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生从中国进修中文回来，给我看他们用的教科书《走进中国》高级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书印得很漂亮，内容也比以前的课本有趣得多，让人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这一行的朋友肃然起敬。这个学生翻到第13课《为人父母的资格》，给我看这么一段：

　　据说在新加坡，政府鼓励那些文化水平高的年轻人生育，对综合素质较低的人，则限制其生育，这就无怪乎其国民总体素质那么高了。

　　学生脸涨得通红，我大惑不解。他说：“用限制生育改造人种，这是纳粹思想！”我这才想起，这是个德国学生：德国青年对这些问题很敏感。我解释说，中国农村人口真是太多，而且生育率过高。“学而优则生儿女”，想法至少不错。他反驳我说：“政策是权宜之计，这篇课文讲的却是道义原则。如果全体中国人都得像新加坡那么‘高素质’，全是‘高文化水平’知识分子，那又是一个可怕的‘纯种民族’！”

　　我觉得这位德国小青年言辞太过，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是，从道义原则上说，我无言以对，此事弄得我挺窘的。正好有个中国来的教育代表团，路过伦敦大学开座谈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说，教西方学生时，最好明白对方的心理，避免这类有争议的题目。我话音刚落，代表团副团长，一位高大美貌显然很有智慧的女性，义正词严说：“我完全同意我们教科书这篇课文的观点，中国人可以有自己的人口素质观念。我们不必拿外国学生的价值作为我们编课文的根据。”

　　话说到这个分上，当然不必谈下去：我一向缺乏讨论大题目的勇气。我回到图书馆做我的笨学问，不料正好就翻到杜维明先生的大作。这位“工业东亚企业巨子”意识形态的制作师，正好有一段说到当今的德国青年。

　　西欧就要没落了。但他们的反应并不是积极朝向工业发展，反而是享乐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譬如，西德许多人到泰国旅行，挥金如土，根本不要储蓄，认为没有什么远景。东亚社会的储蓄相当可观，比例很高。（《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台北1990，139－140页）

　　杜维明这种说法，经济学上的谬误，恐怕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些最根本的价值观问题——这篇小文，只谈印象，大问题先搁开。不过看来杜维明认真与欧洲青年做了对手：如此“没出息”的远远不止是德国人。近日英国消息，1998年，有一对年轻夫妇辞掉工作，变卖家产，买了一艘帆船。他们有三个十岁不到的子女，竟然让他们全部停学，全家环航世界。三年后回到英国，已经换了一个千年。“失学”三年的三个孩子，全身黧黑，被各地小学当作英雄，请去讲远航故事。

　　可以断言：中国的城市里，会有敢于散尽家产去冒险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