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胜

　　老田是我们部门的老主任，原名田钟洛，笔名袁鹰，在文坛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著作，少说有三四十本，包括散文、诗歌、杂文以及编著。他主要写散文，曾有数篇作品入选教材。20世纪50年代，他的域外题材的少儿诗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前几年，巴基斯坦总统访华时授予他贡献奖。还有，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老委员，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从事新闻工作，一位资深的报人，他的文名和资历都是令人尊敬的。

　　老田，是大家对他的一种亲切自然的叫法，那时候，同事间称呼简单而随意，从不叫官职，没有谁把对人的称呼与叫职务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很平常，上行下效，大家都如此，老一点的不以官位自恃，小一点如我辈，也没有在称呼上不便和难堪。一个平常轻松的称呼，体现了单纯亲切的人际关系。

　　我是1982年来到现在这个部门的，之前是在一个大学，要说那里大小也是个局级，有相当级别的干部，也有延安时期的老新闻，大家都以某某或老某小某相称，连学校的某某老师的常规叫法也不多，没人叫官职，也没有人摆架子，好像没有条件摆什么架子。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三八式的干部，他的副手也是一位老同志，从年龄上我们相差三十多岁。他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拖把和抹布满楼道地搞卫生，与他们共事几年，从没有听谁称呼过他们的官职，连我当时作为小字辈的，也跟着老武老苑的叫，没觉得什么不好。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这些当事人的带头，谁也没有把这些个或大或小或实或虚的职位当回事，这个好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光大于后辈中。我那时刚到北京进机关，因了这先行的一步，来到报社后对这种平常而简单、其乐融融的集体氛围很适应，仿佛这文化机关就是这样子的，所谓官僚衙门，一点没有感觉。

　　按说，老田我应当尊为老师的。他不仅在资历和学识上、在生活上，是我所尊敬的老师辈的人，而在我上研究生时，师从他指导学业，也是名正言顺的老师。只不过，我们上的研究生班是集体辅导，老师多是专门指导论文写作的。可能这一点与专门的导师制的研究生不一样，所以，在几次场合我向人介绍，老田是我的导师，他却不以为然，总说哪里哪里，一笑了之，一番真诚的谦让，也就不再多说。有时候，我想，学生不才，忝列其门，有辱吾师，而从心里来讲，我总是把他当作导师的。如前所说，他不仅是我学业的导师，而且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他对我的教育和关爱，以及他在单位以至文坛的口碑，都是为我师表，有如师严的。

　　记得第一次去见他，大约是1980年。他的办公室还在王府井报社大院，我是首次登门。拜他为师，对于一个年近而立的学生，他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可要交代的，而于我却因近距离地见到心仪的作家，投其门下，颇有点惶怍，简单的交谈，觉得我的导师是一个面善之人，那副身子显得结实，虽有些发福，但看出来他的干练，听他说话，觉得江南普通话里透露出浓浓书卷味。

　　这以后，因他工作忙，写作的事仅与他通通电话，学业方面也只是作个简单汇报，到了快毕业时，才因写作论文与他接触稍多些。他对人对事，总是十分的宽厚，也许是这个年龄有所成就的人，对于后辈的仁厚，也许是一种放手的信任。记得我的毕业论文，他也没有具体提些什么意见，只是在大的框架和结构上，宏观指导，也是到了论文打印上交时，他作为最后的审定人、导师，签字放行。他对我最后的论文答辩，也没有后来的一些辅导老师那样的紧张，没有为我谋划商量，以便有所预案，应付可能的不测和变故，像后来我所参加评审学位时的那种杂七杂八的人事和非学业的纠葛。当时，我的评审委员有几位，都是谁，田老师也没有过问。大概他以为，我们这些“文革”后较早一批的研究生们，耽误了十年，恨不能夺回荒废的时间，大家学业勤勉，对这批人的行事标准、学业研究，较为放心，觉得都有相当的自控力；或许，田老师们还以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清纯，学风纯正，作为老知识分子，他希望看到的是年轻人的认真求实的作风和老实本分的态度。这也许是老田他们这一批德高望重的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乐于指导我们这批年龄不一、社会经历也较复杂的研究生们的一个缘由。

