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以前，深圳还是一个中国人非常向往的城市，而在1990年代初，它就更风光了，简直如同国人心中的第二首都：如果北京是北都，那深圳就是南都。

　　深圳有这样的地位，是它那时创造了神话。比如，深圳速度，据说一个星期就能建一座摩天大楼；比如，深圳理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内地人的想象中，它遍地是金子，天天都有机会，就连想着那个城市的名字，也会让人血流得格外快；而那个城市中的人，身上似乎也比我们多长了什么，属于中国的特殊人种，浑身上下都贴满了人民币、港币。甚至连身边的人去深圳沾了沿海的腥味回来，脸上也比我们光鲜许多，比今天的人去欧美一趟还风光。

　　深圳那时很骄傲，抢尽了风头。除了北京，中国许多传统的大城市它都不放在眼里。面对一波又一波打着“深圳”字样的电子产品蜂拥全国，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各色精英跑步向深圳，连一向视全国为乡下的上海，也非常郁闷，非常失落——它的地位已经降为中国城市中的“二等公民”。

　　去深圳，是那个时候的时尚。就相当于现代史上的有志青年北伐奔广州，抗战去延安。当然，要敢下海去深圳闯荡江湖，一是胆子要大，用四川话说，“有吃雷的胆子”，二是脑袋要灵光，用广东人的话说，“脑袋里加的是美国机油”。

　　我是1992年，也就是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那一年深秋去的深圳。不过，不是去淘金，我没胆子，也不灵光。是出差——其时我在家乡一大企业从事公关宣传，被安排去深圳搞驰名商标的事。去时先到公安局办了边境证，就像今天到香港澳门要办“港澳通行证”一样——那时，一个人不是想到深圳就能随便去的。

　　我是从长沙坐火车过去的。到站，客户代表开了车来接——这是一家汕头人办的糖烟酒公司，来人叫吴月，一个上海来深圳打天下的年轻女性。车是日本丰田黑色皇冠轿车。第一次坐这样的车，手脚没处放。我从家乡古蔺出来时，坐的虽然也是日本丰田车，不过，是面包车。车空调早坏了，上车一个人发一口罩，一路开窗，一路灰尘。到泸州下车，除了两个眼睛在转，一脸黑灰——安排我们吃住的泸州客户吓一大跳，说，你们是抢人的土匪呀！那个年代，古蔺到泸州的路是土石路，坐的车几乎都是国产车，无空调，古蔺到泸州的人，差不多都当过“土匪”。记忆中，好像唯有县委书记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普通型桑塔纳，县长坐的是米黄色伏尔加——空调是坏的。其他县领导好像是坐北京212，那种黄色帆布的老吉普，古蔺人叫“反毛皮鞋”。有时，连县委宣传部部长这样的大员到泸州开会，也得坐“巴的”——与民同乐地挤长途公共汽车。而且，好像合城没有一个女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