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者必须知晓国家的政治气候变化。大自然中，春分或秋分前后，暴风雨最为猛烈；同样，民众越接近平等，政治风暴往往就越迅猛。暴风来临前会有征兆，比如狂风怒号，海水鼓荡；政治风暴到来之前，也会有种种征兆。维吉尔曾写道：

　　迫在眉睫的危险和卑鄙无耻的背叛总是有迹可循。

　　战云悄悄堆积。

　　流言四起，诽谤污蔑，诋毁国家，而百姓影从，这些都是国有妖孽的征兆。维吉尔在叙述谣言之神的家谱时，曾说她是泰坦神的姐妹：

　　大地母神怀着对众神的愤怒，

　　生下了考伊斯和恩克拉多斯的小妹妹。

　　维吉尔似乎把谣言看作是动乱的遗留之物，而实际上，谣言更应被看作是动乱的前奏。不过有一点维吉尔说得对，那就是叛乱和谣言就像兄和妹，就像男人和女人。当政府采取最为妥当、最切实可行的措施，本可以让民众满意时，却因为嫉妒，被曲解好意，妄加诋毁。正如塔西佗所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不过千万不能因为谣言是动乱的征兆，就想通过铁腕手段来压制谣言，以为那样就能防范或根除叛乱。谣言越堵越长寿，置之不理反倒能消弭谣言。此外，还应当对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加以分辨，即表面上服从，而实际上却在挑剔而不是执行政府的法令。对政府的法令进行争论、挑剔和批评指责，这种举动都是在逃避责任，考验政府对拒不执行命令的态度。尤其当全民的大辩论发生时，如果那些拥护政府者欲言又止，语气温和，而反对政府者却可以畅言无忌的时候，更是如此。

　　马基雅弗利说得对，君主本该像是民众的父母，但是却往往把自己看成是民众一员，偏向某一部分人。这就好像在行船，因为载重不均，行将倾覆。在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国王先是参与迫害新教教徒，不久之后，盟友却掉转枪口，对准国王。君主的权威一旦沦为附庸，君权之外一旦还有其他的纽带更加牢靠，那么君主就名存实亡了。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公然出现纷争和结党现象，则表明政府的威信已经丧失。有句老话，官员应当像行星一样，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原动力，也就是说公转时疾，自转时缓。所以，如果政府官员的行动迅猛如雷，像塔西佗说的那样“视政府如无物”，则意味着运动秩序乱了套。“尊严”是上帝赐予君王的腰带，因此上帝也常常威胁要解除这种腰带：“我要放松君王的绑。”

　　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是政府的四大支柱，当其中任一支柱被动摇时，人民就得祈祷千万不要发生动荡。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种令人揪心的后果，而是谈谈酿成叛乱的各种因素以及动机和预防之术。

　　先说酿成叛乱的因素。预防叛乱的最好方法（假如时代允许的话），就是防微杜渐，将导致叛乱的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导致叛乱，值得研究。只要积薪还存在，那就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迸发出一颗火星，把积薪点燃。导致叛乱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贫困，二是民怨。有多少人财产被剥夺，就有多少潜在的叛乱者。卢坎描述罗马内战前的情形说：

　　高利贷侵吞了人民的财产，

　　信义受到动摇。

　　当战争成为夺回财产的唯一手段时，这成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国家即将陷入动乱。如果富人的破产和穷人的贫困共同存在的话，那么动乱则更加迫在眉睫，更加危险。因为饥饿而发生的叛乱总是最危险。至于社会中的民怨，它们如同身体中的体液一样，容易发炎，引发高烧。君王不要把民众想得太理智，民众常常拒绝其好意，所以不要以自己是否公正来判断自己是否面临危险；也不要以民众疾苦的大小来判断，因为有一些不满，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疾苦，不如说是恐惧，而这时候的不满最危险。“痛苦有限度，恐惧无止境。”在受到压迫时，默默忍耐的品质会被误当成是勇气；在遭遇恐惧时，情况却并非如此。任何君王或国家都不能因为民众常常不满，或长期不满，却并没有带来任何危险，就高枕无忧。这就好像并非每一片乌云都能带来暴雨，然而尽管很多次都是光打雷，不下雨，但是暴雨终究有一天要落下。所以，西班牙有句谚语：“弓强只因时未到，到时一拉弦断了。”

