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邓小平同志的生日。

　　每逢此时，都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敬爱的小平同志。伏案之余，放眼窗外，眼前是奔流不息的滔滔渠江，我的视野尽收小平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白塔、弹子石、奎阁、文笔星、翠屏山，更有他15岁时登船赴海往法国求学，离开广安时的东门码头。行者柔弱，举动却刚烈，其后的演变，不能不让人生感叹敬仰之情。岁月沧桑，历史的风雨已将当年的情景冲刷得十分陌生，也因而才使人有了更多的兴趣和想象空间。很久以来，我常常望着东去的渠江默默地在沙滩上徘徊，思索是什么原因使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毅然告别故园，远赴他乡，走上一条被后来的人们称颂不已的波澜壮阔的人生之路。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广安曾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江边小城，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年代，这里除青石大路外，最经济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渠江上的船了。浩浩东去的渠江，源于大巴山深处，曲折于华蓥山麓，在合川注入嘉陵江，继而在重庆汇入长江。渠江被称为广安人的母亲河。她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两岸百姓，滋润了沿岸的庄稼。为小平家乡带来了“金广安”之美誉。就是这条不为很多人知道的河流，还曾孕育过众多的志士仁人，像蒲殿俊、秦炳、蒲洵等，这些人在小平少年时代就已成为广安的风云人物。蒲殿俊先生参与发起的辛亥保路运动，曾轰动中国，其纪念碑至今还耸立于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他所创办的《晨报》在当时的中国颇有影响，其书法也自成一家，享誉极高。至今广安人说到蒲伯英，其言之啧啧，令人为之动容。秦炳也是广安人的骄傲。就是这个秦炳，1911年广州起义时，和其他川籍革命党人，从后门冲入督署，与清军拼杀血战，鏖战至深夜，被敌军子弹打中左眼，当场牺牲，时年29岁，其遗体被礼葬于广州黄花岗，成为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还有蒲洵，介绍蒲洵加入同盟会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蔡锷将军，蒲洵早年曾到过日本、英国等地，为革命奔走。回国后，与熊克武、吴玉章交往甚密。1913年，蒲洵回广安，在县保卫团任职。时值军阀割据，驻军李樾森部蹂躏民众，民不聊生。蒲洵与人密谋到顺庆（今南充）请兵驱逐李樾森，事发被捕，当年夏天被李樾森杀害在县城北门。就是这个蒲洵，其家与小平的家差不多仅一箭之隔。这些人当年在广安的作为都是引人注目的，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他们在少年小平的幼小心灵中曾经留下较深的印象。

　　人的成长，往往是与所处的环境紧密联系的。广安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山清水秀，充满灵气，充满生机。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每每阅读关于邓小平的传记，我常常生出一种感想，那就是，邓小平的思想，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的求真务实的作风，是否与其在广安受到的熏陶有很密切的关系呢？在广安有许多民间传说，诸如教人求真务实不做假事的“鲁班造白塔”，教人善良、为民献身的“四九望娘滩”等，这些故事在当时的广安农村流传极为广泛。人们往往用这些故事来教育晚辈，这种传统文化对少年小平起到了良好的启蒙熏陶作用。回顾小平人生历程，这种献身民众、求真务实的精神贯穿于他的一生，即使为此遭受各种严酷打击，他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信念。淳朴的民风，浓烈的亲情，都使小平生活在一种让他永久不会忘怀的文化氛围之中。

