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长让我去办公室上班，跟赵刚搭档，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文件，然后代表关长向下面发号施令。吃饭是个问题，单位五点下班，同志们坐班车的坐班车，骑车的骑车（那时好像还没有人开私家车），总之都走了，留下我和赵刚，一点也不饿，却要去饭堂吃饭，过了这个点儿，饭堂就关门了。吃完饭我们溜达着往宿舍走，回到宿舍，我和赵刚一人抱一本书，歪在床上看。那感觉跟在学校时还真没太大的差别。

　　宿舍里有台电视，不知哪个契弟从单位里抱回来的，半截天线，只能收看岭南台（这个台早没了）。电视基本上给那几个契弟霸占着，看恶心的港版连续剧。没有连续剧的时候，他们有时就调到新闻频道，但不是为了看新闻，而是看当年大红大紫如今人老珠黄的美女主持人侯玉婷，沾了侯玉婷的光，我和赵刚偶尔能从电视上知道一些国家大事。

　　我们看书的时候，李云龙时不时在房间门口露露头，说声书呆子。他和他的契弟们生活很丰富，有时聚众打牌，有时聚众踢球，有时聚众逛街。吃饭则基本上跟我和赵刚一样，各自为政，有时吃饭堂，有时吃大排档，东吃一顿西吃一顿。有时也会聚餐，大家拿了工资，有点小钱，分头做东，今天你请，明天他请，典型的单身汉生活。宿舍里那几个契弟，除了李云龙，基本上不跟我和赵刚深交。按李云龙的说法，除了单位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是说宿舍里实际上有两个圈子，关校毕业的中专生一个圆圈，北京来的硕士生一个圆圈。这两个圆圈如果没有李云龙，就是两个不相干的圆圈。有了李云龙，这两个圆圈就小部分交叉。

　　偶尔在一起吃饭，那几个契弟用白话交流，讲的全是关里的八卦新闻，听得我和赵刚云里雾里。我和赵刚没事闲扯，扯点北京的事，扯点两个学校的事，有时还扯点哲学文学历史，他们也听得云里雾里。李云龙白话和普通话尽管都讲得不标准，交流却不是问题，一时跟我们扯几句，一时跟他们扯几句。那几个弟兄的事，谁谈恋爱了，谁给领导骂了，谁买摩托车了，都是由李云龙的嘴传到我和赵刚耳朵里的。至于我跟赵刚的事，那五个弟兄则基本上不关心。我和赵刚尽管对海关的事知之甚少，对历史却有些研究，吃饭时喜欢拿历史说事。有一回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两人为两广总督叶名琛吵了起来。赵刚拿叶名琛开涮，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