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后，陈曦拿到了跟谢南翔在同一所城市的大学临床流行病系的录取通知。拿到通知的那一天黄昏，她自己双手插在兜里，从校园走到医院，在医院的大院里，望着急诊门诊门前进出的人们，甚至担架，甚至呼叫着冲进来的急救车，呆立很久。

　　直到夜幕深沉，急诊楼顶，那巨大的红色十字，亮起了红色的光。

　　陈曦头一次发现，这刺目的红色，在这样的夜里，让人觉得温暖。

　　那天晚上，她并不值班，但是穿着白大衣走进了拥挤的急诊楼道，她带着拿B超单子四处问路的病人走向急诊B超，给看着血象检查摸不着头脑的病人一一解释，把一个需要在手臂上缝针，哇哇大哭不肯进去急诊手术室的小孩子，哄得乖乖地走了进去。

　　那天陈曦离开的时候已经入夜，走出急诊的大门，离那个红十字越来越远，她回头看了一下，眼里竟有泪光。

　　夜深的时候，陈曦一如既往地给谢南翔写信。

　　“我终于如愿拿到了×大的录取通知，拆开信封的时候，心情居然很平静。

　　“想起了很多事，这一年半以来，穿上白大衣之后，一切的一切，尤其是，那一番风波。

　　“那一场来得轰轰烈烈的审查，最终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调查组除了一台主刀医生利用工作时间外加的手术，和护士台收了一个果篮之外，没查出任何违反规定的事情。至于工作时间外加手术究竟是否属于违规，一个果篮是否算贿赂，始终也没个确定的答复。

　　“至于调查结果，我想调查组会有个书面的报告呈交上级，但是，再没有轰轰烈烈的采访，至少我没有看到。

　　“作为矛盾的焦点，周老师下乡支援地方医院建设一年，这是我们系统早拟开展的试行项目，而在外，被理解成了降级处罚，也算给了外面一个交代。

　　“我想周老师自己，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至少，我并没有看出，这一场给了他最大冤屈，而又真实地影响了他前途的闹剧，把他变成另一个周明。在那事发生之后，他尚未下乡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甚至并没推掉任何一台安排中的手术、一个门诊，对我们的考勤抽查与技能考核也依然严格。

　　“他还是‘那个变态’。

　　“有最大的改变的，我想是我们——我始终说不清楚，这所有的一切，于我想法的改变，究竟是怎样方向的作用。我想，照道理，逻辑上，这该是让我看到了人心有多么险恶，中国的临床工作，有多么难做，将我在这事之前，刚刚对于‘不做临床’的决定的遗憾彻底浇灭——但是，但是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也许就是我的脑神经信息处理系统或者传输系统——我居然对不能再做临床这个事实越发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