　　追溯小平童年少年时代，必然要说到他的父母。小平父亲邓绍昌，又名邓文明，曾在广安担任过哥老会首领，也有记载称其做过广安的团练局长。邓绍昌年轻气盛，很有抱负，对时事关心，有研究者说他早年曾参加过反洋教斗争，攻打过河东的观音阁教堂。对此说，笔者心存疑问。邓绍昌生于1886年，而查《广安新志》，烧观音阁教堂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年，绍昌方13岁。如果说参加，也不过随众而行，不是其中之主力。但仔细想来，奔袭几十里，十来岁的少年能有如此之热情，姑不论在斗争中担任何种角色，也可推测出此人的激进之心了。无论作为哥老会头领，还是团练局长，都说明邓绍昌在广安的地位。辛亥革命浪潮波及广安之时，邓绍昌支持辛亥革命，参与了蜀北民军攻占广安的战斗，并在革命军中当过类似排长样的小指挥官。他曾随队伍驻扎在位于县城翠屏山上的名为“大寨”、“小寨”的军营中，据说7岁的小平也曾到寨中住过两晚。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邓绍昌早年曾就读过成都高等政法学堂。对其在政法学堂的那段经历，已无从具体了解，但是，我坚信他这段学习经历，必然对其后来较为开明的思想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也必然会对少年小平的性格产生影响。邓绍昌对自己局限于垄亩之上是不满足的，他希望能出人头地，他要光宗耀祖，他要使邓翰林的后代能有所作为，而这种作为在他这一代已不是很突出，因此，他要力图改变这种现状。送儿子到重庆读书，去法国留学，这就是他当年做出的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举措。无论主观上是否想到这个举措后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客观上却为少年小平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当时，邓绍昌有很多时间居于重庆，在这个两江交汇之处，在巴蜀之地这样一个人口十分集中的山城，新文化的传播较之广安肯定更快更强烈。像邓绍昌这样一个有较高文化的人，会接触到很多的朋友，其中有见识者定会不少。无疑，决定送邓小平到旅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是经过了他的多方了解并深思熟虑而形成的一个重要决策，是一种与传统观念相背离的行为。所以，小平后来的思想变化受益于邓绍昌的开明不无道理。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非常醉心于封闭的小农生活，追求一种和和美美的感觉。但是，如果换一角度来看，这恰好反映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惰性，是缺少进取精神，缺少开放意识的表现。这种心境对于巴蜀之地的人来说，似乎显得更为突出。在这样一种传统习惯势力下，谁要走出这一步，那是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邓绍昌做到了，他的儿子也做到了，这种气度和决心对小平一生的影响应当非常明显。每想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就要跳出宋代曾公亮的一句诗：“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一个人如果没有宽阔的胸襟、远大的眼光，他是无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作出大气魄的选择的，而小平迈出的这一步，就更值得称道，因为，当时他毕竟只有15岁啊！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了毛泽东这位伟人。当年毛泽东曾与家庭有过较尖锐的矛盾。父亲不希望他在外东奔西跑，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希望他埋头田亩，子承父业，做一个小财主。毛泽东未能如此，而是毅然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铸就了他辉煌无比的人生。邓小平则与家庭相处和睦，自己有着出去看一看的愿望，而开明的父亲也主动地支持了儿子的这一愿望，为他后来的成长铺就了一条道路。

　　在邓小平的童年少年时代，母亲也曾给他以深刻的影响。这位出生于广安恒升场淡家坝一农家，至今人们都不知其名的劳动妇女淡氏，生性聪明、美丽善良，熟悉一位农妇所应熟悉的一切家务活，养蚕、采桑、织布、喂猪无不娴熟。且爱好唱山歌，讲故事。用今天的话讲，也算是一个活跃分子。在邓绍昌经常奔波于外的情况下，淡氏起到了一个操持里外的作用，撑起了家中一切事务，和小平的接触也最多。这样一位贤妻良母，定然会给童年小平以极好的熏陶。她关爱小平，就像一只母鸡呵护小鸡一样，她不愿孩子离她而去，但当明白这样远行的好处后，又毅然同意孩子的做法。作为一位慈母，抚养了自己的儿女，又看着他们远离自己而去，她的心情，可想而知。今天，我们已无法找到淡氏真实的照片，无法看到她的慈容，但从邓家后代的回忆中，我们仍旧会感受到淡氏的音容笑貌与宽厚勤劳的品格。

