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煊

　　生和死，是人生的两极，不是存在就是灭亡。年轻的时候，很少去想这么一个生令人高兴、死令人恐惧的事。

　　少年时，初上血火交织的战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自愿自觉上战场的，也晓得在战场上随时随刻都会死，但又害怕被一枪打死。刚刚进入社会，年少，生活才开始，人世间的许多事，都还没有经历过，就这么急匆匆地、无影无踪地消逝？自己怜悯自己，感到有点惋惜。但又觉得，几亿人都被放在死刑烤炉上的时候，这么一种个人害怕死的想法，实在太自私、太卑鄙。一个很简单的理性声音在耳边低语：没有个人的死，便没有大众的生。害怕死和应该死，两种感情，两种理性并存。

　　仗打得多了，身边的死人也看得多了，死是平常事，感觉上也就很平淡了。有时在堑壕或散兵坑里，或者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堑壕、散兵坑，就是趴在无遮拦的田埂或者坟头下边，对面一梭子机枪扫过来，旁边的人连一声呻吟一声喘息都来不及发出，就静悄悄地、永远地消失了。或者正在向将要被夺取的对方阵地跑去，跑到中途，迎面来了一颗子弹，身边的某位同志立刻一声不响地倒下了。似乎有点遗憾，他既没有来得及还击，更没有看到马上就要被夺取到手的胜利。

　　电影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十分美丽的战场镜头：一个人倒下了，立刻围拢来几个人，抱住他的头，呼喊他的名字，要把他唤醒。他果然醒了，然后握紧战友的手，艰难地、断断续续地交代这交代那，最后，再从怀里掏了滴血的纸币，交党费。从从容容地办完了这一切，头一歪，手一放，死了。几个活着的人，围着这位死者，缓缓地脱下帽来，肃立，默默地流泪，或者失声痛哭。这是摄影棚里编造的挂彩和牺牲。战场上，一个人负伤倒下了，第一件事是卫生员赶快替他包扎伤口，第二件事是赶快把他背下战场，抬到急救站去。伤者周围的人，没有人去想到伤者。战斗还在进行，情况很紧急，打敌人是第一要事。别的任何情感，任何要办的事，此时都自然地置诸脑后。在战场上，对伤者最重要的关心，不是围着他讲废话，硬挤出一点关心他的情感，而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包扎好，把他送下战场。对牺牲者的悼念、流泪，那不是战场上的事，那是战斗结束以后的追忆、思念。在战场上，喊一声为某某报仇，那种慷慨激昂是会有的。

　　仗打多了，看到死去的朋友多了，心肠也硬了，平静了，没有那么多的伤感。就连自己何时被一颗子弹打死，也漠不关心了。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在我们华东战场，差不多隔一个月就有一次大的战役，双方几十万上百万人对阵，歼敌三千自损八百，一仗打下来，死人几百几千，伤者成千上万，死人那么多，死又是那么频繁，那么容易，那么平平常常。对死的称呼也别致了，死，严肃点叫作牺牲，幽默点叫作报销，和了结一笔账目一样简单，平淡。

　　打鬼子，打老蒋，两个大仗打完了，下了战场，少年变成了青年，正一步步走向壮年。此时，离开了血火争战，开始了一种新的事业，和平的事业。没有死亡影子的晃动，也根本不去想世界上还有死亡之事。只有一次，到临沂去看烈士陵园，灵堂的釉黑大理石墙壁上，一排排，一行行，刻满了烈士的名字，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位战友的名字，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越往后看，熟悉的名字越多。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有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更多的是在同一个部队，知其名，或者开会时见过面，但私人间并没有什么交往的战友。眼睛模糊了，眼泪刚揩过，又流出来。想看清后边朋友的名字，不愿让眼泪遮住视线，但眼泪不听话，刚揩过，釉黑大理石墙壁上，再出现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一个看过去，不愿有遗漏。看个不停，泪也流个不停。

　　面对一面面釉黑大理石墙壁，沉睡在心底深处的许许多多几十年前的旧事，快速地拥挤而出。不按时间顺序，没有头绪，不连贯，不完整，事件片片断断，重重叠叠。这些片断故事，和六万多死者中一部分人的名字联在一起，用飞快的速度，在心中信笔写成了一本厚厚的传记集，厚厚的一本历史书。

　　站在釉黑大理石墙壁前，也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今天，他们如果也像我一样活到战争结束，活到和平后，是否也同我一样，还要经受和平时期政治运动的无穷灾难？或者，他会做出什么样轰轰烈烈的辉煌事业，又会有什么样荣誉的光环，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除了在临沂烈士灵堂，经历过一次生与死的激烈思考，很少再去不着边际地想生与死的问题。

　　和平时期和友人谈论战争，是遥远的轻松，是讲似乎与己无关的他邦他人的故事。各个时期，各种心境下，对战争的观感也各不一样。战争中看战争，那是生与死的较量，受强烈的集体必胜功利的鼓舞，是慷慨的义无反顾，英勇献身。胸腔内自然会有激情、豪情。战争之后回过头来看战争，少了几分情绪化，多了几分理性。把战争看成是人类高度的睿智、聪慧和机警，是灵妙的高级游戏。老年看战争，那是人类应该避免但又难以避免的残酷愚蠢的悲剧。