　　酿成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有：宗教革新、苛捐杂税、修改法律、移风易俗、废除特权、受到压迫、小人得志、产生饥馑、外族入侵、党争为祸。总之，一切使民众感到不满的人或事。说到如何防止叛乱，我们只能讨论一些大政方针，提一些建议，而不能作为原则。至于专门的措施，则必须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第一种方法，就是应当尽可能消除以上所讨论的致乱因素，也就是贫穷。为此，必须开放国门、鼓励贸易、扶植工业、禁止乞讨、严禁铺张浪费、振兴农业、抑制物价、减轻税收等等。一般而言，国家会事先采取措施，防止国内人口（尤其是在和平时期）超过国内的资源。同时，人口不能以单纯的数量来计算，因为人虽少，但是却花得多，挣得少，相比于人虽多，但是却花得少，挣得多，更容易靡费国家的财力。因此，如果贵族以及官僚阶层相对于平民的比例过高，那么这个国家很快就会变得贫穷；僧侣阶级过于庞大也会如此，因为他们也不事生产；当更多人被培养成书呆子，而实际职位有限时，也同样会如此。

　　必须记住，国家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财富（因为与我有所得，于彼必有失）。人们通常有三种东西可以买卖：一是天然的物产；二是本国制造业的产品；三是商船队。因此，如果这三个轮子都能运转不息，那么财富就会像潮水一样不断流入国内。很多时候，劳务比自然物产更有价值。低地国家就是明显的例子。它们拥有世上最好的金矿，却都在地面之上。

　　要防止国家财富落入少数人之手，最重要的是制定好的政策。否则，国家即使富得流油，人民仍将忍饥挨饿。金钱好比粪土，只有撒开来才有用。要想把金钱撒开，主要通过高压手段来限制高利贷和土地兼并等等。

　　至于消弭民怨，或者最起码消弭民怨带来的危险，又该如何呢？我们都知道有两种臣民——贵族和平民。当只有其中之一不满时，对国家的威胁并不大。究其原因，平民如果没有贵族的煽动，则很难行动起来；贵族如果没有平民的影从，则积蓄不起力量。倘若贵族等到民众把水搅浑，而后宣称“顺从民意”，国家那就危险了！古代诗人曾编造说，有一次诸神想把朱庇特捆起来，而这一阴谋被朱庇特发现了，于是他采用了智慧女神帕拉斯的计谋，召来百臂之神布里阿柔斯相助。无疑，这个寓言的政治含义是：如果君主能够得到普通大众的支持，那么他的地位就会得到巩固。所以，正确的治国之道是给予民众适度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心中的怨恨与不满，他们就不至于举起义旗。凡是阻止体液外流的，必然导致内伤，产生溃疡和脓肿。

　　就民怨而言，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防备，所以后知后觉的弟弟埃辟米修斯和先知先觉的哥哥普罗米修斯并没有多大不同。在苦难和邪恶飞走后，埃辟米修斯合上了盖子，把希望留在了盒子里。人为地培植希望，保持希望，让人类在一个个希望破灭之后，又产生一个个新的希望，这是防止民怨毒害的最好的解毒剂之一。所以，聪明政府的聪明做法，就是在无法让民众满意时，让民众心中充满希望，就是要让邪恶觉得有逃脱的希望，变得急不可耐。这后一种方法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党派，都喜欢自以为是，或者吹嘘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

　　再者，要防止民怨，就不能让民众领袖类人物出现，使得不满的民众有所依靠，共聚旗下。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却是很好的警示。所谓的民众领袖，必须自己首先不满，必须具有伟大人格和赫赫声名，必须得到不满民众的信任，必须能够吸引不满民众的目光。对这种人，要么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争取过来，为国家服务，要么在其同伙中，把跟他可能有矛盾的往前推，削弱他的名望。一般来说，离间那些反对国家的党团组织，使其内部陷入纷争，彼此间产生距离，不失为消弭叛乱的一种好方法。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掌管国家大事的人彼此不和，结党营私，而反对政府的人却同心同德，齐心协力。

　　我曾注意到君主的一些机智却尖刻的话曾引起过叛乱。恺撒曾说：“苏拉不学无术，所以不适于当独裁者。”结果给自己带来无尽的伤害。人们本来指望恺撒有一天能够放弃独裁，但是这句话却使那些怀揣希望的人绝了望。加尔巴说：“我不会收买兵士，而只征用兵士。”结果这句话毁掉了他，因为它使那些希望得到赏金的士兵绝了望。普罗布斯说：“有我在，罗马帝国将不再需要士兵了。”这句话让士兵们大失所望，结果断送了他的生命。因此，君主对于重大的问题或是在敏感时期，必须慎其所言。尤其是在简短的谈话中，更应慎言，因为这些谈话会像飞镖一样迅速传开，并且被看作君主的肺腑之言。长篇大论一般都很乏味，反而不受重视。

　　最后，君主必须有一两位有勇有谋的重臣辅佐，以便在祸乱刚起时及时镇压。否则，变乱一起，朝野震惊。国家始终面临着一种危险，也就是塔西佗所说的那样：“少数人真敢作乱，多数人盼望天下大乱，所有人都坐视天下大乱。”不过辅国大臣必须刚直不阿，爱惜羽毛，而不应该结党营私，讨人欢心，同时还应该与国内其他能人互通声气，否则治病之药，可能比疾病为害更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