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了1932年，藏军依然拒不后退，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藏情狡滑，若知国内近况，野心益肆，决无和解可能。”

　　刘文辉也致电中央政府：“藏情忽变强硬，琼让致唐委员函，谓：‘汉藏边界，应以泸定桥为限，让步亦当划至泰宁为限’。”

　　十年后，蒙藏委员会在西藏设立办事处，第一任处长孔庆宗在拉萨多年，深谙西藏情形，他也发表过探讨大白之战的文章，其主要观点就是说，民国年间，藏军越过川藏传统边界，积极东向，乃是西藏方面彼时就已有了“大西藏”意识。与今日不同者，那时是积极行动，现时则是用于国际宣传的主张。这是后话。只说那时唐柯三对调处前途深感绝望：“柯三脑疾甚剧，延医调治已逾二周，毫未收效。康案仍难负责，万恳照准回京就医。”不得回复，便干脆报告：“拟于删（15）日赴成都就医。”

　　15日到了，唐柯三并未起行，人还在康定。

　　而且，遇到大事情——兵变！还差点丢了性命。

　　他当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事变经过：

　　“阴。余自去岁由省来炉城，及此次入关，均下榻于将军桥佟家锅庄楼上。午后七时，马旅长、龙主席、程处长、陈委员、杨顾问诸君，同来余寓挽留，力劝暂缓入省。谈至九时，犹未散去。忽有马部下巡查队兵士一人，气势汹汹，登楼入室，大声向马报告，谓查街时被二十九团留守兵夺去手枪一支，特来请示办法。马命往报王参谋长，此兵竟不去。马又重言申明，讵该兵甫退出门外，忽闻楼下枪声大起。余犹认为二十九团兵士来此寻衅，与彼等冲突也。急往室外右侧暂避，马亦闻声离座，随余出室。斯时突有一兵奔至，开枪射击，其弹掠余面而过，热炙肌肤，药气刺鼻。在此间不容发之际，余急倒卧于地，继又飞一弹来，幸稍高，穿透木壁。第三弹击马倒地。闻变兵大呼打了打了，纷纷下楼，在院中放枪一排而去。余俟变兵去后，起而视马，见其卧地不动。时则枪声四起，余以楼上非安全地，急下楼，避往后门外。约经二三小时，四面枪声渐稀，登楼视马，已气绝矣。审视之，则一弹自腰入，并未透出。其护兵一名，亦被击毙楼梯下。变兵有来余寓者，约二十余人，戕马后，遂结伙抢劫旅部、造币厂、县署，并打劫监狱。中桥一带之小商店，亦抢掠数十家。幸在深夜，百姓无受伤者。变兵饱掠后，分向关外东、北两路逃窜。当即差人往请王参谋长前来商议，飞电刘主席请兵，并催王团长速速来炉以资震摄。至马旅长尸体，则差人抬往旅部。此次变乱，幸叛兵首领并无大志，腰缠既满，分途逃窜。如果盘踞炉城，则为祸更不堪设想。事后查悉所有马部下之工兵、机关枪二连及新兵护兵，约三百人全体哗变。其巡查队之捏报二十九团兵士夺枪，实欲借此事逛马回寓，击之于途中。嗣见马无去意，遂不得不在余处发难也。”

　　事后追究兵变起因，是马骕旅长长期克扣兵饷，导致所部士兵不满，加之时在农历新年间，士兵请饷不得，才有此暴力之举。马旅长也因此死于非命。

　　尚停留在甘孜的刘赞廷报告：藏军方面在此时正向前方增兵，似乎要发起新的进攻。

　　事不得已，唐柯三便留在康定担负起维持局面稳定的责任。

　　18日，唐柯三日记载：“王团长到炉城，带来兵士无多。闻刘主席已电令驻邛之余如海旅长率兵星夜来炉震摄。”日记中还记一笔天气，“午后雪”，想必也是记自己萧索的心情吧。

　　“二十六日，阴。余如海旅长率兵五连到炉城，夜间来寓晤谈。余君甚精干，足负川边责任。”

　　3月4日，调处无果的唐柯三终于启程离开康定，“晴。午前九时启行，各机关、法团、学校均送于叶园子。六十里至瓦斯沟宿，天气颇寒”。

　　12日到达名山县，13日从此处坐上汽车，一天到达成都。

　　唐并没有急于回南京复命，在成都走亲访友之余，还上峨眉山玩了一趟。也许是下了高原，也许没有大白事件再烦扰于心，此后日记也不见他说头痛病了。这样直到5月20日才回到南京，这时距他前去甘孜已经“十有四月矣”。

　　这时蒙藏委员会已换了新领导叫石青阳。第二天，“谒石委员长，详陈办理甘案前后经过”。

　　“三十日，晴。谒行政院汪院长。适值开国务会议，汪公嘱余列席，报告甘案经过。因时间所限，仅作简明之陈述而已。”

　　到此，唐柯三《赴康日记》终篇，其不成功的调处使命也告完结。

　　而一年多的调处，唐柯三这位特使甚至连藏方谈判代表的面都没有见过。

　　调处一年多的唯一结果，那就是无论国民党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刘文辉都意识到，中央与西藏关系，或者川藏关系，一味求和并不是解决之道，特别是国家多事之秋，更要宣示实力，以枪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