　　毕业后，我成了他的下级、同事，到1987年他退休。这段时间里，我亲聆教诲，对他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宽怀，父执般的善心，深有体会，也时有感动。部门里大都有我这种看法，记得缪俊杰先生曾在《文艺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袁鹰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老田的为人为文，说他“官不大，名气很大，职务不高，威信很高”，认为老田是最没有架子的，对人对事真诚善良，心胸豁达。我还记得，最为大家谈论的是，他得了稿费后，总要交一笔党费，这已成了惯例。老缪的文章说，“文革”前，老田曾一次交了八千元的党费。二十多年前，人们的工资都是很少的两位数，此外也就是一点不多的稿费了，老田每笔稿费都拿出一些，好像很自然。那时，也不时兴搞什么内部的表扬，也没有内部的宣传小报和单位的闭路电视，这类宣传也不是老田的本意，他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纯粹是个人的行为，他只是表达一份神圣的情意。按说，他的家境并不宽裕，家中老父亲和一个残疾的女儿，需要照顾，可他却多年一直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一个老党员、一个部门领导者的心意。那时候，不时兴作秀，也不像现在有人还没有做点什么，就满世界地鼓噪，生怕自己做了一点事别人不知，特别是那些有点权或有点小权的人，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中，弄得人所诟病。

　　老田属于那种对别人宽厚、对自己严格的人。他在主政部门时，没有见他激烈过，每每部门的会议，都在一个稍大些的办公室里开，如同农村田间地头的村民会，随意地坐着，谈点实事，无高谈阔论，只有信息情况的交流，简洁的工作安排，如此而已，要做的和要办的就解决了。而作为主角的他，不激烈，不焦急，不偏执，但也不马虎。属下的有条不紊，工作也没有出现过差池，也许那种纯正的文学和文化气氛，让各位编辑同仁、同事们各司其职，演绎得得心应手了。老田领导作风朴实，不指手画脚，不颐指气使，哪怕是对我这样的小字辈和新来的，说话也总是以商量的口气，不说官职(好像他“文革”前已是行政十三级，属高干之列)，就是在年龄上，他也可以说是部门里有些人的父辈级，可他还是以细声和气谈工作，商量的口吻说版面，即使议论单位的大事小事，即使批评文化界的一些不良之风，或者激愤于某些孜孜于利禄权势的人、蝇营狗苟的事，他也不像我等之辈，恨不得与之决绝；在他也多是一种认真的分析，还为那些本来就是尸位素餐的人，那些混迹于文坛而捞取资本的人，作些“假若”、“如果”式的推想。比如，说他们也不容易，替他们的生存现状着想，宅心仁厚，为不多见。在“文革”中，老田被造反派打倒，也有个别同事落井下石，颇不地道，他的处境可想而知，可一旦平反主政后，他并不把过去的恩怨当回事，连那些对此有过节的人也心有芥蒂，可老田却对此付之一笑。总之，在他的眼里，总是看到你的优点，在他的心里，总是为别人想得多。与他共事几年里，我发现他没有批评过什么人，甚至于，对别人的挑剔和耍性子，他也不太计较。大约是1984年，一次因为一块小刊头漏发，开了“天窗”，造成了报纸上的不大不小的事故。在部门会上他自责，检查也批评了这件事，可是当事人却有些漠然，不当回事，好像还说了些不合适的话。我们都认为当事人太漫不经心了，而老田只是把这件事在大会上说过以后，没有因为对方的散漫而动怒，更没有因此而给其人“穿小鞋”。他好像不曾批评人，也没有见他因为什么对属下发火，更不会无名地动怒。这些，除了与他的修养有关，我认为，体现出老田对事对人，多以一个文人的思维来对待，无论是他的下属，他周围的人和事，他取的是平等宽厚，甚至于过分的自我担当。他行事风格是文人书生式的，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想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尽量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这种大度的领导作风，最容易赢得尊重。

　　其实，老田的新闻工龄是很长的，早在上海解放前，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并在《新民报》当编辑，那时候，在部门里按新闻工龄排，是四代同堂。他的文名，在文艺界的影响，对新闻工作的贡献，无论有个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头衔都属正常。他对此看得很淡，他没有那些把资历、能力当成倨傲的资本，一心想转化为职务官位，善于经营自己的人的做派。这几年，这种事情，特别是在圈子里，阿谀逢迎、要官找官的事多了去了，被戏为“五子(官位子、钞票子、孩子安排、房子、车子)登科”，而这一切，对老田来说，好像是绝缘的。他对生活的要求简单，抱朴静心，在热闹的都市里，他的家竟然长达二十五年没有做过装修，房子面积也没有改善过，除了图书增添之外，老古董式的家具和外露的电线，可以看出他生活方面的节俭。单位大院里像他这样的，数十年仍然安居于旧楼旧房的人，绝无仅有。生活的清静淡然，总让我觉得他保持有古代文人的一种高古之风，一种通脱雅致的清淡。他有人缘，有口碑。前几年，因为种种原因，文坛有人这派那圈的，爱划线，可老田没有人把他视为左或右或新派或旧派的，也因此，有些人就利用他的影响，让他出席有些活动，让他写字题词什么的，他倒不在乎，也不计较，所以，单位也好，文艺界也好，说到袁鹰，说到田钟洛，都亲切地称为好老头，好像他也就成了让各路人马都放心请的和放心供的尊神。

