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能造假？

　　为什么日本人也造假？它的反论是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能造假？

　　是呀，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能造假呢？其理由实在太多了。因为我们躺在检查台上做胃镜和肠镜，插入的器具是奥林巴斯的；我们在盛大场面拍照，其镜头是佳能的；我们演奏的钢琴，其品牌是雅马哈的。我们热买保温杯，必选虎牌；我们热买电饭锅，必选日立；我们热买感冒药，必选小林制药；我们热买童鞋，必选米奇屋。而铁壶必须是南部的，大米必须是渔沼的，空调必须是大金的，洁具必须是TOTO的，打印机必须是EPSON的，毛笔必须是吴竹的。我们敢在日本买LV，买劳力士，买爱玛仕，是因为不怕有假货掺杂。多少年来在我们的观念中，日本货就是诚信就是质量就是品牌的代名词。多少年来在我们的意象中，日本是人类放心购物的最后一块净土与圣域。

　　但就是在这块净土与圣域上，日本人也造起了假，而且造了一个很大的假，这就如同眼前必须仰望的高墙，一夜间轰然倒塌了。面对断墙残壁，我们只能摇头。这个世界总是用最残忍的方式，展示着什么，诉说着什么。

　　10月14日，日本各大电视台在晚间新闻时段集中报道了横滨市都筑区大型公寓，因不良施工出现倾斜的新闻。4栋12层楼高705户的公寓楼在2007年建成，由日本大手企业三井住友建设开发，而地基打桩的工程承包给了另一日本大手企业旭化成的子公司旭化成建材。在媒体的集中曝光下，旭化成建材承认了打桩数据的重复使用，而倾斜的那栋建筑，在打下的52根桩子中已确认有8根桩子没有达到地盘深部，为掩饰过失而使用了虚假数据蒙混过关。有一位从事建筑行业的居民，注意到走廊上的扶手比连廊连接的另一栋楼的扶手低了2.4厘米，感到问题严重，便于去年11月、今年8月分别向物业方反映扶手有落差，但物业方则以可能是“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后遗症来搪塞。

　　朝日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当晚请来建筑专家，询问建筑方为什么要在打桩时偷工减料，回答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样做至少可以省下几千万日元的费用，一个是可以缩短工期早日竣工。打桩造假事件曝光后，全日本震惊不已，花钱买楼的居民更是怒不可遏。其他三栋公寓是否也有同样问题？打桩能造假，公寓建造的其他方面是否更能造假？如钢筋混凝土是否用量不足？再推而广之，旭化成建材共在日本全国参与了3040栋房屋的打桩工事，是否也存有造假？虽然什么都能造假，虽然任何企业都能造假，但在一个天天能感知有感地震的国家，其建筑打桩工程上也能造假，人们还是被这样的胆大妄为给震惊了。三井住友建设和旭化成，如此一流的大企业也能造出惊天动地的假，人们更是吓坏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古来之语，真的也能摧毁堪称以诚实与守信为生命的日本人？人们在震惊愤怒之余，感叹的是看来金刚身段、刀枪不入也只是一个神话而已。机动战士高达天降重任，用重武器摧毁的是否就是日本人在诚信上的神话？因为造假市场早就愤愤不平了，这个世上为什么只有日本还是个例外呢？为什么只有日本人还在扮演道德的巨人呢？

　　“每当下雨心里就会涌起一份自信：我砌的墙怎么可能因这点毛毛细雨就被冲垮。”

　　这是日本民俗学家宫本常一在《庶民的发现》中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鲜活地给我们展示了昭和时代砌工匠人的心。2015年10月15日《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专栏以《砌进石墙里的那颗心》为题，婉转地批评当今日本的建筑营造者，死却了昭和的那颗心。

　　讲“人信仰”的日本人在哪里出了毛病？

　　这里让我们稍感困惑的是：一直秉承“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涩泽荣一语）这一商业伦理的日本人，为什么也在说谎也在造假呢？原来从根源性上说，这与日本人对神的理解而引发出的所谓“人信仰”有关。

　　日本神道教里的“神”，日本人叫“Kami”。基督教里的“神”，日本人也叫“Kami”，而不叫“God”。同一汉字的“神”，同一读音的“Kami”，在日本人的意识层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和体验。基督教里的神，是叫人信仰的神。而日本神道教的神，是叫人感觉的神。一种是信仰神的唯一存在的宗教，一种是感觉多神之气韵的宗教。因为神是被感觉而不是被信仰的对象，而感觉的主体又是人，所以日本人观念中的人就是活着的神，或叫“现人神”。所以日本人讲“人信仰”。这就和西方人不同。西方人的观念中神是唯一的超越于全体的存在。基督耶稣降生，在《马太福音》里被说成：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们要称他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西方人讲“神信仰”。人信仰派生出相信人的观念，神信仰派生出怀疑人的观念。前者用人伦确保社会秩序，后者用契约维护社会秩序。

