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幽暗念头的悄然萌生，竟是源于一次失眠。

　　失眠者的夜晚没有时间与完整的概念，长长久久的混沌，在感觉中却支离破碎。我紧紧闭着眼，哄骗自己还在梦中，但耳朵却替代眼睛警醒地睁着，监督这液体般荡漾的黑暗。从那大地深处传来焦灼的心跳声，废弃的时间在一滴一滴降落，而我依然无法入睡。

　　当天明的一丝光线忽然刺痛我紧闭的眼睛，那个声音也跳了出来：

　　“杀死吴一林！”

　　像命令也像乞求，而我顾不得体面奋力挣脱了噩梦，在一片鲜红的辉煌中喜极而泣。

　　我爸说：“你生下来的时候哭声大得吓人。”

　　杀死吴一林，像是我与生俱来的使命。没有人知道我悄然受领的原始任务，它成了我的本能、我的呼吸、我的DNA符号。

　　其实我有那么多次可以杀死他。他有各种各样的死法。

　　剑　刺

　　丰收的时候要写丰收的作文。这是丰收的副产品。

　　为此我已经在牛皮纸封面、印着大红“工作笔记”字样的32开小本子上抄下了许多金光闪闪的词语和句子，比如“硕果累累”、“五谷丰登”，比如“看啊，苹果树快乐地提着满树红彤彤的灯笼”。本子是爸爸给的，我讨好卖乖地在本子上放下这类抒情词句，以此换取他克制的赞许。

　　但这年我们没能写成丰收的作文。我那“工作笔记”本上的丰收积累像堆在墙角卖不出去的土豆，迅速爬满耻辱的霉斑。

　　全村的玉米都哑了。头年底，一个怀揣各种介绍信、产品合格证的外地人，开着一辆小卡车来到村里，用他咧着玉米黄牙的憨厚笑容轻易获得了乡亲的信任，又用比农机站便宜三成的价格把一卡车玉米种子卖给了大家。整场交易是个愉快的过程，而来年的玉米播种、出芽、拔节等自然环节都如约而至，充满健康的成长欢歌。偏偏到最后，青纱帐里本应理直气壮地举起支支绿色小火炬时，所有人才发现，结出的只是一个个空壳，像穷人干瘪的钱袋。

　　女人们开始在玉米地里号哭、叫骂、诅咒贩卖假种子的外地骗子，她们用想象让骗子全家及后代都死于各种恶毒的刑罚——然而是不够的，她们还是只有哭。男人们在青烟般四起的哭声中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抽烟叶、出主意，乌鸦似的吵吵闹闹。

　　我只知道丰收的作文写不成了。在乡中心小学读书的孩子都知道我们村买了假玉米种，因为我们村的小学生全都交了空白的作文本。

　　语文老师是个长相枯瘦、十八九岁的初中毕业生，他用严肃的态度指出我们在作文上的偷懒行为。我们村的小孩由此领到了一个新的作文题目：“如果我是……”，出题背景正是假种子骗局。

　　“郑中华，”第二周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你来念一下你的作文呢。”

　　我的作文一向出众，当作范本给全班借鉴学习也是常事。我走向讲台，打开作文本开始念：“假如我是国家主席——本来应该是五谷丰登、硕果累累的季节，我们村却因为买到了假种子，全部玉米都长成了废品，所有人的心血都白流了。假如我是国家主席，一定要让警察把骗子抓起来，让他再也不能害人，让神洲大地重现生机……”

　　脚下的土坯讲台开始上升，一片金光笼罩着声情并茂的朗读者，我好像到达了歌里所唱的北京的金山上。作为国家主席，我在作文中令人羡慕地扮演了伟大领袖的角色，以这样的高度遥遥俯瞰满教室的同学，他们目瞪口呆的模样像尘埃般黯淡无光。

　　念完了，语文老师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让我回到座位，他没有点评我的作文，而是狡黠地说：“我这里有另一个学生的作文，他不在我们学校读书，但也是这个村的，名叫吴一林。”

