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有名诗《石犀行》：“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让我们发现，古人的咏叹总是有依据的。犀牛在古蜀文化中长期被视作神兽，很早就有神犀、神牛的种种传说流传，并且“神犀”与“神牛”相互交织。成都天府广场石犀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也填补了战国至秦石刻犀牛艺术的空白。天府广场石犀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带为汉代蜀郡郡府以及蜀汉宫城的治所。学术界确认，石犀出土附近的“东华门遗址”是古代成都城的政治、权力中心。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开辟了一扇了解汉代至清代成都中心历史演变的窗口。唐代摩诃池建筑遗迹和明代蜀王府水道遗迹等，可以确认成都在汉唐时期已经有皇家园林，为认识古代成都作为休闲都市的起源提供了地理坐标，是研究古代成都中心区的历史依据，也是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文物支撑。

　　天府广场石犀出土记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都市的中轴线之上还没有大广场。当时有一条70米宽的人民中路贯穿南北。路的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开有老虎窗的临街铺面，青瓦，木板扇门。而在东西方向的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已逐步建起一些现代化建筑。

　　1973年11月，成都电信大楼在人民东路开建，承建方为四川省第三建筑公司。公司委派技术员车凡英来“蹲工地”查勘。一天，正在地基打桩作业的工程人员，发现大楼附楼东北方位有一个地方“冥顽不化”，基桩打不下去。也许是遇到了“孤石”。工人挖开一看，的确是一块大“石头”。足足挖开一个直径2米的大坑，才看到一只肚子朝外翻的神秘动物。“啥子怪物哟！”施工方报请上级，请文物专家现场勘查。主持勘查工作的专家是当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的芶治平先生。待他赶到现场时，地基已经进一步挖开，坑有好几米深，只能趴在坑边上勘查。石兽露出背腹部，能观测出兽形，有棱角，保留了石头的本色，制型“比牛还大”，有点像犀牛。尽管文物部门非常希望能把石兽挖出来，但建设单位表示“埋得太深，东西太重”，当时没有大型吊车，依靠人工挖掘太难了。更关键在于文物部门“没钱没机器，只有埋回去”，又考虑到钟楼修建工期紧，文物部门主张依照《文物保护法》就地回埋，这只石兽也因此再次沉睡，它的悠悠大梦，没有被打扰。

　　37年后的2010年10月7日，屹立在天府广场东侧的电信大

　　楼，上面那个被成都人引以为骄傲的“成都第一钟”，连同大

　　楼被彻底拆除了。有些“老成都”开始醒悟了：大楼下面不是还有一尊埋藏多年的石兽吗？

　　四川省文史馆主编的《成都城坊古迹考》第二章第七节《摩诃池和宣华苑》里，也记录了修建电信大楼时，确曾挖掘到一只石兽：“解放后修建电信大楼时，掘得一石狮，则苑之瑞兽门当在斯。因石兽甚重未能移出，而施工又甚迫促，乃留于原处，其上即为大楼基脚。”我的忘年交、成都文史学者王大炜在10月20日的《成都晚报》上发表《钟楼基脚下“石狮子”》一文，希望引起有关方面重视。由于钟楼废墟清理工作耗时较长，原址新建的四川大剧院开工之前，文物考古部门才进场勘探。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神秘的石兽依然安睡在土地里。

　　这尊石犀是四脚朝天的姿势掩埋在土中的，推测是明末张献忠仓皇退出成都时，毁坏皇宫里的一切物件，匆匆推倒石犀而掩埋的。

　　2012年年底，四川大剧院即将在钟楼原址开建。针对千年石兽的传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正式进场勘查。作为考古现场领队，易立也是最早亲历石兽重见天日的考古队员之一。12月16日，考古的范围缩小到最后发现石兽的区域，历史的机遇，出现在对一个探方进行扩方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先将电信大楼基础桩进行破碎，接着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地层。在距地面约4米的一个坑里，石兽终于露出了尊容。千年之后，它重见天日了。