　　谈到小平少年时代，不能不谈到他曾就读过的广安县立中学堂。这所建立于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年的学校，是广安历史上最早的一所正规中学，其创办人是曾经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并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同盟会的广安人王宣彝先生。王先生是抱着一腔救国救民之情东渡日本求学，归来又是抱着造福桑梓，欲从教育入手救国图强的愿望来办广安中学的。与他同时的曾正源积极参与了这一工作。曾正源是广安石笋乡人，清末举人。1905年获准保送到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曾任省参议会议员，因不满清王朝四川总督赵尔丰的迫害，面对列强侵略，朝廷昏庸，自恨力薄不能救国，遂弃官回乡办教育，希望培养爱国人才，共赴国难，富民强国。王曾二人积极筹集经费，在县城之北的紫金山玉皇观原紫金书院创办了广安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广安州立中学堂，学制四年，俗称旧制中学，又称广安中学。王宣彝被聘为首任校长，曾正源为教务长，主持学校工作。这所学校的创立实现了广安百姓多年的夙愿，对广安文化的发展，民众素质的提高影响极大，后来许多名声显赫的人物都曾经与这所学校有关，比如张澜先生。1913年，这位后来曾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川北宣慰使，巡按至广安，与县人商讨广安教育时，谈到了已迁到县城考棚并更名为广安县立中学的广安州立中学堂。当他了解到广安县立中学的情况后，立即拨库银万两（一说两万两），改建位于县城翠屏山（又名云顶山）州坡的州署衙门后半部分房屋为校舍，在1914年将广安中学迁入。邓小平由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考入广安中学，就是在翠屏山腰的新校舍就读。当时的广安中学，旧的传统思想并未完全消除，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矛盾还尖锐存在。少数教师留恋旧文化，尊孔读经，宣扬复古，抵制新思想，个别教师甚至公开将《孝经》拿到课堂上讲授，将新编国文课本放置一边。这些陈旧迂腐之物使学生学习起来十分枯燥，引起他们强烈不满，于是不少学生纷纷离开课堂或在课堂上睡觉，以示抗议。据说，有顽固恋旧的教师为此还将学生罚跪于校内。

　　小平就是这时到广安中学读书的，那是1918年。与他同时入学的同班同学有后来一道赴法勤工俭学的协兴同乡胡明德、邓绍圣等人。胡明德后来改名胡伦，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回国后，曾任当时党的河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特科秘书长等职。在到广安中学之前，胡明德曾在当时的顺庆联合中学就读，因参与学潮而被校方开除，才到广安中学读书。邓绍圣依辈分是小平的叔父，年长小平三岁，后牺牲于苏联。他们都就读于广安中学第十班。这时王宣彝、曾正源正在广安中学任教。曾正源曾给邓小平上过课。此人精通中国历史，对《资治通鉴》十分熟悉，熟到能背诵的程度。他对列强侵略，中国社会的腐败软弱深感痛心。他经常利用课堂给学生讲中国历史，鼓动学生的救国之情。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说，他讲明清史时，讲到列强的压迫，清廷的腐败，往往痛心疾首，使学生的爱国思想油然而生。从这里，可看出曾正源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邓小平早期的爱国思想或许就是从这里萌芽。在邓小平就读广安中学期间，学校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的学潮，这次学潮的爆发反映出广安中学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已形成了民主意识。那是1918年，校长郑咏菊（兼县视学）监学陆晓东（军人）在校内专横跋扈，恣意挂牌，给学生记过处分。他们的行为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学生将告示牌砸烂，轰打校长、监学，并挂牌开除校长、监学。郑派守军一连人包围学校，学生与之冲突，整队冲出学校，罢课达一月之久。后经各方人士调解，方才平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从小平就读的时间看，他是参与了这次学潮的，也许他在这次学潮中的作用与地位不一定很重要，但是，这次学潮应当使少年小平看到了集体斗争的力量。我想这对他后来革命思想的形成，多少有些启发吧。