　　这个名字如电流般闪过，记忆在曾经迷失的汪洋大海中迅速浮出水面。吴一林。是的，有这么个人。他一直都在，和我同年，住同一个村，用同一条河的水洗衣做饭。他和我的距离从未超过三里路，有时我能听到他带着稚气的声音，当我呼吸时，会感到空气里捎带着他的气息。从小到大，关于他的传说都漂亮得太像传说——

　　“人家吴一林，吃完饭就会洗碗。”

　　“人家吴一林，有空就去山上打柴草。”

　　“人家吴一林，晓得给他奶奶剪脚趾甲。”

　　……

　　出于自尊，我从不和他打照面，假装不知道他的存在，将他扮成一个隐身人。而他现在，却堂而皇之地降落在我生活中。

　　语文老师开始念吴一林的作文：“假如我是一名种子质检员……”太可笑了！他只想当个种子质检员！种子质检员吴一林一会儿出现在种子工厂，检查出厂的产品；一会儿出现在农贸市场，调查正在销售的种子有没有假货；最后，他还要帮助全村人，在买种时为他们鉴定种子质量。

　　只要稍微具备一点社会基础知识的人都会明白，国家主席的力量当然远远大于一个质检员。那是高度。那是层次。可我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屏住呼吸，像小磁石般牢牢吸在质检员琐碎的宣言中。作文念完，老师没有让大家思考的意思，但教室里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安静气氛。忽然一个女生说：“如果他现在就是种子质检员就好了！”全班哄笑起来，那笑声也许没有别的意思，可我的脸皮像被笑声们扒了下来。

　　“国家主席！哦哦！”放学时两个捣蛋鬼冲到我面前，眉开眼笑，“国家主席好厉害！”

　　笑声们又来了。我抓起书包，箭一般冲出教室，用啪啪啪的重重脚步把它们全部踩得像烂土稀泥。跑吧，跑，校园外的田埂跳跃着后退，一群麻雀忽地从草垛蹿上了天。过了不知多久，我还在跑，却越来越软，跑得像在飘。

　　当我停下时，正是在通往村子的石板桥上。桥那边有一个人影，遥遥地立在那里朝我看。面目模糊却眼神清亮，是认真地看。

　　我知道他是吴一林，这个打败了国家主席的质检员。

　　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足足有五分钟，谁都没有动，但空气中滚动着闷雷，蓄势待发。我把手伸进印有红色“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装绿书包中，在一堆卷角课本作业本之间慌张地探寻，很快，手指有了冷硬的触感。那是一柄苍老却依然刃利的短剑，一个盗墓贼送我的。它或许在很早以前就取走过无名人氏的性命，我为什么不顺应它的血性，来了结一个居然敢挑衅国家主席的种子质检员？

　　他可以死于我的剑刺。我想象他倒下的场面：如花的鲜血，缓缓软下的身体，脸色在夕照中由金黄转为苍白……

　　只是想象。我们没有短兵相接，只是在凉风四起的暮色里久久相互敌视。

　　窒　息

　　我当兵那年吴一林也当兵了。我曾以为全国的新兵都会在天安门前列队集合、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然后像工厂的零件一样被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各个军事岗位。这样，我和吴一林就算是同胞兄弟也会被拆散，彼此相忘于江湖。直到军列把我们一堆人拉到一座荒凉的大山中，我才明白不是所有军人都能见到天安门，同村的新兵也往往会到同一支部队。

　　班长出现了。很快，名叫新兵的生物们就会领教“班长”这个种族的诸多特点。班长是不断进化的：当新兵们是羊，他就是牧羊犬；当兵们慢慢成长起来，有了骨骼出了尖牙，长成了幼狼，班长就展露更有力的肌肉，确保自己是群里的头狼。

　　适应环境是我们的生物属性。在群体里，空气中充盈着相同的体味，大家依偎相伴却又互相虎视眈眈，共同的荣誉之河中涌动着自私的暗流。复杂却现实的生态环境，可以助长我们迅速学会各种高明的生存技能。

　　第一批获得军营进步指南的，是很大的一批。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一样的，在家就让当过兵的叔伯兄长预先上过课，最精髓的一条是：服从并讨好班长。

