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话题议论很久了，我还不至于那么悲观，只要能够看到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路径。现在的诗歌的确让人感觉到很多困惑，但从整体上看，我认为每年还是有不少好的诗歌，尽管我们诗歌的生态确实存在问题。这是一个总体概念，我要说的是，这些年来因为诗歌生态的问题造成诗歌发展以及诗歌判断的误区。

　　前面几位评论家谈得很好，也很激动，尤其福春的激动我比较认同，福春有这个发言权。我谈的是与诗人创作相关的两个平台，一个是刊物发表平台的生态，一个是诗歌奖项平台的生态，这是给我们中国诗歌创作带来最大困惑的两个平台。

　　因为我在做刊物，我也在组织奖项。刚才思运谈到体制内的刊物，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只是体制内的刊物，应该说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刊物，现在要做到纯粹都已经很难了。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平台，讲这个平台的生态。在我来杭州之前的上个月，编辑部专门开了一个业务会议，议题就是2011年的《星星》怎么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因为我认同思运的观点，我认为我们体制内的很多刊物，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我也在体制内，我也在做刊物。我们需要警惕自己，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个印象？其他的刊物我不去说，就《星星》而言，在《星星》这个平台，应该说最近这些年，也觉察和发现这样一些怪象，就是跟生态有关的怪象。一些作者寄稿子来，特别注明他的官员身份，注明他的老板身份，甚至有的女作者还寄来自己的艺术照若干，我觉得这个很荒唐。我不赞同前面有人说的这就是“权、钱、色”，但可以肯定，这样的“身份自荐”就是我们的刊物这些年有意无意给写作者带来的误区，才使他们这样来标榜自己。大家是能够看到《星星》的，我敢说这么一句话，像这样的“身份”诗歌，我那里是发得相当谨慎的，绝不会动辄几十首拿版面来做。其实无关身份，真正的好诗，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好好写了刊物就一定不会放过。由于很多刊物喜欢这样做，就给有这样身份的人一种错觉，以为所有的刊物都喜欢来这个，这就大错特错了。官员的诗，老板的诗，所谓各种名目繁多的“新写作”的诗，都是可以做的，包括大家没有说到的比如刊物老总的诗，我觉得都能做的，因为刊物需要包容，风格的包容，题材的包容，也包括所谓“身份”的包容。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自己，不要因为这些“身份”，搅乱了中国诗坛诗人的身份，伤害了诗歌的品质。这是作为一个编辑，一个刊物，时时需要提醒自己，告诫自己的原则，否则只会制造混乱，只会误导我们的写作者。这是这个平台制造出来的混乱。

　　第二个平台，各种诗歌奖项的平台，这个平台现在确实如前面很多朋友都已经谈到了的，太混乱。其实，我们在批评某个奖项的时候，不应该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包括获奖者，包括评委。我们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是这个平台的生态出了问题，得奖的没有张三还有王五，评奖的没有李四还有麻二。问题是评奖程序和环节的机制、评委的资格，是否真的能够经得起问责？我们主宰这些奖项的人，如果不具备对诗歌的基本判断，如果已经远离诗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许越是貌似公正越是问题。这样下来，无论设多少奖，无论什么级别的奖，无论多少奖金的奖，都显得那么的无关紧要，那么的没有意义。《星星》也有奖，《星星》年度诗歌奖三个人，但是我就敢说，我不脸红，每年三个人，不是由《星星》的编辑说了算，而是真正在全国范围遴选最具前沿、最有研究、最能够感受中国诗坛体温的诗人和批评家来做这个奖的评委。今天在座的好多位都曾经担任过评委，我想他们也不会脸红。每年三个，这三个人的名单大家可以查资料，可以让《星星》问心无愧。再就像昨天“天问”这个奖项，我实在是发自内心地祝贺！像李亚伟、潘维这样的诗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褒奖。尽管这不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奖项，但这两位获奖诗人，他们的作品真正经得起推敲，真的在汉语诗歌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作为评委也好，作为主办方也好，不会脸红。我希望我们中国诗歌的生态落到奖项这样一个平台，就应该是这样的奖项，奖励真正优秀的诗人。老实说，我也经常“被进入”很多奖项的评委，有的奖项，当你进入那个场合，已经有了一个“坚固”的基础，那些基础是与你无关的，所以你的意志也只能被那些基础所“坚固”。于是，你会感到无聊，再去慢慢体会这个过程的无知，甚至无耻。无聊我们可以不理会它，无知我们可以帮助它，无耻就不能容忍。这样长期下去，无疑会对中国诗坛制造很多混乱，很多错觉，它对于读者是一个误区，对得了奖的诗人会产生幻觉，这个幻觉很大，又会有更多的人效仿，这只能伤害到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平台列入我们诗歌生态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引起我们每个诗人的警惕的。我愿意相信很多人是无意识地进入这个误区，也愿意相信诗歌生态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但是我们自己尤其需要警惕，无论写诗，无论搞评论，无论做刊物都是如此。只有这样警惕之后，才能清洁自己，才能真正把诗歌做好。

　　2010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