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蹲点，杨尚昆初步摸到了农村的一些实际情况，深感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以及“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都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于是向中央反映。对此，我们当年是知其事，不知其详。杨尚昆在谈话中回忆，他当年还不可能在总体上对“四清”运动提出重大意见，提出的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运动后期，我打电话给龚子荣，说有几个问题请他请示中央：（一）关于划阶级问题，中农划不划？如何掌握重新划地主、富农的标准，对那些一贯表现好，可划可不划的是否可以不划。还有，要不要搞“阶级档案”？陕西有的地方已经印发了“阶级档案表”，这种表非常烦琐，很难填，也很难填准确，日后无法作为依据。（二）地、富财产动不动的问题。（三）干部贪污的退赔问题。可否采取检查从严、退赔从宽的原则处理。（四）关于干部打击面问题。有的同志说，对干部只要不开除公职，给予行政撤职、开除党籍、留党察看都不算打击，这是否妥当？龚子荣写了一个电话记录送给彭真，彭真也很为难，只好批示：“还是综合各方面问题，汇集起来看看，可以等西北局讨论后，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二是回京后，我向中央作的蹲点报告中提出了几个问题，主要是：（一）关于在运动中如何对待干部问题。经过调查，我们认为现任和卸职的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占90％，问题多的占9％。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我们把好的干部作为依靠对象，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改进作风，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对所有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又耐心教育，热情帮助，启发他们自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