　　当然，老田的宅心仁厚，宽容礼让，是大智慧，而他的爱憎喜好，也十分明显。他最是容不得文坛和新闻界的那种夸饰大话的做派，他对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十分反感，只是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激烈壮怀，指名道姓，甚为不屑的；但他也是常有批评，坚守持重，这在他所写的一些杂文中可以找到明证。当然，历经沧海，白云苍狗，他见识得多了，有了自己的思考方式。他多是以书生意气，以文人的善良，以作家的注重心灵的规劝和救赎的方式，以求那些丑陋的东西，得以消失，得以清理，还世界以清明干净。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丑陋和一些负面的东西，老田是那种设身处地地为之找出合理性的理由的人。作为一个古典文化传统浸润深厚的老作家，这种理想化的东西，渗透在他的精神灵魂中。他对净化人事，清理环境，有着那么明显的期待，但这些每每在现实中，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或许老田还在以自己的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期待。这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灵，一个智者的精神性的追求。

　　老田平时没有特别的嗜好，虽偶尔也抽烟，却没有瘾，有一段时间，他抽的是一种绿牌的中南海，焦油低，对烟的知识还不如我等年轻的烟民；他也不擅酒，聚会上也只有象征性的一点量。虽年事高，他身体还很硬朗，行走一如我多年前见他时的模样。在我的印象中，他仅得过一次病，也还是二十年前，因胆结石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没曾见他有过什么病，哪怕是头疼脑热的。他住三楼，每天都说是被动地锻炼，常常下楼采买，提着小布包，邮信，买菜，一应俱办。家中有个自幼残疾的女儿，老伴吴老师身体也不好，这些都压在他肩上，一个八旬老人，其力所堪，但都得承担。

　　老田的节约是出了名的，他们这一代老新闻人，大多都有这样的好习惯。他用纸是正面背面两面用，有事给我写张便函，都把用过的纸和信封翻过来再用，有时候撕下台历当信纸，这种“敬惜字纸”的作风，对今天的常见的铺张，是一个警醒，也是多么大的反差！现在办公条件好了，可是常看到一些人随意地扯一张复印纸，写上个电话号码，或者几个地址几句话，就把一大张光洁的纸给浪费了，对比老田们的传统，令人感叹，徒有欷歔。

　　对老田，我当执弟子礼，但因我的懒惰，很少为他主动做什么。每想及此，心有惶愧。他每有新作出版，都不忘送我，还郑重地写几句话，有时是警言，有时是客气话，抬头直呼我名，显得随意，有几次竟以兄相称，令我不安。当年，他离休时，曾专门找出几本书送我，记得其中有《傅译传记六种》一书，题写留言以作纪念。现在，我找出这本十多年前的书，还余有墨香，然而，我也是头发稀疏，学无长进，辜负了老师的一片苦心。

　　每每读到老田的新作时，总想写点什么，像他这样的老作家，很少有评论文字面世，所以无论从师生还是作家的名头，还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来说，写点评论是应该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几乎没有为同事的著作写过什么，二十多年前应约为当时还是同事的李希凡先生的一本鲁迅研究著作写过一篇短文，以后也再没有了。按说为自己的老师写点什么，这也说得过去，在如今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可我却没有。但我敢说，对于他的作品尤其是近作，我以为还算了解。他的散文这些年写故人故事，写往年编辑生涯中的难忘经历，写文化人和文化事件，回忆见长。比如，他写陈独秀，写冰心，写夏衍，写胡乔木、周扬，写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化往事，这一类有多部结集问世。最新一本《抚简怀人》，就是一本回忆与当代名人之间书信过从、编撰往来的散文集，是他几十年副刊生涯中，与一些党政要人和文化大家们文章往来的记录，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会引起广泛的关注。还有，他的作品常与时代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新的思维和新的现象，他都十分的热衷和关注，或许与他长年从事新闻工作有关。比如，他在迈入新世纪的2000年，写过一篇《凝视这个数字》的短文，从世纪之交看2000这个数字，凝视它，想到这个世界的争战与美好的期望，以及青年朋友、祖国、未来等等，千字短文，微言大义，角度独具，浸透着老辈作家的拳拳之心。

　　今秋老田年届八旬，我这小小文字，权作献寿。词不达意，也不是田老师所愿。故以上文字纯属自作主张，但愿老师不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