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世界文明曾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华民族，逐渐沦至受人奴役宰割的地步。西方列强恣意蹂躏她，盘剥她。洋教与鸦片、大炮结伴而行，成为一支特种部队，扮演了侵略中国的角色。

　　洋教入侵的危害逐渐被中华民族认识后，便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反洋教斗争。从19世纪中叶起，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达到高峰，反洋教运动持续了半个世纪，发生了四百多起教案。官僚、士绅、会党、农、工、商等各个阶层的人士，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这个洪流。其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大、参加人士之多，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运动。剖析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的思想，我们发现有如下几种特点：

　　第一，思想冲突：憎恶洋教亵渎孔孟之道，认为变人心是吞并国家的前奏。

　　近代传入中国的洋教，主要是指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这些洋教初次传进中国的时候，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16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人踏进中国国土，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改穿儒服、戴上儒冠、自称是儒者。为了适应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他故意“把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正中”。这样，明朝人士“见到西洋各国与中国的距离几乎远得无法测量，又有重洋相隔，便不再畏惧外力来侵略”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79页。。也就是说，当时传教士的行为还有所收敛，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宗教改变了面貌，虚伪取代了坦率。“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洋教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是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闭关自守的清朝大门，逼签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它在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肆无忌惮地作恶，公然为侵略张目。传教士本身就是身着袈裟的强盗、侵略者。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华民族的反对。中国士民认为，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教者。世代恪守孔孟之道，经久不衰，是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柱。在他们眼中，洋教士诽天、诽圣、诽祖、惑世诬民，包藏祸心，足以坏人心，败风俗，煽动百姓不辨是非，舍圣朝之正学，从洋人之邪教，与中国世代沿袭的典章制度是势不两立的。倘若“事禽兽之事，行鬼蜮之行，为天地所不容，王章所不恕，乡人所不齿”《教务教案档》第3辑。。湖南人士对世界历史做了认真的考察，回顾了洋教流传到印度、日本并从而兼并该国的悲状，深切地指出：“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一化为倮虫鳀人之域，獉獉狉狉，兽畜禽群，岂不深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辟邪实录》，第19页。于是他们决心戳穿敌人的阴谋，万众一心抵御侵略，洗刷当今皇上的耻辱和历代圣贤的耻辱，坚信“外患消而内患易息，大祸除而小祸易平。去邪归正，圣教昌明。太平之象，不难复见于目前矣”《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81页。。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的情况下，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抗击外敌入侵放在首位，表现出识大体、顾大局、关心国家危亡的精神。从原则上讲，他们渴望太平和去邪归正的愿望是良好的。可惜封建社会已经江河日下，现实告诉人们，圣教绝对不会昌明，封建王朝的太平盛世也不复再现。在这个问题上，即使像江西巡抚刘坤一那样的封疆大吏也认为“通商不过耗我之物产精华，行教则足变我之人心风俗”《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1。，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一些封建官吏、士绅尽管是动摇不定的，毕竟还同情或参与了反洋教运动。

　　第二，伦理差异：认为洋教鲜廉寡耻，败坏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爱亲敬兄、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父慈子孝，一向被中华民族看作美德。而洋教男女混杂，“不问男女，主教者，必先为淋浴”的洗礼仪式，以及挖人眼睛煎银、摄取儿童灵魂的传说，都足以引起公愤。1867年，河南南阳绅民谴责道：“彼教无君父之尊亲，惟耶苏之是奉，是无纲纪也。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且已有妻女任其与主教亵淫，则廉耻丧。只敬天主而不祀神祇祖考，则礼义亡。此等乱夷，行同禽兽，不待教而诛矣！”《教务教案档》第2辑。一些官员也认为，洋教坏人之术，丧人廉耻，在潜移默化中与经商谋利和侵占疆土相比，更隐蔽更恶毒。义和团的表述也非常简明，如洋教“弃伦灭理，禽兽不如”、“男女混杂，白日宣淫”《山东教案史料》，第228页。，“男无伦，女鲜节”《拳匪纪事》第2卷。。这种传统的伦理观，并非以科学思想作指导，但它植根于一千多年封建中国的沃土，在亿万小生产者中有广阔的市场，有巨大的号召力。他们坚定地表示：“宁冻饥而死，不忍为不忠不孝之事，以遗臭于天下后世。”《教务教案档》，第1325页。决心与洋教决裂，并将它“礼送”出境。

　　第三，政治矛盾：认为洋教士干涉清朝内政，包藏着祸心。

　　早在1861年，总理衙门就发布了《通行传教谕单并咨行教民犯案办法》，规定传教士“丝毫不得干预地方公私事件”。但是，传教士却视同儿戏，我行我素。他们动不动便插手民间琐事，使教民与百姓无理纠缠，诉讼不休。

　　教会成为地痞恶棍的避难所。洋教士四处宣扬“归入其教可以不由官管”《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1017页。，吸引人们入教。无赖之徒一旦入教，就以教堂为护身符，横行乡里，损害良民。所以，当时流传着“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的说法。例如：1897年，江西永新县教民傅成发与族人傅华里因家务发生口角，传教士竟要挟官府派人查办，企图翻十多年前的旧案，乘机强占他人屋地来建造教堂。身为县令的阎少白虽想主持公道，而又对教民无可奈何，被逼得写下遗书，“不惜微躯敢以尸谏”《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024页。。这种看来荒唐，而又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能不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下的怪胎。

