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以诗歌的形式写下了许多文字。在写作过程中，时常会追问自己，什么是诗？为什么写诗？怎么写诗？这些似乎简单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去探讨过。但至今仍难以找到让人心悦诚服的答案。正如要回答何为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样的困难。但我仍想把自己的思考说出来。我以为，诗是个体生命独特的经验和体悟。于我而言，写诗就是把自己对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独特感受和发现用语言展开和呈现出来，是自己内心独特的体验和诉求的表达。我觉得，相较于小说和散文，诗歌在形式上是独特的，在文字上是简省而节制的，“大道至简，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在技巧上是依靠独特而陌生、让人出其不意的意象来表达。

　　我有这样的体会：诗人写诗，就是希望在其中寻找一些干净而简单的时光，让自己沉浸其中，让内心更加开阔、澄明。从诗歌中获得一种恒久的力量，去梳理、修整甚或安排已失的或未来的内心秩序。“向一生不可多得的喜爱靠近，寻求那漏失或尚未出现的东西”[林莉：《为什么写诗》，《诗刊》2012年6月号下半月刊，总第643期]；“我们这个时代受到庸俗化传媒的影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乃至机械化的影响，诗人也多少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很多诗人因而淡忘了诗歌真正的要义，淡忘了诗人的作用”；“诗歌最重要的不是解决文化的问题，而是存在的问题”（阿多尼斯语）。毋庸置疑，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仅仅是充满对文化词语的想象力和表达的冲动，而还应是充满对现实，对存在的想象力和表达的冲动。一位法国诗人说过：“没有神话的国家，会死于寒冷。”他说的神话也包括了诗歌。“诗歌和其他知识、其他科学不同的一个特质是，诗能够表达一切，能够表达科学与哲学，表达智慧，表达政治；而一切科学、一切知识都不能表达诗——正因为这样的特质，诗人才负有巨大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宣传、教化，而是重构存在、重构世界”（阿多尼斯语）[唐晓渡、西川《诗：困境与能量——与阿多尼斯对话》，载《当代国际诗坛》（3），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笔墨当随时代，诗歌也不例外。说到诗歌与时代的话题，我也想追溯一下现代诗歌在我国的发展路径，或者说我们这些上世纪60年代生人对新诗的追随过程。中国新诗如果从梁启超和黄遵宪提出“诗界革命”算起超过一百年了，即使再往后，以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为新诗的起算时间，也至少有90年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是在接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一百年间产生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风格、流派的基础上进行新诗探索的。如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是当时分别代表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