　　班长这个种族的优势凸显出来。他的所有生活用品像圣物一般在新兵中热烈地流传，总有人因为洗漱前抢不到班长的牙杯（好给他倒漱口水）、牙刷（好给他挤牙膏）和脸盆脚盆（好给他打洗脸洗脚水）而懊恼，总有人会被班长踢了一下屁股后报以一个感恩的、谦卑的讪笑，一个兵拿自己的津贴买了个热水袋，灌上热水后悄悄塞进班长的被窝，他虽然遭到了班长当场严厉的批评（最后还是拉着脸收下了），后来却因为队列训练中绷得比别人更直的脚尖当选为本周的训练标兵。

　　我像个陀螺旋转在其中，偶尔可以抢到扫帚在班长眼皮底下增加一些表演性的义务劳动，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多表现的机会与创造机会的灵感。对班长盲目的顶礼膜拜与我们日渐增强的体质、越来越标准的军事素质相辅相承，这是从军之初的必然收获。

　　一天下午连长来我们班转了转，他倒是和气的人，看看内务有没有进步，捏捏小战士的胳膊有没有变结实，很随意地说：“三班有个叫吴一林的兵，可是块好料！有空可以去看看他整的被子，齐刷刷的豆腐块！每天训练完了，还给自己增加科目！”

　　兵们都站在连长面前，用虚伪的欣喜笑容附和连长的话。我心里明白，三班那个吴一林，已经在连长不住的赞赏中，变成了一股凛冽的寒风，刮过并刺痛了我们。

　　转眼到了周五晚上，气温降得厉害，在屋里都忍不住哆嗦。我本来想写家信，但手冻得握不住笔，只好在屋里走来走去，焦急地等着洗漱时间快点到来，好用热水泡泡脚，然后上床用被子把自己裹紧。

　　却来了个战友，说，郑中华，班长叫你。

　　班长叫我去的地方是军人服务社，那里被干部家属们承包下来，开了几个零星的小店、杂货铺、洗衣坊，还有小饭店。班长和另外几个班长聚在小饭店一个用简陋木板隔成的小包间里，围着热汽腾腾的一口火锅，说笑声也落到锅里咕咕冒泡。

　　“这就是跟吴一林同村的兵，”班长指着我向其他几个人介绍，“我带的，叫郑中华。”

　　我赶紧立正，向其他几位班长敬军礼。

　　有两位朝我懒懒挥了一下手，表示不用多礼。班长在其他人的斜睨与坏笑的鼓舞下，向我布置任务：“郑中华，我们这里没菜了，你到修理连背后的东面山坡上，就是我们连的菜地里，给我搞两个大萝卜来。要快点！”

　　这会儿？大冬天的晚上？我愣愣地“哦”了一声，马上意识到这表态是错误的，便两腿一并腰板打直：“是！”

　　“要是搞不来，”班长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补充道，“你就到小操场给我踢两圈正步！”

　　踢两圈正步事小，关键是，这是班长交代的任务，如果完不成，会直接影响到我在他心目中的印象与地位。这个道理像是一种抗病毒疫苗，只要进入部队这个集体，所有人都会接种，于是接受得自然而然。

　　我回连队去拿了手电筒、不锈钢小勺（可以挖小块的土）和一个塑料袋，又用军用大衣和棉帽把自己武装得严严实实，这样上路了。

　　新兵连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所以连队的菜地差不多都是老兵在种，我们只来劳动过两次。还好我对路线很熟悉，多数时候不用打电筒，就着微微泛白的夜色就可以找到山路的脉络。爬坡爬了不多远，寒气就被逼走了不少，裹在大衣里的身体开始发热。我停下来休息，蓦然一回头，忽然发现我身后不远处有个人影！我的第一反应是巡逻的卫兵，要是被当成逃兵就糟糕了。但卫兵很少单独巡逻，而且那人没有戴巡逻专用的白头盔，当我停下来时，他也停下了，抬头朝我望。