　　石犀大梦被惊醒。真应了一句西谚：凡是石头都要说话；凡是有耳的，都应聆听。

　　已退休的成都原考古队的芶治平先生，承认当年没能一睹

　　石犀面目，是他几十年考古生涯中的最大憾事。已经90高龄的芶治平听说了考古发掘进展，宽慰地说：“挖出来了？它终于翻身了！”

　　这尊石犀的初步数据如下：身长：3.3米；身宽：1.2米；身高：1.7米；体重：约8.5吨；年龄：2000多岁……这件大型圆雕石兽的保存非常完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天府广场石犀是中国雕塑艺术史的重大考古发现。”

　　2014年12月5日，笔者采访易立时他说，幸好当年没有强行开挖，鉴于当时的考古手段与文物保护水平，一旦强行出土，说不定这尊石犀上的文化密码就将遭到难以挽回的损失！

　　我问：“石犀还有什么秘密？”

　　易立说：“秘密还有很多……”

　　石犀出土

　　天府广场石犀是战国晚期至秦的圆雕作品

　　天府广场石犀的石料为成都平原周边常见的浅红色粗质砂岩。由于粗质砂岩不耐风化，如果不是密封于地下，石犀估计早就化作尘土了。经过仔细辨认，考古人员在天府石犀的臀部左侧，发现有文字，由于漫漶太烈，暂时无法完全确定，但推测应该是雕刻石犀时候的时间落款。易立认为，大体可以肯定，天府广场石犀的雕刻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至秦。依据是它的雕刻风格古朴、粗犷，线条简练生动，显然不是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石刻风格，反而更接近秦文化流行影响下的主流圆雕艺术，这在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作品中可以发现端倪。也就是说，天府广场石犀与古蜀王朝的“大石文化”无关，它与李冰治水的时代密切相连。可以进一步肯定，天府广场石犀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李冰约生于公元前302年，卒于公元前235年，这就意味着，石犀的“年龄”有2200多岁。

　　当年雕刻石兽的时候，肯定是参照了某种动物的原型，而犀牛最接近这一原型。但是现在依然将它定为“石兽”。有可能当时雕刻匠在塑造它时，添加了一些想象。在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大量的犀牛。成都属于长江上游区域，由于岷江上游堰塞湖层垒而上，形成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由此推测，当年在成都平原一带的犀牛可能也不少。因为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也就是说，犀牛为不折不扣的“本土化动物”，由此成为雕刻匠人的造型模特。至于为何从来没有在成都平原大量挖掘到犀牛、大象的骨骼或生存遗迹，他指出，目前在金沙遗址出土就有犀牛骨骼。总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成都平原自古以来，至少出现过两次“野生动物园”的景观，一次是在开明王朝覆没之前的漫长时期，一次是在张献忠屠川之后。

　　据文献记载，李冰造了5只石犀，搬运了2只到成都城内，与治水有关，应该是厌（压）水精的瑞兽。这次发现的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尚需进一步的考证。历史学家罗开玉指出，出土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灾的可能性（《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易立说：“目前可肯定，石兽被人为掩埋，但原因有待考证，可能是朝代更替。”当然，也不排除当时供奉的是一对石犀，但另外一只尚未发现。石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佐证了汉代蜀郡郡府位置以及成都的城市分布格局，已经是大汉帝国第一流的城市。石犀出土于编号H99的灰坑内，灰坑叠压于第7层（即“蜀汉层”）下，直接打破生土，填土为青灰色，除石兽外，还夹杂有少量的陶器残片、绳纹瓦和模印有花纹的铺地砖。根据层位关系和坑内共存遗物的时代特征，考古人员能初步判断石兽的埋藏时间约在蜀汉末至西晋，故石兽的制作年代下限应不晚于蜀汉，由于这类石雕会使用、保存相当长的时间，“诞生”在战国晚期完全可能。2013年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进驻

　　成都体育中心南侧工地进行考古发掘。两年过去了，这里被命

　　名为“东华门遗址”，随着考古发掘工地上不断传来的最新消息，可以认定，在汉朝时，成都已经是一座具有皇家园林的大型休闲城市了。

　　汉时的成都已经是一流大都市

　　公元前277年，秦国置蜀郡，设郡守，成都为蜀郡治所。秦汉三国时期，是古代成都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段。持续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

