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夏之季，我为完成长篇非虚构散文《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历史》，分别从宜宾逆朱提江、泸州逆赤水河而上，踏探滇北、黔西北一线的人文历史。一次来到川西的犍为县，明朝时所建立的县文庙里正好在举行犍为老图片展览，细细看完，不禁疑窦丛生。

　　“犍为”一词历史久远。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开西南夷时，就分巴、蜀两郡，在今宜宾市偏西南另置犍为郡，治所之地在今贵州省遵义境内，称之“鄨县”（音 biē，同鳖）。犍为郡管辖今贵州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牂牁郡管辖今贵州南部及周边地区。牂牁郡治兰且（今贵州贵定、凯里、安顺附近）。西汉中晚期，贵州北部大部分地区划入牂牁郡管辖。据说当时郡内有山，名字就叫“犍”，盛产野牛与猴子，而“为”的古转体像母猴，所以就在“犍”字后面加了“为”字来作为新设立的郡名。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移至僰道，后移至武阳。隋开皇三年（583年），改武阳县为犍为县，此为“犍为”作为县名之

　　始。自此沿用，即为后来的犍为县。

　　这是一般四川历史地理典籍里常见的解释。但对“为”字的解释，显然被《说文解字》误导了。

　　“为”字正体“爲”，爲字上部是爪，归于“爪部”。《说文解字·爪部》解释说：“爲，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许慎到底见过猴子没有呢？我深表怀疑。

　　爲是会意字，甲骨文、金文、篆文写出的字形大体近似。初文只是在左上画了一只手，正在驱使或者指挥一头大象。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大象生动、造型比较明显。再看爲字书写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文多有变化，但上为爪（手也）、下作象之形，就连象的鼻子、四足也明晰可辨。即使写作楷书正体，也十分象形，只是后来依照草书形状搞出来的简体字“为”，才让字形与真相毫无关系。“爲”本来的意思，就是役使大象有所“作爲”，“爲”人服务。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据金文和石鼓文的“爲”，训为：“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在服牛乘马之前。”并认为古人驯服大象在驯服牛马之前，才将大象役之于土木、耕作等工程。这一点上，他比许慎高明多多。

　　关于爲字，也可从大舜姓妫的资料里得到进一步佐证。先秦之姓多带女旁，如姒、姬、姜、赢等，妫去掉女旁为“爲”，这个爲字，上端像一只人手抚摸，下半则是大象的象形。合起来看，“妫”的释义应是驯象员。大舜的祖辈应是掌管大象的训练人员。

　　秦并巴蜀之后，广开“西南夷”，有点像现在的城市摊大

　　饼运动。在森林覆盖密度极大、人口稀少的西南地区推行“文明”，无数生存着的植被、动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我在雅安、乐山、成都金沙博物馆等地，见识过直径达3米、长四五十米的巨型硅化木与乌木，它们至少生长了二三千年。早在开明王朝时代，蜀地的大象，渐为人们所驯服而役使。本地特有的“巴蜀图语”为表意文字，一度“反哺”中原文化。比如，巴蜀文字学者冯广宏先生就对我指出：《说文解字》里的“氏”字，许慎的解释是，蜀人用“氏”字形容山上的石头将要裂开但还没有坠落的状态——而蒙文通先生早年率先发表了这一洞见。而在蜀字的二三十种解释当中，其中一种是：蜀字象征大象的头颅和弯曲的长鼻子。而在“巴蜀图语”里早就有“蜀”的写法（钱玉趾先生有相关考据）。因此，我怀疑甲骨文中“象”字、“爲”字，就是从“巴蜀图语”演变而来。

　　蜀州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述很多蜀地物产，特别提到了在蜀地岷山山脉等地有象。记载固然简净，却并非语焉不详，古蜀有大象分布是确凿无疑的。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日本汉学泰斗白川静在《字统》里就明确指出：“公元前五六世纪前后，长江北岸一带还生息有大象。”这个说法过于保守。因为到了蜀汉三国时代，尚有著名的“曹冲称象”。尽管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本事出于印度佛典，他认为地处中原的曹魏境内无象，所以不得不与孙权进献之事混为一谈。这是典型的智人失察。因为后来的历史地理学者曾总结过大量正史

　　象。选自《吴友如画宝》

　　中出现野象的记载，南北朝时今安徽、湖南、江苏，直至北宋时今湖北等地都出现过野象闯入被猎杀的记载。

　　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比黄河流域更适宜动物繁衍，曾是亚洲象重要栖息之地。《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国语·楚语》中也有“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述，徐中舒先生据此认为“此皆益州产象之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便强力地印证了“中次九经”中记述岷山、大巴山地区多象的记载。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67根象牙，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竟然有数吨之多。

