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要想顺利夺取抢渡大渡河的渡口，必须经过冕宁或越嶲的彝族聚居区。

　　1935年5月21～22日，按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和中革军委同意这个建议后作出的部署：中央红军两支渡河先遣队在泸沽分路北进：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为第一先遣队，经冕宁、大桥、拖乌、察罗去夺取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团长张鼎山）为第二先遣队，沿登相营、小相岭、越嶲、海棠、河南站去夺取大树堡渡口。

　　这两路先遣队，都要经过冕宁、越嶲境内延绵约百余华里的彝族聚居区。这片地域现在建制上归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自治州”，大体上沿袭的还是清代宁远府辖地——南抵金沙江，北迄大渡河。民国年间虽然建制多变，但人们习惯上还是将其称作“宁属”。就“大凉山”这个地名来说，实际上是泛指小相岭以东、金沙江以西地域，当年联结“宁属”和“雅属”的“宁雅正道”，就要穿过这个“大凉山”，而位于冕宁以北的这片彝族聚居区，从地理上来说，已经处于“大凉山”的西北边缘地带。

　　当年这片彝区，还处在奴隶社会形态——这个形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石达开，与其说是亡于清政府大军之手，不如说是亡于彝人土司之手。石达开虽有“与彝人相安不犯”的正确政策，却无“各民族大团结”的鲜明旗帜和一贯宗旨，更乏审时度势正确实施政策的具体办法。石达开金银开路，换得土司头人们的轻然一诺，顺利通过彝族区，是得其路；然而却无民族解放、民族团结的鲜明宗旨和具体行动，并未真正赢得彝人之心，因而未能得其倾力相助。待到兵困紫打地而欲临时抱佛脚之时，却大势去矣，彝人土司头人谁也不愿冒身家性命之危险而跟石达开这个草头翼王蹚浑水，反而趁火打劫，行落井下石之能事。

　　前川军名将刘伯承对此很有些担忧：“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

　　刘伯承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

　　民国以来的“改土归流”、政局动荡和军阀间的相互争斗、割据和兼并，从客观上来说，对清政府时期的土司制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如岭承恩、王应元这类割据一方自成邦国的大“千户”大土司，也是家道中落，“名实俱亡”。国民政府1943年《宁属调查报告》，转引自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页、第30页注释［53］。按说这“改土归流”本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管辖也可以不再通过封建领主而得以直接通达底层。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大地正处在军阀割据的一片乱局之中，军阀们本身就是自成邦国的大封建领主。大领主的统治不可避免且顺理成章地就会沿袭和传承“过去”。更何况，在这片尚处在奴隶社会形态的彝区，千户土司这类大领主的衰落和消亡，就意味着众多黑彝家支头人这类小领主的泛起和角逐，如此政府行政反而更加难以畅行通达。

　　于是，取大“千户”大土司而代之的“彝务官”作为“中间管理层”，就应运而生了。

　　这些“彝务官”大都是生长于彝汉杂居地域的汉人，他们对当地彝族家支间的渊源关系和相互矛盾都了如指掌：这一带区域的彝民们没有统一领袖，大大小小的家支都是按各自血缘关系来划分的，家支间互不统属又互不相让。彼此间时常合作去“抢”他人，也时常互相犯“抢”，当然也时常为“抢”结果而争来斗去。有外族来犯或奴隶造反，大家就合作对付；天下太平了，就互相浴血相“抢”。这种家支之间相互争斗、相互制约的关系也给了“官府”和“彝务官”们充当仲裁的空间，传承的当然还是“以夷制夷”的衣钵：既分而化之又分而治之的统御术虽然古老陈旧，但也是有效而实用的。比如清同治年间传下来的“换班坐质”旧制，那就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法宝：大大小小争来斗去的家支头人们，得按期轮番到“官府”的班房中去“换班坐质”——也就是让“官府”捏在手中“当人质”，如此这些家支才能被“官府”捏在手心……

　　一来二去，这些“彝务官”们，也就大多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小军阀。

　　民国年间在此各霸一方且名噪一时的邓秀廷、羊仁安、赖执中等，就是这样的角色。

　　当时管着这片地域的是川军“破落大户”刘文辉。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得维护“宁雅正道”这条商贸通道上的安全，也要通过“彝务官”们对这些争来抢去的黑彝家支头人们施以“弹压”。“弹压”的结果，就是把穿过大凉山腹地的“宁雅正道”，打扫得相对比较干净和安全，也使那这条道上原本很强悍的黑彝家支势力，受到了不少的削弱。加上一年多前川军刚在这边镇压了彝汉群众的“越嶲起义”（史称“三二四起义”），川军和彝汉群众的对立仇恨亦深，从而也使红军贯彻军委指示，即“利用少数民族对于刘文辉及当地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等要求，有了更加容易落到实处的条件。

