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恕我孤陋，阿来的《尘埃落定》出来之前，我从没听说过“尘埃落定”这个词儿，到今天，这词儿早已漫天飞舞，看电视，读报纸，凡描述被大众关注或可能关注的事件结了案、定了板——比如足球杯决出冠军了，世界小姐评选揭晓了，某明星的离婚官司判下来了，如此等等，必来一句“尘埃落定”。有段时间我很反感，并在《文学自由谈》撰文，建议阿来找他们收取版权费，还要索赔精神损失，理由是，一部超拔俊逸的小说，竟让那些不动脑筋的家伙，轻轻便便地时尚化，庸俗化了。现在想来，我是太过敏了些，让一部小说标题“流落”民间，本身就是作家对语言的一大贡献。

　　买这部小说的经历至今印象深刻。那时候我还在故乡达州市，做一份报纸的编辑。某个周末的下午，和妻子出去买书，目标就是《尘埃落定》。跑了好几家书店，都脱销。脚板走得发烫，转到北大街凤凰头，在“黄金屋书店”里，终于发现一本，立即拿到手上，那动作有点像抢。其实书店里没几个人，用不着这样。我对书多多少少有些洁癖，要干净，不能卷页，可这本书的封面上，却布满一层薄灰。达州素有“光灰城市”的美誉，“光灰”，就是没别的，只有灰，何况咫尺之外，就是人来人往的街道。我让老板换一本，老板说没有了。我还是让他换一本，老板说真的没有了，有我还不给你换？我继续让他换一本。老板把脸阴下去：“兄弟，你不买就算了，你把书放下。”其时该书正火，老板知道不愁买主，说话的时候，故意放慢语速，同时把瘦脖子晃了三圈。我偏不放下，我担心这是世界上的最后一本。对自己想要的书，我总免不了这种担心。老板见我既不掏钱，又不放书，加之当年我体貌消瘦，留着长发，戴副宽边茶色眼镜，看上去就不像个好人，于是来夺。妻子在角落里闲翻，见这边发生了抓扯，急忙过来，探明原委，睖我一眼：“有点儿灰尘有啥关系嘛，人家本来就叫《尘埃落定》嘛！”听了这话，我和老板互相望着，然后像两个傻子那样笑起来。当然我也把书买下了。

　　但我并没立即就读。一部书太热闹的时候，通常我都不会立即就读。我怕“热闹”影响了我的判断，倒不是跟着热闹走，而是有意无意地把苛刻挂在鼻尖上。我只是看了一眼版权页后面的作者像：脸膛宽大，一头浓发向右边分了三分之二，右眼角有颗痣，右耳还吊着根耳环模样的东西，这让我感觉到，他在生活中，会特别注重某一个侧面；眼睛很亮、很深，是有着强烈的气场，可以吸纳的那种，我知道他来自藏区草原，草原的辽阔赋予了他目光的辽阔，而这辽阔，是不轻易呈现的；紧闭的嘴唇和线条分明的唇线，证明这人惯于内化，惯于思索。

　　1999年，我第一次见到阿来。这年四川省召开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我作为达州市的代表之一，到成都参加会议（那时候我啥都没写，却参加作家会议，想起来既荒诞又惭愧）。人很多，开了两天，也没见到那位已名满神州的作家，直到阿来上台领奖，才看见了。他和柳建伟获得“四川省优秀青年作家”称号，马识途老先生颁奖，拥抱了阿来，还在他厚实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几下，对他的喜爱溢于言表。这幅景象，在将近十年之后，马老将四川省作协主席的担子交给阿来的时候，又重现了一次。那次得奖，柳建伟和阿来都发了言，柳长阿短，柳重理，阿重悟。阿来眼角的痣还在，突出而显明，耳环是没有了，神情内敛，不苟言笑，跟他照片上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只是马老拥抱他的时候，他才笑了一下，那是晚辈对长辈的谦恭。当时我依然没读《尘埃落定》，因而从根本上说，他在我心里还是抽象的，只是倾慕他。尽管没写过啥，对作家这行当到底向往，何况人家是成功作家。

　　关于《尘埃落定》的命运，倒是不断听人说起。小说不停地寄出去，又不停地被退回来。在阿来最困顿的时候，有书商出八万元买他这部书稿，却被他拒绝。某出版社领导与阿来有交往，在阿来面前拍胸膛：我给你出，亏本也出。阿来一听，却把书稿收回。类似传言，多得很。传言中的一部分，后来在阿来本人那里得到了证实。当时我听到那些传言，还没读他的作品，就对他有了很深的敬重。他骨子里的那股傲气，那种对自我艺术生命的自尊和自信，不仅可以解释《尘埃落定》为什么会获得成功，还可以帮助理解阿来何以能成为中国的顶级作家。

