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加登巴泽仁倡导、领导、组织建立了德格印经院。德格印经院是不朽的。德格印经院是一片知识的海洋。对建造德格印经院有功的人，历史不会忘记。

　　历史进入了十八世纪的初期。这时的“德格土司”已是第十二代，土司就是大名鼎鼎的曲加登巴泽仁。德格土司施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多年，到了曲加登巴泽仁时期，他“恩威并用”，以“王道”与“霸道”两手，先把内部反抗势力逐步清除干净。接着采用武力与分化等手段，先后征服了石渠境内呷依、马绒、罗朱等37个部落，打败了来自西藏和青海的反抗德格土司势力的进攻，又征服了江达、贡觉一带“兴卓”5个部落，其势力范围达到了西藏昌都地区和青海省的西南地区，致使“四方咸服”。

　　《清史稿 土司传》；“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罗布藏丹津反抗清庭。松潘镇总兵官周瑛，领川兵2000余，为阻截和硕特部南窜，至甘孜、康定一带，招抚土司。雍正6年（公元1726年），收德格土司。清庭授以‘宣慰司’之职”。

　　《德格县志》：“公元1729年，清政府授予曲加登巴泽仁‘德尔格忒安抚司职’，并赐金印一颗，缎一百匹，白银五千两”。

　　“是年，曲加登巴泽仁筹建德格印经院。”

　　《清史稿 土司传》：“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以‘从前出兵藏内曾经出力，今复于一应差使竭力行走，甚属可嘉，理应特沛恩泽，以示鼓励’。加封为‘德尔格忒宣慰使司’，赐金印一枚，金银各千两，锦缎百匹”。

　　此时的曲加登巴泽仁，本来统治地位已经十分巩固，又连年受到清庭中央政府的封号。“德格土司”声威大震，其辖区已经遍及金沙江两岸，号称“其地，纵横各在八百里”。这是一片辽阔的土地，自然资源丰富。草场辽阔，牛羊成群。森林茂密，药材遍地，野生动物几乎应有尽有。在河谷、低海拔地区沃土连绵，农业生产也十分发达。星转斗移，聚居人口逐渐增多。由于又处于“卫藏”与内地的枢纽地带，既受各方面的影响，又可以左右逢源。“德格土司”到达了其统治的鼎盛时期，这与曲加登巴泽仁出类拔萃的能力有关。

　　民间传说，曲加登巴泽仁是一位很能体恤民情的土司，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他有时装扮成乞丐，有时装扮成游方僧人，在他的领地上明察暗访，处理和惩治他手下的一些对奴隶娃子格外凶残的头人和狗腿子，而且不时救济和帮助一些穷苦的人，因此深得民心。在他统治期间，德格境内出现升平、和谐、民众安居乐业、生产连年发展的局面。德格土司也因此“家资万贯，富甲康区”。当时是，由于生产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宗教在这一地区，也出现蓬勃兴旺的势头。笃信宗教的曲加登巴泽仁，也很有政治眼光，出于家族统治的需要，他看准了，利用宗教的影响，利用宗教势力，可以达到巩固家族的统治的政治目的，并为此作了很多努力。其实，在修建印经院前，曲加登巴泽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早就奉行对宗教不分教派、积极扶持的政策。他非常聪明地采用了，对所有教派经典教义传播、保管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方法，这比用其它办法来维持各教派间的平衡省事，却更见效。因此，土司博得“五大教派”的好感。事实上，这种平衡政策使各教派相安无事，还使各教派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对土司的某种依赖。曲加登巴泽仁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发展和控制宗教势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奇效。

　　有了统治的稳固，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有了各教派的支持，尤其是发达的宗教，让更多人有了急切学经的要求。曲加登巴泽仁从弘扬佛法，永固江山的目的出发，决意动用资材，兴建一处既能刻版印经，又能保护经文的场所。在他看来，“更庆寺”里印制经书的地方，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必须另外建造。

　　可在德格土司的官寨附近，却没有理想的平坦的地方。平阔的地方又距离土司官寨太远，不利于管理。为这事，让曲加登巴泽仁吃不香，睡不安稳。有一天，天刚亮，曲加登巴泽仁由于夜里睡眠不好，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忽听耳边仿佛有人说：起来，起来，快起来去看看，有人已经为你看好了地方！曲加登巴泽仁知道，这是菩萨在指点自己。他不敢怠慢，出了官寨就朝外走，信步来到官寨南边的一个小山坡边，忽然听到一群小“扎巴”念经的声音，虽然还有些奶声奶气，但却听得出，他们念得很认真，很投入。曲加登巴泽仁一是想听明白，这群孩子念的是哪一部经，二是想当面夸奖他们几句，就顺着声音找去，没想到，那声音就离他不远，可就是看不到人。他就循着声音追过去，声音就在前边，却追不上。绕着那小山包追了一圈，回到了最初听到声音的地点，念经的声音突然没有了。曲加登巴泽仁站在那里，心里猛然若有所悟。