　　哪怕是在星光惨淡的冬夜，哪怕是隔着一段距离，我也在瞬间认出了他，吴一林。

　　这个幽灵！

　　他为什么跟着我？他的打扮跟我一模一样，好像手里也拿着一把电筒。忽然我明白过来，他的班长一定也给他派了同样的任务！两个班长为着某种原因，用相同任务拿手下的战士来打赌！

　　想到这里我立马警觉起来，迅速动身，继续爬坡，把后面的吴一林甩开了长长一大截。等我到达连队菜地、刚把塑料袋掏出来时，热乎乎的兴奋劲忽然像被冷水当头泼下——我们的地里，只种了大白菜，根本没有大萝卜！

　　不知道是班长把菜地的作物记错了，还是他布置任务时说错了，但他清清楚楚地命令我——去搞两个大萝卜！

　　我被困住了。不久后赶来的吴一林也站在白菜地边，陷入僵局，他也踌躇着，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不过，他一定跟我一样，将眼光投向了更远的空间——再往东面走，就是部队与地方分界的矮墙，墙外就有一块种着大萝卜的菜地。我朝矮墙靠近，吴一林在我身后“啊”了一声。啊个屁啊！他肯定想说，翻墙是违规的；他还会说，那是老百姓的菜地；最后他还会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不公平的竞争！

　　我把大衣、棉帽脱下来，搭在矮墙上。只用一个轻巧的鞍马动作，我就跃身墙外了。老乡的地里萝卜个头正好，几下就挖出两个实沉的家伙。在我完成这些工作的时候，吴一林一直坐在墙上盯着我，用一惯清冷的眼光。他奶奶的。我真希望夜色能把他可恶的眼神吞没，但没有用，我总能感觉到它，细致入微到眼波里那一星幽蓝的碎亮。

　　萝卜装在塑料袋里，沉沉的。有了底气，我像拎着两颗人头的土匪，忽然胆量剧增。萝卜地旁有座简陋的熏棚——这里的山民有熏腊肉的习惯，他们在山上搭个小棚子，把成块的生肉和山里的野味挂在棚上，下面架起松柏枝，点火，用松柏枝慢慢燃烧时生成的细细青烟来烘烤。我大摇大摆地晃过去，嗅着熏棚残余的清香，伸手往里面摸索，竟然摸出一块足有一斤半的黑乎乎的腊肉！也许是农户收腊肉时漏收的一块，或者是没有熏透、专门留下补充火力的一块，总之是主人大意，怪不得我了。

　　吴一林猛地从矮墙上跳下，这个举动着实让我心里一惊！如果他来强抢我的收获物，那我势必要与他决一死战。只见他缓缓走向熏棚，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他拧开手电，用下巴夹住电筒，两手在电筒光下艰难地翻数一叠细碎的小额人民币。那一定是他的津贴。数完了，他把那叠钱放在熏棚上，用一块土疙瘩压住。

　　他一定是疯了！

　　我忽然怕这个疯子来拉我赔钱，赶忙把腊肉往塑料袋里一塞，火速地翻回到矮墙里面，跌跌撞撞跑着下了山坡，直奔军人服务社。

　　萝卜。腊肉。高标准超份额地完成了任务。班长满面红光，把我的成果展示给其他人看，满屋都是喝彩声。班长故作惊讶地问腊肉的来历，我镇定地说，遇到一个老乡，非要用腊肉来慰问解放军，我推辞不掉，只收了这一小块。

　　回连队的路上，穿过小操场，我忽然看到吴一林在清冷的操场上，一个人在啪啪啪地踢着正步，绕场而行。他脸上依旧布满疯狂的执着，受罚的身姿反倒像烈士般傲然。我忽然恨透了他。他通身发出一种季节之外的寒光，将我笼罩在坐卧不安的狭小空间。

　　其实那是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大好时机，我完全可以杀死他。为什么不可以呢？冲过去，从背后袭击他，用我已经锻炼得孔武有力的两手掐住他脖子，使劲，再使劲，他会挣扎着，挣扎着，慢慢瘫软下来。

