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痛苦催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也不是西方文学史独有的观念，中国文学史向来也秉持这一观念。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讲：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看看，太史公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基本上还处于发轫期，太史公就已经总结出痛苦催生伟大文学作品的理论了，这肯定跟太史公自身的遭遇有关。倘若太史公自身没有切肤之痛，恐怕也总结不出这么深刻的理论。

　　太史公个人的遭遇是太史公个人之不幸，恰恰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倘若太史公未遇李陵之祸，估计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朝廷当个国家干部，吃皇粮，拿官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汉武帝手下多了一名听话的庸臣，中华民族少了一位伟大的史官。

　　如此一来，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恐怕至少有一半都是一笔糊涂账，害得今天的考古学家们要到处刨土挖墓去考证，还不一定考证得清楚。好在太史公早在2000多年前就为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家们配置了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GPS定位系统，所以，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家们不过是按照太史公的GPS定位系统在为太史公做一下拾漏补缺的工作而已。

　　如果太史公没遭遇宫刑，那他是否有闲心为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