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人爱侃、能侃，语言创新特别多，他们形容那些没读过几年书，但是特别能侃的人：文化不及格，■ 话（有点趣味而无用的废话）打一百（分）。

　　刘大忠就是个能侃的人，但说的不一定是“■ 话”。

　　他的两个绰号比他的本名流传度更广，一个叫“刘大谝”，说的是他能在上级机关“谝”钱，不给钱不走；另一个叫“刘三陪”，说的是他当官的时候特别擅长陪吃陪喝赔笑脸，为的还是“谝”钱。

　　但是，他“谝”来的钱全都实实在在用在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农村最突出的问题上，所以农民们是充满感激、充满赞扬地叫他“刘大谝”、“刘三陪”。

　　刘大忠，1948年1月19日出生。他的老家在三星乡，双流人都晓得那是“双流的西伯利亚”，肥沃的成都平原向西南扩展到三星这个地方就开始爬坡，三星正好在“盆沿”。全乡绝大部分土地是山地和浅丘，山坡高，土层瘦薄，即使雨量充沛的年辰，也因为没有水利工程蓄水，无法栽种水稻，碰上天旱，斜坡地的小麦常常会被干死，所以三星的粮食产量非常低，五六十年代，三星农民没有几家人能吃上饱饭，跑出去讨口的人不少。

　　在云崖村12组，半山上有一个比较高的石壁，下边有一块平地，这个地方叫“叫花崖”，得名的原因是，外地不少叫花子要饭要到三星来了，下雨天或是天气冷的时候，常会钻到石壁下避雨避风，把那里当做免费公寓。外地来的叫花子占领了“叫花崖”，长住不走，三星人与叫花子和平共处，互不嫌弃。

　　1960年刘大忠到太平中学上初中，三星的粮食产量太低了，大队里拿不出粮食分给挣了工分的农户。上学的18个孩子要吃粮食，只有每星期六回去求村上的干部。要是能把村支部书记“谝”高兴了，就能拿到批条，到伙食团称五斤红苕、两斤大米。这就是最初的“谝”。如果没把干部“谝”高兴，就拿不到粮食，只能在家里待着，要不然到了学校没饭吃，只有挨饿。他常常拿红苕与别乡的同学换米，自己每顿最多只能吃一两米，饿得双眼发青。他害怕这顿吃了没下顿，把干米泡在饭盒里，泡成稀饭再吃，还常常到学校外边地里刨红苕，用烂桌子、烂板凳在寝室的一角生火把红苕煨熟。煨红苕时冒起浓烟，学校的老师过来把红苕给缴了，刘大忠只有抹眼泪。刘大忠原本学习成绩很好，分在当时成绩最好的班。但是实在饿得受不了，只有不读书了，回家挣工分去。班主任老师两三次到他家去找他，说他成绩那么好，不读书太可惜了。每次班主任来找他，他就去读一两周书，受不了饿，又跑回去。如此两三次，刘大忠再也不想过挨饿的日子了，坚决不读书了。

　　1978年，三星公社农民出工，最低一个工分五分钱，最高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