　　这些亚洲象的象牙就是从古蜀境内的象群中获取的，并非外来品。

　　巴蜀历史学者黄剑华指出，考古发现还揭示了古代蜀人对大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敬崇之心，在古蜀时代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通常都将象牙作为敬献给神灵的最重要祭品。譬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中，就刻画了古代蜀人将象牙与玉璋一起用于祭祀神山的场景。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残件上，也刻画了一人侧跪肩扛象牙，生动地描绘了祭献象牙的情形。还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双手环抱于胸前作虚握状，执握的很可能也是弯曲的象牙，表达的也是将象牙祭献神灵之意。（《华阳国志故事新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21页）

　　我们再回到现实里扑朔迷离的“犍为”。

　　郡名“犍为”一直保留下来，至今已有1422年。徐中舒先生认为：“凡地名之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经栖息之地。”古蜀地多象，古蜀族崇象，所以“蜀”字表达了无数先民与象的亲和力。西汉广开“西南夷”以后，因为气候环境的变化，人为的大量垦殖，象群逐渐南迁。黄剑华认为，由于象群的远去，蜀人产生了怀念，因而有了“想象”，这个词的初意就是表达对象的想念，也由此可见蜀人与象的情感。（《华阳国志故事新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21页）

　　这一解释，是为洞见。我以为，在幅员广阔的“犍为”境内，是野牛、大象的栖居之地，尽管未必是“诗意”的。这进一步暗合了学者朱大可的观点：古蜀地乃是中国的“想象”

　　之地，至少是当时逸出黄河文明一块“想象”的飞地。蜀人自

　　古好文，辞赋、诗歌异常发达，远离他们南迁而去的大象，在“想象”之中上天入地。

　　写到这里，可能出现的学理漏洞在于：为何成都平原没有发现野生大象骨骼或化石呢？

　　2005年，双流县三星镇鹿溪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双堰村，村里有座桥叫牛头寺桥，村民便把这条河叫作牛头寺河。双流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确认，在河的拐弯处打捞出一块长约1米、足有5公斤重的动物肱骨化石。村民说，河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动物骨头，也都跟这块肱骨差不多。经考古鉴定，这是大象的一块腿骨。经分析，这是一头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象，大约有3米高，体重约400公斤，属于第三纪（5万年至5000年前）的生物。考察三星双堰村的地质构造后，有学者认为，大象一般生活在海拔1300米以下，因此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大象生存的地方。不仅如此，除了恐龙不可能在这里出没外，其他很多动物都有可能在这里生存过，而且呈现出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如今这块大象化石就保存在双流文物展览馆里，它的发现佐证了古蜀有象的不争事实。三星镇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端，地处山清水秀的龙泉山脉中段，毗邻仁寿县、简阳市，就是说，龙泉山脉一带均是亚洲象分布地带。不仅如此，遂宁市安居镇琼江陶家滩河段也发现了多个距今4万年的野生象化石。

　　进一步考察词源，可以发现“想象”一词属于“出口转内销”。

　　古汉语“想象”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列子·汤

　　问》中：“想象犹吾心也。”再如《楚辞·远游》：“思旧故

　　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这里指的是“想念”，与现代汉语“想象”意义不同，不能据此以为古已有之。这也可以看作是诗歌的一种“发生学”：首先是无尽地想念，然后想念腾空而起，神驰八级，想念与想象乃是诗与歌的双翼。

　　查阅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编辑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是到那时为止已经进入近代或现代汉语的外来语（字、词等）一万多条，“想象”一词位列其中。我估计这一来源，是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学者们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词汇进行了汉英对译。这样，它被洋人送回到了现代汉语里，但依然散发远古的光辉。

　　我在有关张献忠征战西南的史料里，发现他的部队在四川等地广泛使用过战象，而战象来自云南。1651年在刘文秀进攻吴三桂镇守的保宁府战役中，刘文秀带来了13头战象，其中死亡了3头，他大败，最后骑在象背上渡过嘉陵江才逃过一劫……这是大象在四川出没的最后时刻了。

　　“想象”用“象”而不用“像”的最佳剖析术，是来自战国末年韩非子的观点：“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

　　虽不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韩非子·解

　　老》），就是说，正是由于很少有人见到活象，古人只好通过获得的象骨、象牙来想象、复原活着的大象。我们闭眼再想象一下吧，人们没有去怀想狗、怀想牛、怀想犀（尽管远古成都平原也有野生犀牛）、怀想老虎，道理在于这些动物或过于寻常，或难以驯服，无法与人产生依恋之情。想象出来的“虚象”，就是意象。此时的象，不再受具体形式的左右，意思有点接近“盲人摸象”，成了本地消失的大象留给人们的灵魂造影。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尽管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指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言语与象，仅仅是认识事物的载体或媒介吗？也许，个中还有一个地缘的根，深犁于我们的语境。所以，蜀地诗人辈出，自古以来想象力发达，真要感谢我们故国的大象，尽管诗歌鱼龙曼衍，罔象而嘤咛，万不可“得意忘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