　　如前面所谈到的，当时的广安地域偏僻，但水路通达，船来舟往，到重庆很方便。因而外面的新思想常常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这里，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这里也能看到，并常常引起师生对一些社会热点的强烈反应。1918年前后，广安中学师生对新青年这个概念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大家的共识是：新青年就应是生理上健康活泼，精神上斩去做官发财思想，学习掌握一门本领，以自身创造自身的幸福而不损害国家社会，“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这场讨论是和新文化运动一致的，是与那个时代合拍的。纵观历史，一场改变传统观念的思想讨论其影响力往往不可低估。毫无疑问，这场讨论给少年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应当参与了这场讨论。可以想象，广安中学的学生和当时全国的进步青年一样，爱国热情在心中迸发，如渠江之水汹涌激荡。这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我却不怀疑当时的那种热情。几千年来，中国人虽然更多是生活在压抑之中，但他们又总是在寻找冲破压抑的途径。广安中学当年十分流行岳飞的《满江红》歌曲，老师唱，学生唱，员工也唱，大家都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以岳飞作为自己的行为楷模，人生偶像，希望像他那样精忠报国，血战疆场。邓小平也会唱这首歌。在很多年后，小平同志曾有一次到杭州西湖的岳王庙游览，当看到庙中的《满江红》歌谱时，他感慨颇深地向身边的人说：“《满江红》，我很早就会唱。”并在秦桧等人的跪像前向同行的人讲起岳飞的事迹。从小平对往事的回忆中，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当年渠江之滨翠屏山麓的那群热血青年是何等壮怀激烈。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一幅画面：当年小平和他的同学们站在翠屏山上，对着浩荡东去的渠江，迎着初升的太阳，放声高唱《满江红》。唱歌者的心中充盈着对未来的憧憬，澎湃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志豪情。就是从这批歌者之中走出了邓小平，走出了胡伦，走出了邓绍圣，还走出了一大批让人为之敬佩、青史为之留名的贤达之人。他们正是用自己的言行实践着岳飞的壮志，实现了当年的抱负。

　　我总觉得，广安中学是一所很了不起的学校，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举世闻名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一位为人们称颂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崛起流血献身，为共和国繁荣昌盛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栋梁之才。当年的广安中学现已不在翠屏山上了，她于1953年由翠屏山上迁到了广安县城南面的白塔之侧，就坐落在小平离乡时所走过的渠江岸边。

　　邓小平是1919年的5月离开广安中学的。人们对这个时间很有争议。有人认为小平在广安中学只学习过很短的时间。但我从曾与小平同班学习的周石广老人处知道，当时学校实行的是春秋两季招生，邓小平是与他同时于1917年考入广安中学第十班的，可是很多资料都将这个时间写成了1918年，其根据不知从何所得。但小平在广安中学就读的时间至少不应少于一年。有人曾以小平说过他在广安中学没读多久来证明，实际上，小平没有具体说明这个“没多久”是一个什么概念。对于一个90多岁的老人而言，“没多久”也许就是一年、两年的概念。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他是在什么时候入学，但可以肯定的是，小平离开广安中学，是因为1919年该校学生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而罢课，学校提前放假离开广安中学的。当时的广安中学在五月底成立了广安爱国学生分会，发出了响应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宣传公启。师生都上大街游行，抵制日货，和小平同班的广安中学学生胡伦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校也和全国全省一样，通电响应，组织学生会，发动群众，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要求废除卖国条约，惩办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抵制日货，挽救危亡。我县学生会还派我们组织宣传组到各乡发动小学，并向广大群众宣传，掀起了广泛的爱国救亡运动，与全省全国人民共同奋斗。”

　　就在此时，一件让小平人生之路发生重大转折的事件出现了，那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出国留学热潮。一次是清朝末年的留日热潮，人数达两万之多；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前者是仁人志士在国外学习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海外作基地，开创和进行革命事业；后者则是被法国优秀文化传统所吸引。在不少中国青年的眼里，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较彻底的国家，一些科学新说多出自法国，而去法国的留学费用与到其他国家相比又最低。因此，到法国勤工俭学成为许多热血青年共同的梦想。于是他们怀着振兴中华，挽救危亡，追求新思潮，向西方学习的目的，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四川一大批有新思想、有抱负的学生通过赴法勤工俭学，成为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极具影响的人物。