　　从成都体育中心的考古现场来判断，从秦汉到清末的文化层分布连续，没有断裂。可以确定，这一区域是西汉、东汉、蜀汉时期在成都的权力核心区域，尤其是汉代文物的不断出土，比如青铜箭矢、数量不菲的刻有文字的瓦当和陶器相继被发现，这些遗物皆属于汉代。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率军伐蜀，攻克成都。秦灭蜀后，在蜀地设蜀郡，原蜀故都成都设成都县，其治所均在成都。公元前311年，蜀郡守张若以秦都咸阳建制为模式对成都市的规模、形制、设施进行新的规划，并新建城垣。秦朝的成都城市功能已经有分区，分为大城和少城。大城以原蜀国故都城址为基础，“周围十二里，高七丈”，城郭下有“下仓”，可以作为仓库；城垣“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大城为蜀郡治所，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由于成都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大城已不能满足需要，故张若继而

　　修筑少城。少城即小城。秦时成都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成都

　　城市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居住人口增加，手工业和商业也蓬蓬勃勃，充满生命力。

　　半个世纪之后，李冰出任蜀郡守，着力治理岷江水患。除了建设都江堰分流工程，还把湔堰所分内江两大支流——检江与郫江分别引导到了成都城下和城内，因此，当时成都“引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有溉浸，百姓飨其利”。李冰“穿二江”的伟大举措改变了临近成都城市没有大江大河的原况。源源不断的水道是决定一个城市兴与亡的关键，丰富的水源决定了成都城市经济和农业在其2000余年间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是成都在2000余年发展中城名不改、城址不变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而考古的证据是，2009年，考古队在清理青年路一带的清朝下水道时，发现了郫江故道痕迹。而在盐市口人民商场2期工程建设期间，发现了一座横跨28米宽的郫江故道的木制桥梁，这无疑是汉朝时期四川最长的木桥，也是成都市内最古老的桥梁。

　　易立认为：“蜀汉宫城与益州府衙都位于大城内，并且很可能同处一地或相距较近……2012年，天府广场东北侧的四川大剧院古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其中汉代遗存所占的比重最大，发现有灰坑、灰沟、水井和建筑台基等遗迹现象，出土物以陶器、瓷器、铜构件、钱币等生活遗物为主，同时还包括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张勋燎先生曾考证东御街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的遗物，与东汉晚期蜀郡的政治、文化及教育活动关系密切，出土点可能为汉代蜀郡郡学、益州州学原址。结合两个地点的发现情况，可以证明今天府广场东侧一带自战

　　国末以来即为大城之内的高等级建筑区。”（《蜀汉宫城位置及相关问题初探》）

　　根据扬雄《蜀王本纪》的相关记载，以及石犀、大面积的官府建筑遗址、大量的瓦当和铺地砖等，说明这一带至迟从李冰时期起至蜀汉亡国（263年）时，一直是蜀郡郡府衙门。郡属盐官、铁官、都水官等，也在大城内修建了专门的衙门。罗开玉认为：“这里开始作为蜀郡郡府的上限，应在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修成都大城时；而下限至蜀汉灭亡（263年），即该郡府衙门遗址使用时间竟长达约573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

　　当时的大城为官府建筑；少城为锦官城，是工商业区域，它们共同使用一道城墙为分界，位置大体在现东城根街。大城的区域以现在体育中心地域为

　　中心，南至红照壁，北到骡马市，东到青石桥，西到东城根街。考古队在四川大剧院古遗址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东汉时期夯土台，南北长度39.5米，东西宽22.9米，台阶高0.2-0.65米，平面上有3排柱础坑，直径达1.1-2.5米，由此可以想象夯土台址上的石柱的粗大，

