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泉

　　一、三篇序文

　　感谢诗坛两位前辈李瑛和谢冕，以及我的同龄好友吕进，三位名家，为我这套诗集写了三篇序言。我深知，为人作序难，尤其名家，求序者众，应接不暇，而又众口难调，不胜其烦，避之不及。因而，求序也难，求名人作序尤难。为了避免落空，我同时向他们三人表达了求序之意，内心盘算着“三人得其一”，足矣。不料三人同时应诺，使我这套诗集大为增色。

　　李瑛是中国诗坛的常青树。我在南疆参战期间开始学习写诗，那时我是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他是总政文化部长，是我的上级。我曾向他汇报过战地文化工作情况，尤其是前线官兵群体性的诗歌创作热情，得到过他的关心支持。后来我调来北京工作，和他的接触机会增多。他对我这位业余诗歌作者的扶持方式很独特，他每次出版新的诗集，必定签名赠我一本，每次都会在书中夹一短笺，派司机送到我办公室。诗歌应该怎么写，他从不说教，只是送给我诗集，让我自己阅读领会，“真经”尽在不言中，使我受益匪浅。我退下工作岗位后，虽然秘书仍留在机关办公室上班，处理我的来往信件及军内外联系杂务，我本人已经不去。总装门卫制度严，有几次李瑛派来送书的司机报不出联系电话，只得携书而归。李瑛不厌其烦，让司机再送，有时往返者三，我知道后很是过意不去。李瑛的诗歌创作量巨大，著作等身，他的诗影响了几代人。记得“文革”刚过，如雨过天晴，我上街买到一本他的《枣林村集》，当晚依枕一口气读完，一股清新之气沁人心肺，难以忘怀。他的诗始终秉持堂堂正气，不媚不傲，诗歌语言温文儒雅，形成他的独有风格，被称为“李瑛模式”。这一称谓，有人认为是贬义，我认为首先是褒义，要看到在形成“李瑛模式”的漫长过程中，李瑛对中国新诗作出了突出贡献。若说褒中有“贬”，那是期望后来者要在学习前辈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去创新突破。其实李瑛本人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突破自我。20世纪90年代，他不顾年事已高，走新疆，去青海，上西藏，感受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使他的诗风为之一新，难能可贵。有一次，《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和我谈起李瑛的诗，他由衷地说：“李瑛进入晚年以来的诗越写越好。”获得这一评价，谈何容易。李瑛晚年的诗，诗意、诗句、诗美，都已炉火纯青，令我敬重。现在他听力不好，很少接电话，我通过他女儿李小雨向他求序。小雨在电话里说，自从母亲去世后，老父亲心情一直欠佳，而且他十年前就已声明不再为人作序，回去说说看吧。第二天，小雨回电话了：“爸爸说了，写。”李瑛同志办事向来认真，他硬是戴上老花镜把厚厚三本诗稿看完，发现错字、衍字、用得不恰当的字，或是他认为某几句诗值得一提，都用铅笔逐一做上记号，认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