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镇邦

　　我与忠实之间很少交往，更说不上熟悉，这可从他给我的几封信的信封上把我的名字写成“何振帮”这一点看出，三个字写错了两个，足见其同我之间的生疏。另一方面，陕西作家群人才辈出，作品又多，是读不过来的，除却他的长篇《白鹿原》外，中篇也只读过《初夏》和《蓝袍先生》两篇，更谈不上评论他的作品了。《白鹿原》在《当代》上分两期连载那会儿，有人写文章准备批它，稿子据说已送到《文艺报》某主编手上，我的老哥儿何启治曾建议我也写一篇，我答应过他“后发制人”。但等了多时，未见那篇批判文章出笼，我也就懒得写了。

　　再后来，《白鹿原》得奖了，媒体热炒，好评如潮，我就更不想去凑那个热闹了。

　　回忆起来，同忠实第一次谋面是在1985年初冬。那是焦祖尧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泰归来在北京汇报情况时，住在张自忠路的中纪委招待所，老焦带着我在泰国的表妹托他带来的两块衣料要我去取，于是我到了当时的中纪委招待所，而与焦祖尧同住一室的就是陈忠实，我们于是也就握了手攀谈起来。记得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希望我们这些搞评论的也能注意一下他的作品，他在介绍他的近作时还特意提到中篇小说《初夏》。过后，我找来《初夏》一读，确为其中所营造的关中农村生活氛围和所刻画的普通农民的形象所吸引，但由于读他的作品不多，又忙别的什么事去，关于陈忠实的小说的评论终归没有写成，文债也就一直欠着。

　　到了90年代初，我因鲁迅文学院的教务所累，有时是要住在办公室里的；而当时何启治的家就住在鲁迅文学院附近，于是有时晚上饭后就到启治家闲聊。而1991年年底至1992年初以至1993年，启治从审读到编辑，正忙活着《白鹿原》的编辑出版工作，而《白鹿原》刚刊出时各种意见也不少，有的还是明显地对立着。于是，《白鹿原》就成了我们聊天的主要话题，诸如有关写作的情况、编辑的情况、出版后的各种反应，无所不聊，有时我也提供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