生，益州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印刷中心。“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秦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全唐文》卷624冯宿《禁版印时宪疏秦》）。其中，“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销量较大。这是四川历史上印刷品成商品进行流通的最早记者，也是四川印刷图书发行业的初始阶段。唐时的“西川印子”不仅行销四川，还流传到全国各地，甚至出洋日本。为适应盛行一时的佛教、道教传播的需要，寺庙、道观、书坊也大量刊刻佛经、咒本、符麓出售。“樊赏家”、“卞家”、“过家”是唐时益州书肆有名的书坊。

　　两宋时期，四川和杭州、福建成为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四川宫刻和私刻书业异常发达，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唐和五代。“宋时蜀刻甲天下”。当时，四川官刻《开宝藏》、《玉平御览》、《册府元龟》、《华阳国志》、《三国志》、《水经注》、《眉山七史》等书，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政府行政发行图书的渠道随官刻业的发展而健全。四川坊刻图书此时大量行溜须牟取利润、后蜀宰相毋昭裔大量的私人刻书，其子孙在宋代售书致富，刺激了四川坊刻书业的发展，广都费氏进修堂、眉山程舍人宅、眉山万卷堂都是当时著名的坊刻印书发行之所。为便图书销售，宋时出现了图书广告似的售书书目，多附于出版图书之内。也有的图书在书封或牌记上附简要的介绍文字。还有的书坊请名人作序以促销。

　　可以说，唐宋时期，四川图书发行业作为一种行业已经产生，并得到发展，但尚未从图书刊刻业中完全分离出来，不是一个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