　　正在此时，曲加登巴泽仁又看见，有一个人正赶着一头黄牛来，牛背上驮着东西，正朝着官寨方向慢慢走来。那人远远地看见了曲加登巴泽仁，慌忙站定，低下头，弯下腰，伸出舌头来，表示着自己对土司的敬畏。那头黄牛，却依然不紧不慢地朝上走来。当时，小山包前一派寂静，什么也没有。那头黄牛不知为什么忽然狂奔起来，却不顺着路，而是由左朝右，围绕着小山包跑得飞快。牛背上的东西也就抛撒下地，曲加登巴泽仁走过去一看，散落在地上的却是一块块经版。等那人把黄牛拉住，一问，才知道，那人自称是从“江那边”来的，是专门来向土司和更庆寺，献上他自己刻制的一部叫做《称夺》的经书。曲加登巴泽仁心里很感动，也就弯下腰去捡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经版。等他一抬头，那人和那头黄牛都没有了踪影。曲加登巴泽仁马上明白，来的不是凡人。所以，后来的人一直传说，土司就在这地方遇上了“拉翁”，“拉翁”就是神仙的意思。

　　曲加登巴泽仁这下才开始打量这个小山坡。看了一会儿，也就看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这座小山包，处在一条名叫“色曲”，一条名叫“欧曲”的两水交汇处，小山头在这里，有龙上天，有象负宝，有大鹏展翅，有狮腾跃的种种气象。再细看，有海螺形、有金轮形、有宝瓶形、有金鱼形、有宝座形、有妙莲形、有胜利幢、有吉祥结。原来此地现出“八种吉祥”，不是神佛指点，天天路过，居然熟视无睹！曲加登巴泽仁心里好喜欢，当时就决定，要在这里修建“扎西果芒大法库印经院”。

　　在现在的人们看来，曲加登巴泽仁是不是真遇上了神仙，把印经院修建在这里是不是真得到了佛的暗示，好像都不重要。对于“扎巴念经”，“神牛示意”的传说视为荒唐。可在德格，对于德格印经院的建造，几乎所有的传说都与神、与佛有关。从这个现象上传出的信息是，在18世纪，德格这地方佛教的影响已经至深、至广。因为佛教的影响，即使是非常富有、威望很高的土司，要想办到有些事，也不得不借助佛的力量。如修建印经院这种同佛教关系密切的工程，借佛的名义、旨意来达到目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传说能流传，也说明相信的人不是少数。再加上这些传说都有些神秘，都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好奇，本是人的天性，何况本地的许多人们，本身又相信这世界上真有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存在，拥有这力量的就只能是神佛。建造印经院是为了弘扬佛法，这是佛的意思，信仰佛教的人不能不按照神佛的意思去办。

　　在这几乎是互为因果的逻辑中，可以发现德格的好多传说、好多文化现象，在骨子里都有一种“思辨”的色彩。也许就是这种“思辨”色彩，当德格众多的文化现象出现在世人眼前时，总是让人眼花缭乱，总带着一种让人勿庸置疑的“理性”。让人不得不信，让人不得不服，殊不知，在这所谓的“理性”背后，却依然有很多荒唐和非理性的东西，这正是今天人们在研究德格文化现象时，不断遇到的困惑。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德格的文化现象，给今人留下来值得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在曲加登巴泽仁亲自主持下，就在这个名叫“尼干普绒”的小山包上，举行了“长净仪式”和“伏地仪式”之后，破土动工。公元1730年，一座实际上只能算是可以存放经书、可供少量人在内刻经印书的小型建筑落成，曲加登巴泽仁为此又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此时，就把这座建筑正式称为“德格吉祥聚慧院”，这称呼一直沿用至多。可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他们却把这座建筑叫做“德格巴宫”。意思更为直截了当：德格，自然是地名。“巴”是书籍的统称，“宫”则是屋房之意。老百姓的叫法却抓住了这座建筑的本质：存放书籍的房屋。

