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记忆中的父亲

陈子南

父亲陈天尺，卒于1944年。彼时我才11岁，如今已是79岁的老人了，对父亲留下记忆却是不多。

我曾经有过两位母亲。大妈生有一位儿子，自幼聪明睿智之极，就读于早期美国教会开办的神话格致书院，毕业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担任英语编辑，18岁时因重病不幸殁世。丧子对于父母的人生无疑是一个重击。母亲经此以吃素念经度日。无奈之下的父亲经人介绍，娶了一位山东济南籍的女子王氏。她就是我的生母，我们兄弟姊妹均以“娘”尊称她。娘生了两位姐姐、一位哥哥，还有最小的我。

先前，我们住在交通便利的北大路择日街(巷子)，车子可以直达家门口。大约是因为厅堂是传统式建筑，堂前的石板天井，至多只能摆上寥寥的几盆花草，父亲总不满意这个房子。后来，他觅寻到西门街定远桥元帅庙河沿边上的五福巷18号(解放后更名为互爱巷5号，元帅庙河也改成元帅路)。那里的院子十分宽敞、厅堂高大。尤其是堂前有个大园子，内栽有梅花、石榴树、柚子树、梧桐树，后侧还栽有两平方米多的高大竹丛，满足了他旧式文人那种“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审美情趣。记得每逢礼拜天就会有三、五个朋友到府相聚，饮茶、吟诗作赋。父亲不喝酒，但却迷恋烟、茶。每天，我娘都要泡一杯(盖杯)茶。父亲一起床就要喝茶，喝明前花茶，他不抽香(卷)烟，用的是很考究的铜制水烟筒和沙县烟丝，这是他仅有的嗜好。

令父亲称心如意的新居，在交通进出上却显得十分不便，别说彼时的小汽车不能入内，即使是为此变通而为的诊所人力车也要顺着河沿小石板路颠簸着拐进小巷子。无疑，因此前来就诊的人流远不如此前的择日街住所，明显影响了诊所的日常收入，面对亲戚们的纷纷议论，父亲固执己见坚辞不让。

早年追随国父孙文参加同盟会的父亲，曾为国府主席林森先生的秘书，大抵是因为不耐政坛官声之复杂而弃政归里，以医自隐悬壶济世。某年，林森主席因返闽祭祖，期间驱车前来看望当年的老部下。堂堂国府主席的汽车只能远远地停在定远桥上，军警只好从桥头抵巷子内，沿途站岗防卫。父亲只好动用诊所的人力车将老长官载进巷子，他们俩才得以欢叙昔日情谊。

父亲日常喜爱撰写剧评，福州各个戏班和他的关系极好，常有人送票上门请他看戏。记得小时候，他总带着我乘坐出诊的人力车去坐落于三坊七巷之黄巷的南华戏院看戏，看的是闽剧传奇戏班演出的《七侠五义》，一直看到第十五本，因福州第二次沦陷，逍遥的日子才告中断。

抗战期间，坊间传说日本人要派飞机轰炸福州，我们全家老少多次离家去南平、古田、永安等地避难，此间花费巨靡。第一次沦陷，我娘带着四个子女逃到浙江金华永康亲戚那里避难。第二次沦陷，二姊出嫁不在福州，哥在马尾高航学习，随学校迁到南平将乐，大姊夫妇也去了南平，家里仅剩三个大人和我。记得沦陷初期，府门上曾张贴一张通告，内容大约是军警不得骚扰陈府之意。间或有人来诱劝父亲出山担任“维持会”伪职，被父亲严词峻拒。于是布告随即被人撕毁，不久，日本兵便常来敲门骚扰。彼时五福巷居所的府门很厚实，拐进来还有一道厚实的二门。我们透过缝隙见是日本兵敲门就不做声也不开门，他们敲了一阵悻悻离去。有一次，日本兵又来搜查，邻居的亲戚说得开门，不然日本兵会将手榴弹投掷进来，大家惊恐之下，只好打开大门，瞬间冲进来五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兵，命令我们打开房内所有的柜子和抽屉，他们搜去置放在内的首饰和银元，甚至抢去家里的大米！日本兵转身见门廊上停着那辆父亲出诊所用的人力车，就将抢得的财物放在车上径直拖走……

这起日本兵突然闯入抢劫事件，令父亲为之气结，从此变得郁闷暴躁，他常发脾气痛骂国军第86师(彼时防守省会福州的部队)不作抵抗就撤出福州。彼时坊间纷纷传言第86师预备反攻，父亲闻讯对此极为期待，待传言几次落空之后，他气而生病，体质虚弱竟至卧床不起，身为名医的他，给自己开的药方也不见疗效，不久转为哮喘，病势愈发严重起来。有一天，虚弱的他写了便笺交待我去找他的好友郭云团中医师。郭见便笺，脸上露出十分惊愕的神情，问我：这是尺师亲手写的字吗？我点头称是，他很小声地叹了一句“坏了”。午后，郭约上数位中医名师一同前来府上看视病重的父亲。出来时，叹息地对我娘说：为什么不早来叫我？现在太晚了，要做后事的准备。此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在一次大喘中憋不过气来，父亲去世了。因处于日寇占领沦陷时期，父亲竟无法出葬入土，家人只好把灵柩一直停放于厅堂之上……直到抗战胜利，兄弟姊妹回到福州，才为父亲在厅堂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终得以下葬为安。

民国海军总长萨镇冰曾题字“是乃仁术”牌匾一副，悬于家中二门之上。身为中华国医馆福建分馆馆长的父亲，竟没能把他所拥有的精湛独到医术传授给大姊或哥哥，以至于家学失传。此间不知何故，也许是因为民国那个时代，中医在社会上已不受重视，上流社会都青睐西医吧。这是家人最为遗憾的事。

值此著作出版之际，十分感谢以王汉民老师为首的专家学者们的不辞辛劳和努力，将先父的事迹彰显于后世，对后辈应该是最好的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