　　医学上怎么说的来着？对，窒息。

　　窒息。

　　我冷冷地远望着他。如果我不让他窒息，他迟早会让我窒息。一定是的。

　　炮　烙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会想起他，类似某种隐秘而残酷的思念，仇人对仇人的痴情。他在我的想象中一次次被谋杀，死得千奇百怪。

　　但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像烟雾一样消失了。也许是我不再注意他，或者说没有时间想起他，因为我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轨道，就好像原先是某个单调的颜色，忽然之间炸开了一片五彩斑斓。

　　先是我被选入驾训班——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这是相当实惠的事情。搞完汽车驾驶培训、拿到军队驾照以后，我如愿被分到汽车连。在部队，汽车驾驶员总是令人羡慕的，他们能天天玩转方向盘而不用下苦力搞训练，面子里子全有了。

　　接下来在某一个暴雨倾盆的下午，我开着一辆北京吉普去火车站接人，路过山下小镇时，雨刮器来来回回拭擦着前窗，刮出不远处一片鲜嫩的粉色。我把车速放慢，透过雨雾注意到一个身穿水粉色连衣裙的女孩，一脸焦灼地在路边一个屋檐下躲雨，身边放着个行李箱。我把车停下，摇下车窗，问她要不要帮助。我的军装与汽车的军牌得到了她的信任，她告诉我自己要去火车站赶一趟时间紧迫的列车……

　　多么像陈词滥调的言情肥皂剧，充满人见人爱的奇遇、惊艳与巧合。我应该用更细腻的笔法描绘她坐上副驾驶座后朝我感激又羞怯的一笑，或者在她下车时我抓住机会问她要的一个11位电话号码，还有之后无数次短信、电话的来回与我刻意创造的多次偶遇——那些都是别人有过的经历，反反复复，小说里写过、电影里演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简直都不像是真的。

　　但我确实恋爱了。

　　时空从此分为两种：她在或她不在。她在的时候，天就是天，地就是地，风调雨顺，花好月圆，分分秒秒都胶着如蜜；她不在，特别是连她的消息也没有的话，白天就不是白天，夜晚会连着夜晚，我发狂地在思念中勾勒她美貌的细节：一笑就弯起来、一怒就瞪圆的杏子眼，那懒懒卷曲着搭在肩上的长发，那纤细手指上涂抹着水润玫红的蔻丹……

　　我得小心藏着这个秘密。义务兵不得在驻地谈恋爱是条著名的禁令，但什么也无法真正禁止人类产生最纯粹、最自然的情感。

　　指导员要找我谈话。

　　我想他一定会说：郑中华，最近你精神有点不集中啊，没什么事吧？

　　我就装傻：没有啊。

　　他会狡猾地单刀直入：你是不是在谈恋爱？

　　我就必须带着被诽谤的愤怒抵赖：哪有啊？

　　还想骗我，上次有人看见……

　　谁看见了？看见什么了？谁他妈给我栽赃谁就自己才是谈恋爱！

　　……

　　我已经在脑海里跟指导员狠狠吵了一架，算是给自己做的思想动员与行为预演。指导员见到我，果然皱起了眉头。

　　他开口了：“郑中华，最近你精神有点不集中啊，没什么事吧？”

　　来了！我赶快装傻：“没有啊。”

　　他直截了当地问：“你有没有谈恋爱？”

　　“哪有的事！”

　　指导员看着我，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我怕你有后顾之忧。”他递给我一张纸，是张“参加军校苗子选拔”的申请表。

　　“你是高中毕业生，高考虽然落榜但成绩还不错，去争取一下吧，能考上最好，别浪费我们的参考名额。”

　　半个钟头后，我像游魂一样踱到空荡荡的车场，兜里揣着那张叠成小方块的申请表。逻辑上应该是这样：我申请参加军校招生考试——部队选拔、确定人员——若我被选中，将参加部队组织的学员苗子集中、封闭式复习——我无法与她见面甚至联系——她会对我越为越猜疑、生气与不满——我参加军队高校招生考试——若考上又将与她分开几年时间，我们的感情会面临时空考验……