　　当时的大凉山区以“宁雅正道”为界，往东迄至金沙江西岸的区域，黑彝家支势力和武装相对比较强。在那里，就发生过川军去禁烟的部队整团被缴械的事情。这些天杨森部驰援大渡河河防的主力部队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被黑彝家支武装拦截，刘湘派飞机助阵，也未能过境，最后还不得不绕道而行。陈亲民：《夹金山地区追堵红军纪实》，《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而地处大凉山西缘地带的冕宁彝族聚居区，并不是当时的主要商贸通道，黑彝家支势力也不能与大凉山腹地和东缘区域相比拟，按理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太平的。但正因为地处偏僻，官府和“彝务官”们“弹压”力度又不似“宁雅正道”那般给力，却反而显得比“宁雅正道”更加不安生。平日里，就是川军二十四军刘文辉部的团以下部队，一般也不太往这条道去。而往来的商旅骡队打这儿经过，都得向“彝务官”邓秀廷部交纳数额不菲的“保费”……

　　所以，奔这两条道路而去的中央红军两支渡河先遣队，遇上的麻烦也有大小之分。

　　受领佯动任务的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进展基本顺利，没有遇上什么大的麻烦。5月20日——中革军委收到刘伯承、聂荣臻致电建议电的前一天中午，他们就已经奉刘伯承、聂荣臻命令，在左权、刘亚楼率领下，踏上了“宁雅正道”。21日拂晓，跑在前头的红五团三营（营长梁兴初）和二师侦察连（连长刘云彪）经连夜急行军占领登相营（今属四川省喜德县）。短暂休息时，侦察连从群众口中了解到前方三十里的小相岭隘口仅有守敌一个排的敌情。左权决定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障碍，于是乎饿了一夜跑了一夜的部队也顾不上吃饭睡觉，又跳起来直扑三十里外的小相岭隘口九盘营。

　　侦察连得到的信息稍微有点问题，九盘营上除驻有川军一个排外，还有白泥湾恶霸廖金廷、廖春波所辖的民团武装，两者加起来大概有150多人，而且他们守备的隘口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座悬空吊桥可通过。红军要是从下往上进攻，大白天很容易会被隘口守军发现，发现后只需要把吊桥一收，下面的人就只好干瞪眼……

　　梁兴初和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找到当地一个老乡：“能不能从别的地方上去？”

　　老乡一指侧面的悬崖峭壁：“能倒是能，我采药就经常从那边上去，不过……”

　　“不过什么？”

　　“我采药是轻脚利手，可你们扛着枪背着包……”老乡摇头。

　　“这个你不管，你只管把我们带上去就行了。”

　　“那要得，我带路，保险绕到龟儿子勾子勾子：四川俚语，意即屁股。勾子后头，即背后、屁股后头之意。后头！”

　　梁兴初、刘忠等带着队伍跟带路的老乡，悄悄地从悬崖峭壁攀葛附藤攀援而上。

　　当他们出现在隘口后侧时，隘口的守备者们毫无戒备，竟然还在喝五吆六打牌赌钱。

　　没费什么手脚——连一枪都没放，赌徒们就被红军抓了俘虏。刘忠：《在大渡河下游》，《星火燎原》第3辑，第132～134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下得九盘营隘口，红五团又是脚底生风，直奔越嶲。

　　当日午后2时左右，红五团先头分队的几位战士骑马进入越嶲县城。

　　居民们看见几个骑马的大兵正在惶惑，殊不料迎面而来的却是几张绽开的笑脸：

　　“老板，受惊了！”

　　“我们是朱毛红军，打富济贫打刘家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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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见这支打红旗戴红星的队伍个个都和蔼可亲，跟从前见过的那些凶神恶煞的“粮子”粮子：四川地区群众对旧时代“官兵”的俗称，意即“吃粮当兵的混小子”。大不一样，老百姓胆子也壮了起来，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走出家门来看稀奇热闹。到红五团主力进城时，城里城外前来围观的彝汉群众也越来越多，红绸红布也挂了起来，鞭炮也响了起来……

　　红五团马上使出老法宝：先直奔县监狱，踹开大门，砸烂枷锁，放出“轮班坐质”的彝民首领和因未纳够苛捐杂税而被关押的彝汉群众，然后以酒肉款待，发新衣，发路费，当场宣布废除延续多年的“换班坐质”制度；而后再奔县府衙门，一把火点着了地亩银粮册簿和“换班坐质”的人质文书档案；随后再分头去各店铺奔走游说，劝慰老板们赶紧张罗“恢复营业”……

