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原东北军区工业部部长，后任国家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同志，十分器重时任东北军区工业部军工党委委员的胡伦，推荐他到北京担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的筹备主任。工作一段时间后，胡伦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已较大，特别是曾在敌人监狱受了很多摧残，身体一直不好，又少小离家从未回过家乡，便主动提出回老家四川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1950年10月胡伦随在北京参加一个大会的西南代表团经武汉回到四川。50年代，胡伦在重庆七九一厂工作，担任厂里的军代表，同时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后来，又先后出任重庆市委重工业局党委副书记、重庆市粮食局局长。今天，在邓小平故里的协兴北山小学堂，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年关于胡伦的原始资料。在胡伦从重庆到成都的时候，他的同乡、老朋友、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同志和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都给他写了便条，专门介绍了胡伦的情况，希望沿途给予方便和照顾。邓小平在重庆工作时，与胡伦有过一些接触。后来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有时来重庆，胡伦也常常同他见面。

　　60年代的胡伦是很忙碌的。工作之余，作为一位老革命他常常被邀请到中小学为学生作报告，给青少年讲革命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由于胡伦白天黑夜忙于工作，加之后来又遇上大灾之年，奔波劳累和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终于使他住进了医院。出院之后，组织上又安排他疗养。1965年，胡伦被调到当时属统战部管的重庆市政协工作，任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胡伦没能逃过这一劫难，被关进学习班接受批斗，此时的他已年近七十。

　　在学习班，胡伦被清理的核心问题又是所谓的历史问题，这缘于他1935年到1942年在哈尔滨日伪监狱坐了八年牢而无人证明他是否叛党。

　　胡伦一生经受了多次审查。

　　第一次是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从敌人监狱出来，胡伦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了延安，参加了延安的审干运动。曾在河南领导过胡伦的王若飞同志给要求他为胡伦作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亲笔写信，证明胡伦，“1924年在莫斯科学习很好，1925年在豫西作农运工作也有成绩，以后被捕于1927年，我党五次大会时到武汉。这一段斗争历史也是很好的。”但由于当时无人证明胡伦在日伪监狱中是否叛党，虽然给他恢复了党籍，却将这段历史作了保留。对此，一位曾参加审干、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任职的同志1956年接受组织调查时曾讲，当时“对胡伦同志也施行了逼供信”，以致这位同志自己也认为对这个错误他负有一定的责任，深感内疚：“至今都觉得是个包袱。”这位同志认为，胡伦一直是背着一个疑案在进行革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