　　因为只有神是唯一的超越的存在，所以任何人的存在，都是在“原罪”阴影下的存在，都是被怀疑的对象。人人都被怀疑，社会秩序的保持，共同体的形成就有相当的难度，由此产出了契约的观念。用契约来保证人伦来保证秩序来保证共同体，这是西方人的发明，是西方人的生存方式。所以，神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我，必须和你们，以及你们的子子孙孙，订立永远的契约。”与神立契约，其契约的精神是什么？是绝对遵守。是不得违约。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神又说“我与你们同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的存在是无时无刻的，所以必须无条件地跟从“我”。“我”才是契约的主体。“我”才是契约的债权部分。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这种“无条件”能无条件地实施呢？靠垂直，靠垂直的控制力量。“人是生而自由的，而无处不在枷锁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篇语，就是对神人共约的本质揭示。

　　因为日本没有超越一切的神的存在，所以就不可能发酵出以一神为主体的契约精神，也不敢想象与神签约，也不理解为什么要神人共约。为了确保共同体的完好，除了相信人之外，除了“以心传心”之外别无他途。“人是在互信之中的存在”这一命题，只有在日本能够确立。因为不这样做，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就会崩坏，社会秩序就会混乱。这样，对处在同一共同体的日本人来说，最大的恶，最大的令人嫌弃之事，就是人对人的背叛（造假）。所以日本人最恨的就是说谎者和告密者。在日本人看来，“内部告发”高举的虽然是正义之旌，但降下的却是人伦之旗。在正义和人伦之间，在义理与人情之间，日本人基本是牺牲前者，确保后者。这就养成了日本人顺从和暧昧的民族性格。日本的司法检举率之所以一直很低，在观念上也是源于这里。坂本龙马，这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明治时代的“革命同志”，为什么被暗杀？这虽然被列为日本近代史上的谜中谜，但从“人信仰”的角度来看，揭秘的焦点恐怕还是在于他是一个“奔走于幕府里的背叛者”。这在日本人看来是最不能原谅的。

　　日本江户时代的“村八分”，就是对背叛共同体的人，使其孤立的一种惩罚。原本人与人交往有“十分”（包括：1．出生；2．成人；3．结婚；4．建房；5．火灾；6．水灾；7．生病；8．葬礼；9．出行；10．法事等），但对背反违规的人实施村八分（即断绝八个方面），只留下“二分”（即火灾和葬礼）的交往。这种村八分的做法，就是日本人讲“人信仰”的典型。日本人至今做万事都需要保证人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不使一个人从人伦的共同体社会中脱落出去。所以在搬家时、在转职时、在外国人递交签证时都需要保证人，或家人或他人。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讲“人信仰”，就必须想方设法使对方相信我是真诚的，我是善意的。这里就生出了“建前与本音”、“表我与里我”的日本人特有的文化装置。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的一套未必是心里想的，做的一套未必是实质性的。这也就是说，凡属建前的，凡属表我的都是不可信的，都是圆谎的。这就是在谈判桌上，日本人没有一句真话的原因。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人佩里，也说这个国家的人，说谎是他们的天赋。日本语中的敬语部分，说白了就是为了掩饰说谎而设定的。即便是说谎了，也要说得美丽些，说得诚恳些，让人心里舒服些。这就是敬语的功用，也是日本人的用心所在。

　　日本人致命的情绪上的缺陷

　　万物有灵也好，多神也好，最后的通路是感觉。用感觉来感知这些神这些灵的存在。但感觉有时也会出问题。如：人为什么不能杀人，怎么回答？

　　这对一神教来说很简单。神下过命令，说“不能杀人”。犹太教里的“摩西十戒”，有一戒就是“杀人戒”。但对多神教来说，问题就变得复杂。因为没有神下过这方面的命令，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戒律。当日本人的小孩问家长，为什么人不能杀人时，家长只能回答：因为不能杀人，所以人不能杀人。小孩如果再提问，家长只能再回答：杀人的话，警察要抓人，可能被判死刑。但是，为什么不能杀人呢？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不能回答呢？因为没有自己的特定的宗教。

