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篇后，四言诗一体几乎没有继续者。荀赋虽四言，而和《风》、《南》、《雅》、《颂》的体制完全不同。有些句诚然像是摹仿《诗经》的，但孙卿是一个儒者，义理重的毕竟不能成文学的正流。《诗三百》原不是“学者”所成就的业作，而孙卿以学者为文章虽然有时也能成就一种典型，到底不能理短情长，续三百的运命。《乐记》说，“诗之失愚”，孙卿不愚，所以孙卿不能为三百篇作续。我们只好从《七略》、《汉志》的分类，使他和屈原、陆贾鼎足而三，下开汉朝典著中的一伦，而不上当时亡后之余响。秦刻石虽是四个字成一句，但体裁既完全自作古始，好些处三句一韵的，而那一种赫赫之度，炎炎之神，实在如李申耆所说的话，“亦是斯公焚诗书之故智”，我们自然更不能说他和《诗三百》有什么关系。至于汉初的四言诗，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原来已成杂言，又是楚调，上和三百不相干（论见《汉乐府歌词》节）。若韦、孟的讽谏诗竟全不是诗了。腐词迂论，不特无诗意，并且全无散文的情趣，一般文章的气力。可见文学的重要质素，并不在乎择词拟句，成刑立式，而在感情统率语言之动荡。不然，把韦、孟的讽谏诗一句一句的看下去，何尝不是《雅》、《颂》的辞句？然而这些典语，并没有个切响。但这一线的发展后来愈大，西汉末年已经有这一行的若干“典制”，而蔡伯邕谀鬼，竟拿这一路的物事制成了所谓“大手笔”。所以四言到了汉世有格无韵，成文不成语，我们当然不更以诗论这些。八代中能作四言诗的，偶然有如曹孟德，能说几句“慨当以慷”的话，而曹子建能把五言作成文宗，却不能把四言振作起来，他的四言是失败的试验。可见四言之流，早成绝势。三百篇后，能把四言成隆高造诣者，只有一个陶渊明，他的四言“卓绝后先，不可以时代拘墟”，不过他的四言也只是他的个性，并不曾重为四言造出一个风气来。

　　四言已经不是汉初的文学，汉初的诗歌乃是续楚辞的。汉承秦绪，一切这样，已如我们在第二节中所说。秦统一六国，又不过十多年，能革政治，不能革人民的礼乐，习俗。楚又是七国中最大的国家，到战国因疆土包括了中国中部，若干中国文化区域入了他的版图，反而变了他的文化，这种中国化的楚风，转向此方发展，文学中又成就了辞赋歌辩的一套大体裁。则汉初的民间文学，风气当和楚风有关系，是件很自然的事。何况兴兵灭秦的人，不分项刘，都是楚人。后来沛公都关中，政制必承秦代之遗留，风气不能改楚人之习尚，则楚风之能及关中，这层也许有些帮助（《汉书·礼乐志》云“高祖乐楚声”）。我们看《汉志》的辞赋略，便可见到楚国把汉朝的文学统一得周全，恰和齐秦统一宗教，齐鲁统一宗法礼制，三晋统一官术，没有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