　　2000年，我从达州的报社辞职，去北京混了些时日。虽是跟一些娱乐界的兄弟们混，但私下喜欢接触的，还是作家。有次在右安门吃烤鸭，京地一位作家对我说：“你们阿来要是再写五部像《尘埃落定》那样的小说，就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了。”他说“你们阿来”，让我高兴得跟他干了满满一杯白酒。那是一两装的，我酒量寒碜，平时是不这么喝的。印象中没过多久，看《北京晨报》，知道《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当我最终读了这部书，知道它不管获什么奖，都是书和奖项互添光彩。不过，我读它时已到了2004年。在北京混起来没意思，甚至难受，我就到了成都，并在成都定居下来，开始学着写小说。开初写得少，读得多，某天夜里读完《尘埃落定》的最后一行，我在尾页上写道：“我让一群野画眉死了，然后我看见我自己死了。我的愿望从未超越我的命运，但我还是死在了时间的前面。画眉虽‘野’，却是柔弱的性命，我的脑子之所以出毛病，是因为被柔弱喂养过；我之所以又比别人智慧，是因为我把世界往简单处看。然而，世界终究是复杂的，世界有着坚硬的、盘根错节的理性，‘理性’手里，握着一把冰凉的刀子。刀子捅进了我的身体，让我听到了自己血水滴落的声音，看见了那些鲜红的液体变成黑夜的颜色。听见和看见，是感官的觉醒，也是灵魂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尘埃落定，并非结局，而是停顿。”我接着写道：“一个作家，弄一部近三十万字的小说，笔却一直在天上飞，这个作家的想象力该有多么强大。”

　　托尔斯泰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部杰出的长篇，当有两束光，第一束光出现在第一页，它照亮小说的前半部；第二束光出现在最后一页，它照亮小说的后半部。

　　《尘埃落定》，就是这样被照耀的小说。

　　而就是这样一位作家，阿来，却强调文学要回归常识。那是2005年6月，中国作协组织了一批作家重访长征路，路经成都，被时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邀去他的“听江浦”会所做客，当时有几个文学博士在场，文学博士们谈论文学，稍不留心，就可能用大词把文学活生生地拽出本来的航道。阿来劈腿而坐，腆着肚子，抽着烟，低沉地说了一句：“文学要回到常识。”他并没阐释，我也没问过他理解的“文学常识”应该是怎样的，但我想，诗歌首先是诗歌，小说首先是小说，或许就这么简单。任何一段历史，都会出现两次：现场的和记忆的。文学重温时间。还是那年，还是在“听江浦”，有天和麦家、何大草、袁远几人去吃阿来，中午吃了晚上吃，除吃酒肉，还吃茶，除吃茶，还吃话。从下午一点，吃到凌晨两点，话题涉及宗教、死亡、宇宙、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及文人如何做人等，一听就知道是东拉西扯的，漫谈式的。那次我才知道，阿来并非不苟言笑，他说起来滔滔不绝，笑起来朗声朗气，唱起来激情洋溢。他对宗教和人类演进的历史，梳理得极为清晰——知道得清晰，表述得也清晰。麦家身上有一股可气又可贵的“拧”，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一无是处，并且认为中国小说的“回避”和“太重技巧”，都是由古典诗词演化而来。阿来背了一大堆古诗词，说明它们是如何的好，麦家听后，老半天不言语，都以为把他说服了，等他抬起头来，结果还是重复先前的话。阿来没能说服麦家，但他读书之多，记忆力之强，逻辑之缜密，分析之透辟，真是让人佩服的。