　　所以，日本人都说自己无宗教信仰。为什么会没有宗教信仰呢？是因为神太多。到处都有神的存在，信谁呢？什么都信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不信。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日本人神佛混淆，把八幡大神和八幡大菩萨混为一物。八幡大神是武神，武神就要打仗，就要杀人。而八幡大菩萨信的是佛教。佛教的基本教义为不杀生。这就是矛盾的地方。而日本人则为此美名为“神佛习合”。历史上，与平家作战的源氏武将们，就是嘴里一边高唱“南无八幡大菩萨”，一边在无边地杀人。在战国时代，杀人就能出人头地，武士们腰挂三五个首级回去领赏。而在江户时代，杀狗就要判死刑，如德川五代将军纲吉就发布过“生物禁杀令”，为此得了个“犬公方”的诨名。

　　这样看来，感觉的多神教世界，也有致命的情绪上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它能生出一个民族的无节操感，无原则感。日本学者中山治就为此写有《无节操的日本人》一书，对日本人的情绪原理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日本人讲“人信仰”，从逻辑上说就内在了说谎与造假的先天。而我们在日常的感觉上和实际的操作上，好像日本人说谎和造假的比例并不高，这又是为什么？一个是源于严格的法规，一个是源于较早实现了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外部机制的完善，堵住了原本更会说谎更会造假的日本人。因为造假，一旦发觉，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有时会搭上生命。此前在STAP细胞论文中造假的小保方晴子的另一位指导者笹井芳树，在舆论的压力下自杀身亡。人们在惋惜的同时，看到了诚信原来是要用生命来守卫的。再如2003年京都府丹波町一个养鸡场老板，隐瞒疫情，将一万五千多只病鸡运往屠宰场造成后果。事情败露后67岁的浅田肇与64岁的妻子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称给大家造成很大麻烦。2005年的“姊齿事件”，一级建筑师姊齿秀次在设计中伪造了钢筋数量。事发后姊齿被判5年徒刑，其妻子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

　　我们还记得《挪威的森林》中，一位13岁的小女孩在钢琴老师玲子家所干的同性性行为的一幕。在回家的路上，这位女孩故意往衬衫上抹点血，扭掉衣扣，去掉胸罩的花边，撕破内裤，自个儿把眼睛哭红，头发抓得乱七八糟。到了家，足足捏造了三大桶谎言与她的母亲叙说遭到了钢琴老师的性侵。一个只有13岁，漂亮得活像个布娃娃而扯起谎来造起假来如同恶魔附体的女孩，在着实让人吃惊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典型意义。村上春树还是击中了日本人根源性的东西——表面的诚实和守信，背地里则是毫无节操的任性。

　　企业家的道德血液从何而来？

　　说谎与造假，使我们想起人性善恶的争执。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为了挽回人的一些颜面，性善论者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叙说性本善。但是在利益面前，或在巨大的利润面前，人们发现性本善根本就是儿戏就是笑话，人性恶才是还原为人本身的最大原动力。这时的性恶论者则是立足在进化与历史的层面。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强调企业家要有“道德的血液”。这句话不为过。问题是这股血液从何而来？从“看不见的手”那里而来？显然不可能。从新教徒的负罪感那里而来？也显然不可能。这里令我们想起康德的“绝对命令”。康德将说谎视为文明社会的最大恶习，声称即便是善意的谎言，其行为结果也构成了“最大的不义”，即损害了公共正义。显然在康德那里，正义优先于善。这是否就是斯密血液论的来源？但康德绝对命令和斯密的血液论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人的自我利益能否被人类的最佳利益和公共利益所取代？如果不能取代，那么诚信永远是企业家手中玩转的一块魔方。如果能取代，但基督教《圣经》上又这样写：你若愿意当完人，就去卖掉你的产业，把钱分给穷人，你将会在天堂拥有财宝。但那年轻人听完之后满脸忧愁地走开了。因为他拥有大量的财产。很显然，一个拥有大量财产的人，你叫他做完人，叫他流淌道德的血液，叫他连善意的谎言也不要说，这何以可能？

　　当然，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诚实守信有时并不是一个道德命题，而是一个心理的行为过程。因为总是有不诚实守信的商业行为一开始会在资本积累方面持续领先，并在短时间内能得到最大的回报。这也是总有人不惜铤而走险造假的内在原动力。但商业的逻辑往往又是这样：从长远看这种不诚实守信的商业行为最终会给你的利益带来损害。而且如果你被视为不守信用之人的话，你就很难找到伙伴展开更大的商业行为。这里的迷惑之处在于：这样说来很显然诚信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那我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选择诚信的行为模式呢？为什么还要造假呢？