　　大多数地方官员患有软骨病，办事仰人鼻息，遇到教士欺压良民，“即明烛其奸，大半不肯照例惩治，或委曲将就，或故意延宕，以致被害之家怨愤莫释，行路之人指目兴叹，日积月累，渐染成风”《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1534页。。这种保教抑民的政策，更加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天主教、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同为外来宗教，而为什么中国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仅仅指向前者呢？根本原因在于，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自为一类，不在四民之内，即所谓游于方外。而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则私设公堂、包揽词讼、干预政令，纵容教民欺压百姓。即便是中国人，“一入其教，则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国法矣！”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第6卷。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中国士民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而事实上此伏彼起的反洋教运动确实在抵御外来干涉，捍卫祖国主权。在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地主阶级与农民两对矛盾。中国士民始终把主攻方向对准外国侵略者，并策略性地把贪官污吏作为洋教的走狗来反对，这完全合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

　　第四，矛盾冲突的升级：“灭洋”。

　　中国士民“灭洋”思想，不是简单地产生于仇外观念，而是根植于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是对洋传教士罪恶活动的一种“报应”。众所周知，鸦片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华的工具。它害得清朝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许多人身体衰弱，弄得清政府几乎无御敌之兵，无充饷之银。马克思曾引用他人的话，谴责鸦片贸易比贩卖奴隶更恶毒。而“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还从贩运鸦片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公开宣扬“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摩利生：《马萨诸塞州海运史》,第278页。。1867年，传教士竟明目张胆地在河南南阳“城内强买房宅，且谓江浙会馆是其旧业。无凭无据，肆意妄为”。南阳县绅商士民群起反对，声称“绅等皆有恋土之诚，自当曲尽守土之道，既已与彼教为敌于前，亦不敢避难于后，众怒难犯,专欲难成，破釜沉舟，自有待之之法在”《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546页。。“该夷人谋得草地之心亦甚切，兼有教处可以开挖煤窑者，尤为该夷所垂涎”《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186页。，霸占田产，实行残酷的剥削，以及“创立洋厂，制造洋炮”，都能引起“普天切齿”。《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895页。洋教士还充当间谍、谋士、翻译，甚至举起屠刀，作战争贩子。1885年，法国传教士艾若望公然配合法国侵略我国，煽动云南丽江府的教民预备粮草军火接应，说什么“你们奉了天主的教，都是法国的人”，要“出头报效”，并亲自率领二三百人骚乱。事实已经证明，洋教士踏上中国国土，就是肩负着殖民主义者的使命，把自己置于与中国人民敌对的地位。

　　对于洋教的危害，中国人民逐渐加深认识，并予以揭露。1898年8月3日，四川大足县余栋臣发布告示，指出：“今洋人者，海船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由是煽惑我民心，奸淫我妇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城，巧取我银钱；小儿嗜如菜果，国债重如丘山”，强割疆土，“自古夷狄之横，未有如今日者！”这如泣的诉说，如吼的谴责，真是扣人心弦！谁是铁石心肠，能无动于衷呢？当他宣布“爰起义师，誓雪国耻”，“以剪国仇，以继圣教，以除民害，以洗沉冤”《中外日报》1898年9月19日。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潮水般地涌来，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起义，发泄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讨还洋教欠下的血债。

　　当时，中国人民已经本能地觉察到外敌入侵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湖南流传的周汉歌谣这样写道：“中华素称礼义邦，国泰民安都尊敬。自从鬼子到中华，富强害得成贫困。不独通商传教人，假名游历数不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最后得出“鬼子心比虎狼凶”的结论《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寥寥数语把西方列强用传教、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交替运用，互相配合的内在联系，以及害得中国国困民穷的原因揭示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说，解决了现在少数人还时常迷糊、纠缠不清的问题。

　　尽管洋教士有船坚炮利的军队庇护，中国人民对战胜敌人是充满信心的。署名《徐五屠夫刊布》的揭帖，痛斥了遇敌胆怯的懦夫思想，指出：“独不思猪越重洋数万里而来，通计乞食糟糠于中国者不满万……极算之要不满百万。中国一州县莫不百余二百万人，人强哉，抑猪强哉？人应怯猪，抑猪应怯人哉？”揭帖号召老百姓个个英勇杀敌，“饶猪不是好汉，好汉断不饶猪”《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1324页。朴实的语言对于医治恐洋症是一服良药，同时又能鼓舞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士气。

　　至于怎样“灭洋”，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反洋教的各个阶层都是模糊不清，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反洋教斗争从零打碎敲的打教堂杀教士，发展到有组织的起义，最后转化成义和团运动那样的民族战争，规模由小到大。即使像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对敌良策也不过是毁教堂、攻使馆、“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拳匪纪事》第2卷。。就整个反洋教斗争来说，时起时伏，旋聚旋散，带有明显的“流寇主义”特点。这样，他们仅凭勇敢与船坚炮利、训练有素的侵略者作战，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同时，他们还带有笼统排外主义的倾向，“洋夷入境，不问有无情弊，立即格杀，毋令遗遁”；“凡堂内人等，无论入教未入教，一并剪除”。《湖南士民公传》，英国国家档案局，F、O，228/957。这样也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当时，“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反洋教斗争中的“灭洋”思想，立足于抵制侵略、救亡图存，是不容置疑的。

　　洋教踏上中国的领土并四处流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客观地说，洋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播了西方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大量毒素和糟粕，也有不少比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中国封建文化优秀进步的因素，对中国封建文化是一种挑战和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养料而发展自己。但这种非主观的帮助却又要中国士民及其政府付出很大的代价，许多传教士的侵略性行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士民与政府的现实利益，这势必引起反抗，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反洋教斗争。由于洋教的背后是比封建主义文化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比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比中国实力强大得多的西方列强，这就注定了中国反洋教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

　　反洋教斗争已经过去近一百年了，这样的历史不会重演，但它在近代史上留下了血泪斑斑的一页。

　　(与赵书刚合写，原载《求索》杂志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