　　战争结束，下了战场，再也不去想生与死的严肃和轻松。直到七十多岁以后，似乎又回到了初上战场的少年时代，又想到了生与死。但没有了少年时代初次上战场那种恐惧死的心态，也不是久经沙场麻木地漠然视死的心态。眼前面对的死，变成了可以平平静静地掐指头计算的日常事务。今年七十五了，滞留在这个既残酷丑恶又温馨美好的世界上，还会有几多日月？孔夫子七十三，孟夫子八十四。这是智慧长者生命年龄的极限。达观者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脾气犟的人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邀请也不去。阎王的黑色请柬，恐怕是难以峻拒也难以婉谢的。我是上帝的顺民，只好听从阎王爷的安排。我已超过了大成至圣先师的年纪。我辈凡夫俗子，竟敢大胆越过了孔圣人，理应抱愧，也理应十分满意十分知足了。

　　人无法做计划，定指标，确定自己在世间的年岁。所以，人总是习惯于只想已经过去了几多年月，不去想还留下有几多年月。养成了这种思维惯性，回忆，便成了人生命本原的特性。就连没有什么事情可资回忆的三岁小孙女，也常用大人的口气回忆说：我小时候，如何如何。在七十五岁以前，我对自己的未来时间还会有多少，是从来不去想，更不去计算的。好像前边总是有无限的、不怕浪费的、花不完也用不尽的时空。神经比较脆弱的人，又很忌讳计算在世界上滞留的时间。

　　我只有到了七十五岁，才开始计算，阎王案头的那本会计簿上，还给我留下了几多年月？时间有限，时间紧迫，想做的事，有兴趣要做的事，需要赶快做完。没有开快车的雄心，但也不愿因循等待。

　　剩余的时间还有多少？虽然查不到保密的阎王簿子，但也完全可以理性地计日而待。少则一两年，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再多，就是奢望。对于未来更久的岁月，更长的年龄，不是期待，而是犯愁。一愁不能做事不能写东西，人生无价值无意义，活不如死。二愁体衰多病，成了家庭和社会的赘瘤。

　　外孙上中学，孙女上小学，也许可以看到；上大学肯定是等不及了。提着箱包，送他们第一天走上工作岗位，这更是决不会发生的梦中奇迹。

　　一个人死了，社会生活依旧像江水一样，浩浩荡荡地东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即使是那些擎天托地的巨人死了，蓝天依旧白云悠悠，河面依旧碧水澹荡。

　　一个人只能在有限的几十年间，做一些自己努力可能做的事。正当的愿望太高了，也容易落空。享受的欲望过强了，心便生贪。阎王也不允许。他在你生命会计簿上，用红笔添一个醒目的贪字，难保你不会发生意外的短命变故。

　　我们那些亲身参加过两次三次大战的同时代朋友，都有同一时代的共同性格，共同的道德观。站在正义战争一边，反对不义战争的那一群人，是很少考虑享受，更多考虑责任和义务的。深夜扪心自问，我这一生，对社会，对人民，对家庭，应该尽的义务，都尽量做到了，即使马上死去，心里也会是平静的。

　　该尽的义务都尽了，允许享受的也享受过了。无悔无憾。还会活下来几多年月，已经不重要了。但人是恋生的。我还愿望多活几天。有一个要求不高的必要前提：活着，必须能够做点事，能够写点东西。没有这个前提，还是早点死去清爽。我现在身体无大的毛病，但腿膝软弱无力，难以登高。眼睛也不行，视力严重衰退，看书看报要用放大镜。路遇对面来的熟人，不理会他的点头招呼，有时被误责为傲慢。处此境遇，总想抓紧时间，尽力多跑跑，多写点。某一天眼瞎腿瘫，再也不能吸收一点新东西，即使心脏还在跳动，那时的世界，对我来说，已毫无留恋的价值了。

　　彻底去除了所有的行政事务，脱去了各色各式华丽的衣衫，返还初到人间的那一霎，舒舒服服光裸着身子，没有任何名义和职位。在社会上，我算是一个什么人？我，是以我的自然年龄来定位的。和许许多多同龄人一样，最高最荣誉的头衔是某老。

　　应该说，七十岁以后，是我一生中心境最自由，情绪最轻松的年月。五年中写了几百篇千字短文。冬天夏天难以适应外界的气候变化，关在室内做电脑游戏。电脑，似乎是个枯燥的东西，任何美妙的文章，都只是0和1两个数码符号的堆积，不需运笔写字，没有藏于文库的手稿；但电脑又是奥妙神奇、趣味无穷的玩具，电脑促进人思绪敏捷。我在五个冬夏闭门不出的时间里，敲出了三个中篇，一个小长篇。这几年，是我一生中在文学创作上自我感觉最见功力，最心手相应，最出活的年月。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