　　小方块被我从兜里捏出来，躺在我掌心里。手掌开始慢慢合上，会渐渐使出全身力气，将纸方块捏成紧紧的一团，然后会把它像一个手雷一般潇洒投掷，看它能飞多远。

　　在我手掌的背景上，模糊的光线中，仿佛摇晃出一个久已不见的人影。我没有抬头，忽然苦笑了。吴一林，我又想起了他。

　　吴一林肯定不会扔掉这么重要的纸团。吴一林总会做对的事情。人家吴一林……我叹口气，头一次没有和他作对，把纸团重新变回方块，揣回兜里。无论如何，它隐藏着一个无比诱人的可能——拥有另一种人生的通行证。

　　在参加学员苗子选拔考试之前，我还有一点时间。别人都把这时间花在考试准备上，只有我全部奉献给了爱情。我给她送花、送小礼物；我带她去从前不敢去的酒楼吃饭；我让她去最近的大城市，在一家价格不菲的品牌发廊做了个有明星范的时尚发型……像过来人说的：无论多么俗套，女人会照样中枪。每一次她露出笑容，我都赶快伏在她耳边说：“以后会辛苦点，可是一定要等着我！”

　　我的津贴不够用了。我缺钱。这一点不丢人，谁都缺过钱，恋爱中的人更是理直气壮地缺钱。

　　那个中午，我开一辆“方屁股”吉普车，拉了几件后勤物资回部队，带车干部因为单位有急事，提前回去了。当我开上一条久已失修的乡村公路时，有人在路边拦住了我。拦车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矮胖男人，一辆旧桑塔纳没精打采地停在旁边，估计是他的车。

　　“兄弟！战友！”他有点慌乱，不知道哪种称呼对路，“行行好，帮个忙！”

　　这个忙——简单地说吧，他油不够了，想要买我车里的油。说得特直接。

　　我没下车，坐在驾驶室里，把手抄起来。

　　“前面几百米就有一个加油站，”我说，“你可以去那里加油。”

　　他老练地笑起来：“这儿的加油站，我比你清楚！但那儿的油价是统一价，比潮水还涨得快，哪有你这里实惠呢！”我说我又不做生意，哪来实惠，他只当我是装腔作势，说：“哎呀小兄弟，我可见得多了，开公家车的，卖点油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连市政府的公车都卖过我油，你说谁会管这屁事？”

　　他是个开野出租的，长年在城乡之间奔波，摸索出一个买便宜油的好方法。他自备了一套抽油工具，可以迅速而隐蔽地完成交易。

　　我还是没下车。“我们每次加油、每次出车的公里数，都是有登记的。”我说。

　　他看了出我是真犹豫，翻个白眼说：“我的妈嘢！这都要我教吗？你说油箱漏油了嘛，还可以到前面的修车铺去开张修油箱的发票拿回去报。”

　　这戳到我的敏感点了。一般来说，部队的车都是开回去让修理所维修，但如果在外跑长途，故障车短时间没办法开回去的，就只有就近找商铺维修。我开过修车的发票，虚报了几项维修项目的价格，当然是控制在不让领导明显怀疑的范围之内。但这样明目张胆地做假、卖油，还从来没有过。

　　野的司机出了一个诱人的价。他很体贴地用手指暗示数字，而非用语言直接展现，出于对我尴尬心理的充分理解。

　　我咽了一下口水。

　　我的手已经紧紧握住了车门旋钮，只需再加一点点力，它就会旋转、将门打开……门外会是什么世界？

　　嘀嘀——嘀嘀——

　　两声响亮的汽车鸣笛声平地而起，吓得我瞬间浑身一颤，冷汗从四面八方喷涌如流。就在斜前方，停靠着一辆和我开的完全相同的北京吉普，遥遥可见吴一林在驾驶室里朝我冷冷地把头一偏，示意我立即跟他走。