　　原因恐怕是这样的：从进化角度看，死神总是比大部分人预计的要来得早。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因诚信而获取的最大利益上，而那些利益从现在算起至少要20年后才能得到，那么过早的心脏停跳就会使一切付之东流。此外，也会出现并非所有的不守信的造假行为都会被发现的情况。侥幸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无人识破你，你的长期收益就不会减少。鱼和熊掌的兼得就变得可能。原来造假就是在打侥幸的擦边球。上帝不是每天在幕后盯着，祈祷不见得马上就有回应，天意显得没那么奇幻天真。马克斯·韦伯将这一现象称为“世界的祛魅”。

　　日本人造假与中国人造假有何不同？

　　同样是造假，如果说日本人与中国人还有不同的话，就在于日本人在造假败露后一般选择羞耻自杀，中国人在造假后一般选择百般抵赖。造假一般不产生羞耻心。虽然从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显现出的人性恶这一环来看，日本人的造假与中国人的造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在事件败露，遭到谴责、遭到清算的时候，日本人一般会涌起一种无地自容的情感——羞耻心。所以他们也总是在第一时间承认自己的恶行与罪过，总是最快拿出赔偿的方案。如这次横滨公寓的倾斜，开发方三井住友建设已经答应4栋建筑全部解体重建，705户居民所产生的暂时搬迁等一切费用都由公司承担。应该说这是个不错的善后处理了。而在我们这里如果造假败露的话，首先是经营者的百般抵赖（看不出有丝毫的羞耻之心），然后才是姗姗来迟的轻微的惩罚，再然后是十赔九不足的安民措施。而经营者自发的辞职或者承担刑责更是少之又少。有不少摇身一变又成了下一轮的经营者。于是，造假没有成本，诚信无人储蓄便成了一种驱动利益的共识。

　　而日本人能从羞耻再到自杀，是羞耻心的内与外在起作用。内的羞耻使你自责，这就像小保方的学术指导者笹井芳树的自杀一样。外的羞耻让你蒙辱，因为你已经被驱逐于共同体之外，以后你的任何言行举止都没人信了，这就像京都养鸡场老板浅田肇夫妇的自杀一样。

　　日本学者粟本慎一郎在1975年出版《经济人类学》。他在书中首次提出“默契交易”的概念，说交易双方借着物的交换而完成心灵的沟通。看来日本人还是认同并看重这个说法的。这也是日本人在造假被曝光后深感羞耻的一个原因。这里，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日本人虽然在行业内也时有造假，但他们不在行业内制造假货。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日本是世界上假货最少的一个国家。他们没有假LV，没有假古奇，没有假爱马仕，没有假劳力士，没有假药，他们更没有毒奶粉毒大米毒牛肉。造假是要干的，但造假货一般不干。在造假与假货之间，日本人何以能画一线？就在于日本法律对假货的打击力度要大于造假的打击力度。

　　为什么对假货要严之又严？就在于假货更是挑战一个社会的底线伦理。何谓底线伦理？举例说有这么一个特殊判断：

　　我不应该对她说谎。

　　如果主体不变，而仅仅把对象普遍化，则成为下面的这个判断：

　　我不应该对任何人说谎。

　　如果将这个行为准则再普遍化的话，则：

　　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说谎。

　　这就是一个完全普遍化的义务命令了。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底线伦理。这次德国大众造假，发现的是美国人。日本人真的是事先不知道吗？日产CEO暗示大众高层或早已掌握情况，但他们就是发现了也不会揭露和举报。他们要保持这种风度，不愿给外人感觉自己是在恶性竞争，从而不把事情做绝。日本人认为这就是底线伦理。所以日本媒体还说这次造假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大众造假或推动新能源加快发展，而日本车企在新能源技术方面优势明显。

　　虽然难于理解并总感到怪怪的，但不可否认，同样是造假，日本人是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实施偷工减料式的造假，而这样的造假，一般不会出现人命关天的恶果。如这次横滨公寓的造假，销售方三井不动产就拍着胸脯说即便有倾斜，也绝对能抵挡6度强震。确实从经验来看横滨公寓也经历了“3·11”大地震。大楼不倒表明日本人还是守住了最后的底线伦理。在丧尽天良与万事不做绝之间，日本人一般选择后者。如每年的鳗鱼节，日本人干得最多的造假就是将中国产的鳗鱼冒充日本产的鳗鱼，以期待卖出好价钱。这一行径虽然也恶劣，但在食品安全上并不构成吃死人的问题。那种用纸板箱充当肉糜包馒头，用皮鞋底充当奶茶珍珠的造假，日本人一般不做。

　　2015.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