　　邓小平是1919年投入这个运动的。当时重庆工商人士汪云松积极响应李石曾、蔡元培等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年8月28日，倡主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被推选为会长。9月，汪云松与温少鹤、杨希仲、曾吉芝、黄复生等商学两界人士集资两万元，办起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担任董事长兼校长，公开招收学生。正在重庆的邓绍昌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带信回广安，要小平中止在广安县立中学堂的学业，去报考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小平风尘仆仆地赶到重庆时，学校已在9月初开学。这批学生共110人，分为公费和自费两类。小平是作为自费生进入该校的。公费生由学校给300元路费，自费生由学校给100元路费，自筹200元。毕业考试合格即可赴法留学。经过一年的学习，有83名学生合格，其中就有年龄最小的邓小平。汪云松看中了邓小平稳重而灵活，干事有主见，爱国有正义感，认为他将来定有出息，另送他300元路费，加以勉励。1920年8月27日，汪云松把邓小平等83名学生送上“吉庆”轮，到上海转乘“盎特莱蓬”号邮轮奔向法国。他们的师生情谊从此留了下来，直到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情节既说明了邓小平与汪云松的关系，也同时说明了邓小平离开广安中学、离开广安的时间。

　　我曾经与人探讨过在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中，为什么小平能够走出去？这固然有其家庭的原因，同时，也有其他原因。广安虽小，却在渠江边。渠江正是当时的交通要道。物质的、精神的东西都会在这里得到交流和传播。我们可以想象，每天有各种人员来往于广安与重庆之间，他们将重庆或者更远的外界的信息带回来，使人们感受到世界的变化。在那水汽蒙蒙的茶馆里，在那熙熙攘攘的码头上，都能看到不少眉飞色舞的“民众演说家”在向人们传递着自己的见闻，而这些听众之中，就有我们的小平。也许他和众人一样被外面世界的精彩所吸引，进而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向往。当年的小平不知多少次望着远去的渠江，遐想着江流那头的情形。

　　有研究者认为，小平受到外国传教士的影响才生出外出之心，对此，我不敢苟同。的确，广安当年曾有过一些传教士，天主堂、福音堂，也曾吸引过不少信徒，但是，这种宗教的影响毕竟不大。从小平家庭的情况看，似乎与外国宗教无什么特殊联系。而有的资料说，广安中学曾经有法国传教士讲课，对此，我曾认真研究过广安中学所有不同时期的校史，均未见到这样的记载或听到过有这方面的说法，所以传教士对小平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却认为小平或许受到过广安籍留学教师的影响。在广安县立中学，当时有过一些曾留学国外的教师，像首任校长王宣彝就曾留学日本。他们的思想言行，无疑会给小平新的感受，同时也会给广安带来新鲜空气。这种新鲜空气对小平的熏陶定会不小，促使他对广安以外的世界产生了要看一看的强烈渴望和热情。

　　从1919年夏天离开广安到1997年逝世的七十多年里，小平再也没有回过家乡。这和许多同时代的伟人不一样，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回过家乡，甚至不止一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回到韶山，走亲访友，祭奠父母。他还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七律·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从这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家乡的依恋之情和对自己那段革命经历的由衷赞美。而邓小平多次到四川，却未能回家乡一次。人们也很少从他的文章或谈话中找到回忆家乡的地方，这成为人们多年来很想猜透的一个谜。这一点的确让人纳闷。其实，小平和家乡还是有联系的。家乡的人曾多次到成都到北京与他见面，汇报工作。那句“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的口号，就是上世纪80年代在成都接见广安县委、县府负责人时所说。对于家乡的回忆，也是有的，在女儿毛毛与他讨论究竟是沙田柚好，还是广安的白市柚好那场有趣的争论中，更反映出了他对家乡的挚爱之情。据说小平一生酷爱家乡特产的醪糟糯米酒，即使“文革”时在江西的日子里，他都要喝上几杯自己家酿的糯米酒。也许从那醇厚的酒香中，这位慈祥的老人能品味出浓浓的乡情，感受出当年儿时的情趣。