　　他的这种本事，其实早为文学界所熟知。2006年至2008年，我去上海读过一阵书，给我们讲课的，有从瑞典请来的大提琴演奏家，有从台湾请来的卜卦大师，有上海本地的性学专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五花八门的，很好玩儿。当然，更多的还是文学名家。阿来第一个被邀请。对此，我跟上海市作协秘书长，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臧建民先生聊过，他说，之所以作家中第一个请阿来，首先是因为阿来是个有思想的作家；第二是因为他会讲。的确如此。他那次讲民间文学与口传文学（我想，他选这个题目，与他当时正筹备写作《格萨尔王》有关），指出中国当下的文学，多从书面文学到书面文学，很难得从民间文学、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我认为这是相当到位、也是相当厉害的指证。民间说唱艺人，对自己讲述的东西都很“信”，因为信，便有了神性，有了天然的感染力，他们所讲的故事，是对神的选择，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秘密，而切入的方式，却是直截了当的，不管不顾的；既然信了，还管它什么顾它什么？而我们作家的头脑，却被“意义”空前地磨损了，对民间文学的态度，多是将其当作题材资源，没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去向民间文学学习；即便作为题材，也是利用间接资料，不愿意深入实地，做田野考察——阿来自己，是特别注重田野考察的，他随时开车穿过二郎山，回到故乡去。我在康定地界有些朋友，好几个朋友都说自己陪过阿来。前几天跟甘孜州一个县委副书记喝酒，他也说自己陪过阿来。为写《格萨尔王》，他到传说是格萨尔王故乡、也是康巴文化发祥地的德格等地，奔波数次。德格那地方我去过，与西藏一河之隔，距成都是相当遥远的，途中还要翻越海拔五千米的雀儿山。平时，他也常在成都周边转悠，为的是双脚能踩到土地，并拍摄大量照片，研究动植物，餐桌上用于装点的两片叶子，哪怕很少见，他也能准确地说出它长在什么树上。有回他去我老家参加文学活动，我因故未能去成，后来看他写的文章，他提到一种鸟，戴胜鸟，我在那里生活多年，却不知道那玩意儿就是戴胜鸟，我以为这种鸟只活在书里。

　　对田野考察用功之勤，中国的名作家里面，大概要算张炜和阿来了。

　　——那次阿来在我们班上讲课，讲了近两个小时，没有讲稿，却无一句废话。

　　后来开会，多次听他讲话，无不如此。他确实是既有思想又会讲的人。

　　不过，阿来的“会讲”，要看站在哪种角度去说。如果站在世故和世俗的角度，你可以认为他一点也不会讲。分明让他做某项文学奖的颁奖嘉宾，他却说：我看这些作品咋这么差劲儿呢？（媒体）分明让他对四川文学褒扬几句，他却说：四川的文学，只有周克芹是土生土长的四川内地人，写的也是四川内地的生活，别的四川作家和作品，或者不是四川本地人，或者不是写四川的生活，因此，表面繁荣的四川文学，其实存在着巨大危机。有回张学昕、何言宏等人来，我们去酒店聊。何言宏说，他正研究一个课题：70后作家一时负有盛名，可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写出让人信服的作品，这其中的原因何在。阿来正读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说书里提到了类似问题：当作家面临不能触碰的强力，便主动撤离——中国的70后作家，属于主动撤离的一代，然而，撤离之后必须有所担当，没有担当，作家就不可能写出杰作。由此说到作家对中心事件介入的勇气，世界上的伟大作家，都具备这种勇气，对种族、宗教、政治事件（包括战争）等，都不会袖手旁观。这样的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对70后60后，还是对80后90后。当了作协主席之后，阿来积习不改，开会很少有场面上的话，直言作协的某些人，把作协当成机关来坐，既不关心作家，也不关心文学。

　　这些话很不好听，但据我的观察，阿来不说违心话，不故意打压人，而且提拔后进。

　　他是一个纯粹的作家。

　　《尘埃落定》已得到举世公认，专家也罢，读者也罢，要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五部优秀长篇，都不会遗漏了这部小说。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阿来《尘埃落定》之后的创作，确切地说是《空山》和《格萨尔王》的创作，是他将自己荡开、飞扬继而沉积之后结出的硕果。这两部小说才华依旧，却超越了才华。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们在论述一个作家的时候，喜欢说才气这个词，其实才气是两个词：才和气。才者华丽，所以逗人喜欢；气者朴拙，所以让人小瞧。但纵观古今艺术史，最终取胜的，是“气”而非“才”，因为“气”代表内力，代表持久和穿越的力量；且有“气”者必有“才”，只是玉韫珠藏，不像单有“才”者那样炫才。《尘埃落定》才华逼人，但读到后面的时候，稍有那么一点儿懈的感觉。《空山》和《格萨尔王》，把这感觉抹去了。阿来不只是倚仗自己巨大的才华，他挖掘着更加博大更加丰厚的思想资源，特意地将翅膀收起来，特意地摒弃了完美和光滑，创造属于他、也属于我们的人生寓言。这是一种更大的写作。事实上，真正高级的文学，首先是文学，但又不止是文学。巴金老是说自己“不是作家”，我们也老是把这话当成谦虚，谁也不去注意他内在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