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国民经济要调整，城市人口要精减；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引发了在全党开展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四清”运动后期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反映在群众工作领域也是波澜迭起。从工、青、妇日常工作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成立6个中央局，分别任命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李井泉、陶铸、柯庆施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中央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离京去西安赴任后，原来他在中央书记处分工联系全总党组、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的任务由杨尚昆接替，日常工作继续由中央办公厅群众工作组承办。

　　那时，工、青、妇系统的干部情绪都不太稳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受“工会消亡论”的影响，开展工作顾虑重重；二是许多干部在反右倾机会主义中受到了错误地批判。

　　“工会消亡论”是怎么回事呢？1958年3月，毛泽东继南宁会议之后又召开成都会议，更加严厉地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在这次会议上，确定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会议讨论通过了30多个文件，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的意见》会后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于4月2日正式下达。这个文件不长，不算标题，正文不到200字，产生的消极影响却不小。文件说：“为了便利工作，精简机构，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级工会组织应该以由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接受上级工会的领导……产业工会的组织也应该作适当的调整：有的可以保留；有的可以适当合并；有的可以保留名义，实际上成为各级工会的一个部门；有的可以取消。”

　　强调各级工会应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行各业全面“大跃进”的政治背景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削弱工会。全总为了贯彻成都会议精神，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议的决议说：“工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成都会议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改变工会体制。”不久，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很快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