　　再然后，就是调查土豪恶霸，分浮财，开仓放粮……

　　也就大半天工夫，越嶲城就像一口烧开了的锅，沸腾了起来。满大街都是一片“红军卡沙沙！”“红军瓦瓦苦！”一大堆彝汉群众围住红五团官兵千恩万谢，控诉着年前镇压“越嶲起义”还屠杀过自己亲人的那些刽子手，还纷纷提出要给红军带路，去捉拿已经逃向海棠的县府“狗官”“坏蛋”和“刽子手”。

　　于是，红五团官兵又在群众带领下去慰问“越嶲起义”烈士的家属，捉拿“刽子手”。

　　毋庸讳言，也开了杀戒——杀欠有血债的恶霸、土匪、劣绅、土豪……

　　22日一大早，红五团从越嶲出发奔大渡河畔去抢渡口。

　　队伍一上路，山上山下就呼啦啦涌出来一大堆彝族群众，舞刀弄杖地和红军一起去“打刘家”。当日下午，红五团在海棠（今属甘洛县）撵上了县太爷彭灿（原第二十四军参谋处长），一干“狗官”和民团一个连。烟瘾犯了跑不动路的县太爷这会儿正过烟瘾哩，这样的队伍当然是不堪红军重击。红军战士勇猛冲击，彝族群众呐喊助威，战斗迅速解决，彭灿以下二三百人被活捉。红军按群众要求当场处决了彭灿，却劝说拦挡不住群众把这二三百名俘虏给剥成了“全裸”。那天下着大雨，这些“全裸”的俘虏无处可去只好跟着红军走，先遣队指挥员、红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实在看不过眼，只好动员战士们捐出些衣服来给他们遮羞挡雨。陈连中：《红军长征过越西》，《越西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6～17页。

　　至于刘文辉那位“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打从5月20日率队从西昌溜回老家甘相营后，就安排手下一边转移财产，一边守碉设防，自己则闭门不出，摆出的是一副只求自保的姿态。22日那天，朱德总司令曾致电左权、刘亚楼，要求对俘获的彝兵“尤要特别优待和加紧政治工作，全数释放，并托携信给彝兵首领，表示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政治主张，并请其派代表来与我们接洽”。左、刘首长也曾修书致函邓秀廷，大意就是劝他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率部参与抗日救亡。邓接信后未予回复，但也按兵不动，红军也就没有再搭理他。红军走后，刘元璋命他跟追，他也是只跟不追，确信前头没红军了才蹒跚而进。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宁属前后的邓秀廷》，《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17～120页。

　　中央红军在越嶲的时间并不长，从红五团开始到后来红三军团打这儿经过，前前后后也就个把星期，但产生的影响却很大。红军经过越嶲县境160华里的路上，到处都有彝汉群众烧茶水、送牛羊，红军当然按例照价付款。那光景真就是一派“军民鱼水情”，以至于数十年后有亲历此景的当地老者提起来还啧啧连声赞不绝口。

　　当地群众还踊跃投军和收留掩护红军伤病员——邓国清、张爱萍率红十一团随先遣队跟进，在越嶲县城几个钟头就“扩红”七百多人，其中还有一百多名彝族群众。走完万里长征幸存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彝族红军老战士，基本上都是在越嶲县参加红军的，如担任过昭觉军分区司令员的陈占英（上校），四川省军区彝民团团长王海民（中校）等。红军在此间掉队落伍或留下的伤病员，都得到了群众的照顾、收养和掩护。红军过境后出生的孩子，都取过很多“带红”的名字，如“红莫”“红娃”。群众爱屋及乌，甚至连当地土产野果刺梨也因红军而得名“红军果”，红军路过的猴子岩也被群众唤作“红军岩”。

　　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在河南站留下的标语

　　红军在越嶲还组织过“县苏维埃”（当时称“县革命委员会”）和百把人的游击大队，留下了王观澜等干部准备在此坚持“游击战争”。虽然这“苏维埃”和游击大队生存时间都不长，王观澜在几天后即被毛泽东一个电报调回了中央陈连中：《红军长征过越西》，《越西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0～21页。，但参加过“苏维埃”和游击大队的很多老者都声称“那几天是此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有老者甚至还把当年得到的红军“委任状”珍藏了数十年之久……

　　左权、刘亚楼所率的渡河第二先遣队在这条道上，那是真正地得路又得助啊！

　　这一路上，一耳朵都灌的是——

　　“红军卡沙沙！”

　　“红军瓦瓦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