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奥利瑞先生去世之时，尽管他是我亲密的同事，我还是没有勇气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害怕见到他的坟墓。许多人的民族主义与他所教授的民族主义不同，与我的民族主义也不同。同他的朋友约翰·F.泰勒一样，他属于爱尔兰民族的浪漫流派。莱昂内尔·约翰逊以及我自己就是以这种浪漫流派为出发点的，只要它是建立在文学、艺术和爱尔兰批评主义基础之上。如果能关心或看到老朋友的话，或许他的灵魂会接受未出席他葬礼的人的道歉吧。没能出席他的葬礼让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从他那里以及从泰勒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看来，泰勒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理想的爱尔兰，或许以此为出发点，幻想中的爱尔兰，我就是在为这样一个爱尔兰而努力奋斗。本质上，那种理想的爱尔兰就是他们的爱尔兰。他们是最后一批提到理解生活和民族性的人。格拉顿这一代人加深了这种理解，他们读荷马的作品，读维吉尔的作品；戴维斯这代人也加深了这种理解，他们受马志尼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以及中世纪欧洲革命家的理想主义的影响。

　　奥利瑞参加了芬尼亚运动。我们都知道这场运动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他相信这种运动对人们的品性有好处。他因参加了芬尼亚运动而受到长期监禁，他对此从未有任何怨言。甚至到最后，在提起牢狱生涯时，他认为，正是他的罗马人的勇气让他能描述其痛苦。

　　如果诸多失败的预兆没有让人们泄气，那么道德记忆中人的行为价值，行动中心灵的高度，对他而言似乎比其直接结果要更重要。一个人不要因任何爱国托词就依赖或放弃他的尊严。我听他说过：“我只有一种宗教，即古波斯人的箴言：时刻准备，永不撒谎”，“人们不能以拯救一个民族为借口，去做某些事情”，“人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喊着拯救一个民族”，我们可能不会忘记矛盾激情中的正义，“无论是多么糟糕的事业，好人都能够为他们的正当理由而奋力拼搏”。他的朋友有着强烈且深沉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按照人们的成就把人们区分开，而是按照人们的真诚度，按照人们对直接且明显的逻辑的掌握度把人们区分开。在他看来，这种直接且明显的逻辑对于真诚是至关重要的。他也没有理解到风格或文学的真正意义，尽管他以及他的朋友都是伟大的读者，但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不可能停留在缺乏伟大性的地方，所以他们希望看到（尤其是约翰·奥利瑞）一种伟大的爱尔兰文学。当莱昂内尔·约翰逊、凯瑟琳·泰南（当时的名字）以及我开始改造爱尔兰诗歌之时，我们想要保持由格拉顿留下来，又由约翰·奥利瑞传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尽管我们的任务是在迷宫中探索新路径。我们努力创造一种比那些用英语创作的前辈爱尔兰诗人的作品更微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