　　殿宇的高敞。明蜀王府构造图

　　在夯土台周围，发现有文字的遗物主要是汉代的瓦当，有“大

　　富贵”“大富昌”等吉祥话，在汉代瓦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此外还有少量陶瓮也有文字，有“石”等计量单位。我国建筑史上历来有“秦砖汉瓦”一说，即是称赞秦砖和汉瓦是古代建筑构件上的艺术典范。汉代瓦当相比秦代数量、种类都更多，制作也日趋规整，纹饰图案井然有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瓦当的大量出现，不仅完善了瓦当艺术，同时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和研究范围，更加鲜明地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意识形态，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把中国古代瓦当艺术推向了最高峰。

　　更值得一提的是，尚发现有不少唐代的鹅卵石铺就的道路，宽度从几米到10米以上均有。在此层之下，间或有汉代地砖出土，砖上同样有字：“长相思”“勿相忘”“富贵昌”“寿万年”“爵禄尊”等等，这类三个字构成的短语，反映出当时人臣（而非帝王）的普遍愿望，也体现出汉代成都一地追求富贵、重视生活、热衷功名的民风民俗。

　　秦末汉初之际，中原城市受战争破坏相当严重，但地处西南一隅的成都所受影响却很小，成为汉王朝的重要物资供应地。《汉书·食货志下》：“（王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这就是著名的汉朝“五都”由来，指两汉时期长安以外的5个大都市，分别是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南阳。这一记载要大大早于唐朝才提出的“扬一益二”

　　独角犀牛。选自《吴友如画宝》

　　之说，更是成都作为西部唯一跻身汉代国家级大城市的明证。

　　2010年11月中旬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了两方东汉石碑，即《李君碑》《裴君碑》。二碑分别刻于阳嘉二年（133年）和建康元年（144年），系颂德碑。碑主皆为蜀郡守，皆是其在任时，由其“辟署”的部分低级属吏镌刻立碑立祠，罗开玉认为，这些均为蜀郡府之物。后一块碑文字，是为一位“河东裴君”所写的功德碑。此人“典蜀”即在蜀为官，在平定边裔的战斗中立有大功，文中的“五都列备”，是文献中有关汉代成都位列全国五都之一的重要旁证。

　　汉代成都城市布局的新特点

　　锦官城是西汉年间成都设置的官方织锦机构，它也因此成为成都最脍炙人口的别称。在锦官城之外，成都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别称，叫车官城。锦官城建在成都流江（南河）笮桥南岸，在现在锦江南岸从百花潭到南河桥一带，而车官城则建在锦官城的西南方向。两城相望，一文一武，文武张弛，构成了汉代成都的“工业区”。

　　何一民教授指出：“汉代成都的规划布局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出现了卫星城——锦官城和车官城。汉代成都手工业相当发达，尤其是织锦业和造车业具有相当的影响和规模，先后建有锦官城和车官城。锦官城即汉朝政府在成都设的官办织锦厂，由于织锦厂修有城墙，故称锦官城。汉政府还在成都设车官，负责制造车辆等运输工具。制工场位于少城城西的检江北岸，因是为军事服务，故工场所在地筑有城墙，城四周设有多座军营城垒。三国蜀汉时期，成都因是蜀汉的国都，故城市建设有较大的发展。刘备称帝后，以大城为宮城，对成都进行改建，改建后的成都城垣周长20里，高9丈。”当时车官城四周有军营驻扎，车官城就是成都最早的军事工业区。

　　天府广场出土的石犀、《李郡碑》《裴君碑》，皆系两汉蜀郡府遗存。许多见诸史册的蜀郡守，比如秦国的张若、李冰，西汉的文翁，两汉之交的公孙述，东汉的张堪、张穆、第五伦、陈宠、廉范，王子稚、王商，三国蜀汉的法正、杨洪、吕乂等曾在这里办公，主持西蜀事务。罗开玉强调，近百年来，许多带有“蜀郡”铭文的出土文物，如在朝鲜、长沙、贵州、湖北发现的汉代三国“蜀郡”漆器、蜀锦等，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发现的大量汉代三国“蜀郡”铁锸、铁剑等，其生产过程中都曾受到蜀郡的监管。一言以蔽之，除少数割据时期外，这

　　里曾是秦汉三国570余年间西蜀地区的总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