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梨洲《今水经》述浙江的水源经过说：浙江——其源有二；一出徽州婺源县北七十里浙源山，名浙溪，一名渐溪。东流，经休宁县南，率水入之(率水出休宁县东南四十里率山)。至徽州，名徽溪，扬之水入焉(扬之水出绩溪县东六十里大鄣山，西流至临溪，经歙县界，抵府城西，入徽溪)，为滩三百六十，至淳安县南，为新安江；又东，轩驻溪从北来注之(轩驻溪在淳安县东五十里)，又东，寿昌溪从南来注之(寿昌溪在寿昌县六十里)。经建德县界，至严州府城南，合衢水。一出衢州，金溪北注，文溪南来(金溪源出开化县马金岭，西北流，绕县治，名金溪。又转而东南流，经常山县，东流，文溪入之。文溪出江山县之石鼓山，东北流，永丰水注之；至江山县南，名文溪；下流合于金溪)，会于衢州府城西二里，名信安溪。环城西北，东流入龙游县界，号盈川溪。又东经兰溪县，东阳水入之(东阳江其源出东阳县大盆山，一出处州缙云县，双溪合流，至府城南为谷溪，西流为兰溪，至严州府城东南二里，入于浙)。又东至严州府城南，与歙江合浙水。又东至富春山，为富春江；又东至桐庐，桐江北来注之(桐江源出天目山，经桐庐县北，三里入于富春江)。又东，浦阳江南来注之(浦阳江源出金华府浦江县西六十里深袅山，经浦江县界，北流抵富阳，入于浙江)。又东至杭州府城东三里，为钱塘江；又东，钱清曹娥二江入之(钱清江在绍兴府城西五十五里，曹娥江在绍兴府城东南七十里，钱清曹娥二水入于浙江，三水所会在绍兴府城北三十里，渭之三江海口)。浙水又东，而入于海。这是黄梨洲时代的浙水，去今三百多年，其间小溪涨塞，或新水沖注，变迁当然是有一点，可是大致总还是不错。我也曾到过徽州婺源休宁等处，看见浙水水源，现在仍在东流。又去闽浙赣边境时，亦曾留意看江山玉山各县的溪流，虽则水名因地不同而屡易，但黄梨洲所说的浙水源一出衢州之说，当然可信。所以现在的浙水经过，以及来源去路，还不难实地查考，而最不易捉摸的，却是古代的浙水水源和经过；因为《禹贡》记水，周而不备，郦道元注《水经》又曲折而多臆说，并且重在饰词，不务实际，是以很难置信。现在但依阮文达公《揅经室集》中的《浙江图考》三卷，略记一记浙水在四千年中的变革经过。《禹贡》“淮海唯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照阮文达公的考证，则当时的三江，实即岷江之北江中江南江，分歧于彭蠡之东，成三孔而入海者；南江一支，穿震泽(今太湖)西南行至杭州，经会稽山阴，至余姚而入海，就是《禹贡》时的古浙江；后人不察，每以浙江谷水为古浙江，实误。这错误的由来，第一在于古人注三江的不确，如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或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之类。博学多闻如苏东坡，解说三江，尚多歧异，余人可以不必说了。《山海经》谓浙江出三天子都，郭氏注谓“《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塘浙江是也”，系误浙江为浙江之一大原因。出安徽黟县者，为浙江，是合入浙江之一水，非古浙江之本身，阮文达公引经据典，考证最详。至郦道元注《水经》时，自震泽西南曲流之浙江故道，已经淤塞不通，故郦氏所注之浙江，曲折回环，形成与现代之浙江完全不附之江水，且说来说去，完全以浙江为浙江了。郦氏注中，关于谷水亦交代不清，以谷水与浙江至钱塘县而始合并，实不可通。班氏《地理志》，述浙江之交流分聚，较郦氏为更明晰；大约以辞害意，未经实地查考的两件弊病，是《水经注》的最大短处，也难怪钟伯敬要割裂《水经注》拿来当作美文读本用了。总之，经阮文达公的考证之后，我们可以知道现代的浙江实即浙水谷水两水的合流，亦即黄梨洲《今水经》所说之浙江的二源。而古代的浙江，乃系岷江之南江，过震泽，经吴江石门，由杭州东面经过，出仁和县临平半山之西南，即今塘栖地，复与渐水谷水会，折而东而北，由余姚北面而入海的。桑田沧海，变幻极多，古今来大水小溪的改道换流，也计不胜计。阮文达公为一水名之故，不惜费数年的精力，与数万字的文章，来证明前人之误，以及古代水道的分流通塞，足见往时考据家的用心苦处。而前人田地后人收，我们读到了阮公的《浙江图考》，对于吴越的分疆，历代战局的进退开展，与夫数千年前的地理形势，便了如指掌了；虽则只辨清了水名一字之歧异，然而既生为浙人，则知道知道这一点掌故，也当然是足以自慰的一件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