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张旭同志二三事

　　袁定基

　　活了大半辈子，大官小官都见过。有的朋友一旦当了官，虽不是百分之百地都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阔脸就变”，但听他们说起话来，总觉得有些生分。久而久之，这些当了官的“过去时”的朋友，也就大多成了路人。和我有交往的人中，只有一位官员例外。究其原因，大概是这位官员太少官气，我压根儿不曾视他为官，而始终只认为他是一位古道热肠的长者、一位胸罗星宿的学人，一位道德可风的师长的缘故。这位长者、学人、师长，就是我一直敬重的张旭同志。

　　1973年，四川化工厂经国家特别准许从日本引进30万吨合成氨的先进成套设备，厂方选定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即将赴日研修，为便于这批人员赴日学习和生活，该厂决定在厂内为他们办一个短期日语学习班。在当时，懂日语的人很少，日语教材也很罕见。四川化工厂从泸州请来的一位叫范成有的老师为了编写日语教材找资料，来到了四川省图书馆。当时，我和王信东、任吉元同志在四川省图书馆外文组工作，因经常为范老师服务，都跟范成了熟人。那几年来馆查阅外文图书资料的人很少，工作很轻松，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如此下去，也觉得有些无聊，很想找点事情干干以消磨时光。有的老同志私下告诉我说，可以利用现在的时间学点外文，因为外文学习的现实功用一是可以占去大量时间而不至于觉得目前的日子过得太无聊，二是目前在管理外文图书的部门干活，尽管一个外文字不认识，凭读者填写的索书单也能找到书，但认得到几个外文字总比认不到好，至于外文的未来功用那就难说了。老同志这番话我是听进心里去了的。但是，学什么外文好呢?自己在学校里学过一点俄文，可说是有点基础，但当时苏联修正主义被认为是我国最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的文字万万不可学。英文是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用的文字，虽然当时尼克松、基辛格已访过华，学点英文大概也犯不了多大的法，但当时馆里的英文书太少，教材只有影版的《ESSEN TIAL ENGLISH》，里面全是英文字，一个汉字都没有，不知从何学起。最后我看中了日文，一是当时中日邦交已正常化了，连伟大领袖都跟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握过手，还送了《楚辞》给他们读。学点日文，恐怕犯不了什么王法；教材么，馆里有北京大学外文系编的两种，其中的一种是供公共课学生用的，薄薄的一本，当时价格三角钱左右，而且最令我满意的是其中有大量我所认识的汉字，大致估计了一下，竟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以上！我大喜过望，就拿过一本教材自学起来。谁知一学起来，才晓得东西还是有点烫，光一个“五十音图”就背得我脑袋发晕，半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