　　他姥姥！

　　我的头发根都树起来。他居然又出现了！他什么时候也到了汽车连？他怎么知道我会遇到买油的人？他又凭什么像监督员一样管控我的人生？啊呸！

　　我发动吉普，让它像个偷情未遂却被捉奸的男人一样，愤怒地咆哮着，挟着气势磅礴的滚滚尘嚣，飞驰而去。

　　得到通知，我已顺利通过学员苗子考核。像过来人说的，爱情中真正的考验到来了——我不得不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封闭式集中复习。

　　哪怕是在复习最困难的时候，我的梦里也没有失去爱情的颜色。她在梦里有着各种表情与姿态，剧情也千差万别：有时在躲雨，有时在爬树摘果子，有一回她在一只茶杯盖上跳舞，还有一次她变成了一个猫面人……

　　招生考试一结束，我回到部队就与她联系，但打了无数次电话，她的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这可要把我急疯了！我发了一屏又一屏长长的短信，恳求她开机后与我第一时间联络。我渴望见到她，她却像水一样蒸发了；我想听到她的声音，而声音是那么缺乏保障，仅仅存放在一串手机号码里面。当她留给我的所有痕迹只剩下11个数字时，我甚至怀疑她是否真实出现过。

　　在绝望的等待中，某个诡异的早晨，我的手机忽然亮了一下，有短信。

　　只瞟了一眼，就知道是我想要的消息。她在那头说：“来找我。”

　　我找到指导员，主动申请当天最早的出车任务。他充满疑虑地看了看我，答应了，最后只要求我保证安全。

　　“别去，别去……”吴一林忽然从走廊另一头窜出来，远远冲我喊，那时我揣着派车单正大步流星地赶赴车场，根本理也不想理他。走了几步我又回头吼了一句：“我要弄死你！”

　　那是酷暑难耐的一天，汗水刚刚挥洒出来，直接汽化。从空中到地上，连接着丝丝缕缕刺人的烈焰，太阳瞪着一只仇恨的眼睛，一切的一切，它不原谅。它死不瞑目。

　　按照短信的约定，我把吉普车开到山顶上的一小片开阔地。没有树荫，车就停在滚烫的大太阳下。她真有胆，敢一个人，在这里，以如此方式和我见面。

　　我们面对面，有片刻没有说话。好像是交易中的出价游戏，谁先开口谁就被动。她还是说了：“我选在这里，晒着太热，就是想简单说完，快点结束。”

　　他妈的。

　　连分手都没有个分手的样子，态度都不端正！

　　她实在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和她的出现一样，结尾也烂俗而狗血。她爱上别人了——连她自己也不打算找个更委婉的理由。在她说完扭头就走的时候，我认为自己至少有权利追问那个人是谁。

　　“吴一林。”

　　吴—— 一 ——林！

　　为什么是他？为什么偏偏就是他！我们的人生像硬币的两面，彼此对立却又紧紧相依。硬币抛出去，要么他，要么我。

　　我转过身，看到名叫吴一林的人正缓缓向我走来。在逆光中，他像被太阳拥抱着，驾着祥云而来。在我印象中，他从没有和我如此面对面地，走得这么近——却依然面目模糊。

　　唯一清楚的是：杀死吴一林，是我的宿命。

　　杀与被杀，这种关系令我们像古怪的情侣，默契得能感受到对方一丝微妙的变化。哪怕我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脸，但我依然能准确判断他眼神的清冷与内心的悲欢。

　　杀死吴一林。我为他想过各种各样的酷刑，让他有千奇百怪的死法。我曾经有多次动手的机会，可都出于软弱放弃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终有一战。

　　吉普车外壳已经被炙烤得火辣、滚烫，那是我为他准备的刑场。知道炮烙吗？发明它的古人，一定会把它用于自己最大的仇敌。我会把吴一林狠狠摔在前车盖上，让滚烫的金属贴紧他的皮肤，我要听见他迟到的哭声，要在吱吱的白烟中让他知道谁是真正的赢家。

　　他终于走到我面前，近到不能再近，我一出手就扼住了他的脖子！在那一瞬间我和他脸对着脸，我决心要仔仔细细欣赏他濒死的五官，而这时候，最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他居然，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和我——长得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