　　小平曾两次为家乡题字。一次是1982年12月25日为家乡县城的翠屏公园题写园名“翠屏公园”，一次是1984年8月31日为家乡渠江上的第一座水电站题写站名“凉滩电站”。

　　1994年，广安中学的师生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小平同志，请他老人家给母校题写一个校名。同时学校也给他捎去一些介绍学校历史的资料。带信的同志是小平同志的妹夫，原四川省档案局局长张仲仁。他告诉学校的同志，小平同志收到信后，很高兴。但由于当时小平同志已经患了帕金森氏综合征，手颤抖得十分厉害，难以提笔，他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的母校，这个字一定要写。要写就写好，现在我手有些颤抖，写不好，等到我的手不抖了就写。由于病情的原因，小平同志给母校题写校名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虽然这让人不免十分遗憾，但是，作为广安中学的师生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老人对母校的那片深情。现在广安中学的校名是由小平同志的弟弟邓垦同志所题写。

　　小平享年93岁，一生走南闯北，然而乡音却从不改变，这和很多人不同。或许这就是一种乡情难舍的表现，是对在其内心留下美好回忆的故乡的一种眷恋。

　　是的，恋家之情人人都有，只是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情结，各有各的表现罢了。其实，作为一位伟人，作为一位胸怀博大的政治家，他的眼光是宽广的，他的情怀是深沉的，他既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有超凡脱俗的时代伟人的大度豪迈气概。每当想到这里，我的耳边就回响起小平那句世人皆晓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难道我们还不能从这句话中感受到这个世纪伟人的浩浩情怀吗？

　　伫立渠江边，望江水滔滔东去，漫步青草绿绿的江岸，已不见昔日小平登船远行的东门码头旧景。我不知小平当年登船远行时站在这里曾想过什么，也许他曾想过家乡的亲人，想过学堂的老师、同学，想过儿时玩耍过的每一处地方。或许他更充满对未来的向往，在头脑里构思着他心目中的山城重庆的轮廓，想象着他将要去的法兰西是一个什么模样。他要走出去，沿着渠江走出去，去看看外部世界如何让人神往。青山依旧在，江水仍潺潺。青山是历史的见证，江水在诉说着不老的情思；斯人已去，精神永存，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在怀念着小平。小平将他的骨灰撒在江河，撒在大海。海河相通，碧水相连，小平就在我们身边。我曾见过当年小平去世时，人们是怎样含着泪水来到渠江边寄托哀思。不需要多说什么，那东去的江水载不动家乡父老无尽的思念，那哗哗的江涛诉不完家乡亲人深切的呼唤。

　　在小平家乡广安的山冈上，长有许多黄桷树，那树枝繁叶茂，如伞盖地。老人说，小时候，小平就爱在这树上玩耍；家乡有许多翠竹，翠竹林下，曾是童年小平的乐园；家乡的青石坝，还是那样宽大，当年就是在这里，在夏夜的月光下，淡氏为小平唱过山歌，数过星星，讲过家乡世世代代流传的古老传说；故居后的池塘还在，就是在这里，小平学会了游泳，成为搏击风浪的好手。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世沧桑，小平的家乡也在变，变得更加现代化，但是，家乡的人们对这位伟人的感情始终不会改变。

　　2004年，是小平的百年诞辰。家乡的人们正忙着准备以各种形式来纪念这位伟人。伟人给家乡带来了荣誉，带来了知名度，带来了发展机遇，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物质财富，但是，我想得更多的是，研究伟人的生活历程，探索伟人思想的形成，让更多的后来者能从伟人成长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启示，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并将其转化为人生的动力。这，或许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