　　远在第六代德格土司时期，一位名叫仁真降村尼波的喇嘛，对当时的德格土司说：可以用“俄扎”大神手里的蝎子形象制作一个徽记，作为“德格”家的印章，来号令百官，号令百姓，这样就可以得到“俄扎”神永远的保佑。并随手就用糌粑做了一个蝎子的样子交给了土司，土司很高兴地应承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位名叫丹龙撒尼布的喇嘛，无意中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块形似蝎子的石块，便将此石献给了土司。德格土司把石头制成了官印，并在上面刻有一个蝎子的形象。凡是签署重要命令和文书，均以盖上蝎子印为有效。到了曲加登巴泽仁当政时，蝎子印章分为了两种，虽然蝎子形都一样，在颜色上却有区分。红蝎子是土司的专用印章，代表最高权威；黑色的蝎子印章则是土司的“涅巴会议”的公章。

　　建起了德格印经院后，曲加登巴泽仁，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他对印经院的重视，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印经院在民众中的地位、提高印经院的办事效率，准许德格印经院也使用蝎子印章，这方蝎子印则是白色的。这颗印章，也就成为了有名的德格土司所谓的“三大官印”之一，凡德格土司所辖地区，德格印经院的官员，凭着有蝎子印的信件、批条，即可命令当地民众支差、服役。曲加登巴泽仁，还在印经院里建立和逐步完善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强化对印经院的各项管理。任命“巴本”为印经院的最高长官，负责院里全面工作；任命“巴涅”主管印经院财务；任命“巴仲”，负责从刻字到出书的全过程。后来，曲加登巴泽仁还在他属下的“八十位小头人”中间，不定期地挑选出“巴宫霍扎”，意思是专门联系原材料供应及书籍销售业务的人员。“巴宫霍扎”要能说会道，能随机应变，而且可以随时撤换。在土司的倍加关爱下，印经院从管理到运行很快走上轨道，开始了它历史的行程。

　　从公元1729年到公元1756年，在这27年的时间里，历代德格土司不停地对“德格印经院”进行续建，终于形成现在人们看到的德格印经院的规模。德格印经院占地约1632平方米（没有将公元1986年后扩建的综合大楼占地1118平方米计算在内），红褐色的高墙高达四丈，墙体上有一道由干树枝桠组成的醒目的横带。外墙四边墙壁，悬挂镏金“吉祥八宝”铜牌8个；围绕墙沿，悬挂有200多个牛角形的装饰铜片及风铃；南方屋顶上“金刚时轮”显示着佛法的尊严，两侧的镏金孔雀仿佛在引吭高歌；主楼顶“金顶”光芒四射，四角有“金幢”4座，还有“经幡”2座，帷幄华丽，宝盖生辉，庄严气象让人望而心生敬重意。石基土墙，厚达一米还多。整个建筑外观，给人以墩实坚固、巍峨挺拔感觉的同时，那种金碧辉煌、肃穆华贵也让人强烈感受到喇嘛寺庙特有的气氛。

　　建筑是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出现的，建筑也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个从只求实用到与审美结合的漫长过程。这种结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动和激发人类自身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合过程。一个具有特色的建筑，证明的不仅是一个地域内独特的文化积淀和缩影，更证明了人类的审美在向高层次发展，创造力、或生产力也在不断提高。德格印经院坐落在山谷的斜坡地上，却能巧妙利用地形，依坡势造建，在选址和修建上都有独到的地方。比如，进入印经院的大经堂要经过木梯上下，这是因为大经堂底下是实土，如果不这样处理，工程量大、花费也大。再如。印经院布局形似汉地的“四合院”，朝南洞开的大门两边只二层楼，东、西、北则是三层楼、四层楼参差错落。所有的书版都存放在二楼以上的房间里，存放书版的楼层、房间讲究的是日照长而充足，通风好而能避开雨雪直接冲刷。从外表看印经院的建筑好像也与另的建筑相差不远，但在实际上，它的楼层门窗及墙壁的厚薄高低全有讲究，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保护好那些书籍，显示出了很高的建筑技巧。

　　但是，印经院毕竟不是普通的喇嘛寺院，无论它的宗教气息有多么浓厚，作为书籍的存放地和刻制书版的地方，它也有着属于文化才有的氛围。因此，许多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一到这里，就能敏锐感受到这一点。它不喧哗，却也不是真正的喇嘛寺庙那种肃静，它也供奉着佛像，有经堂，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种非有不可的点缀。刻字的是工人，调墨的也是工人，那些校对文字、整理书籍的长者，他们的眼神、动作流露出来的，更多是学者的风范。楼厢是收藏书版的地方，连接楼厢的过道，就成了印刷书籍和“作坊”，到处都是书籍、书版，每个人都在忙碌，看不到在寺庙里所特有的那种清静，在这里面，所有的人目标是一致的，不是为了经书，就是为了其它的书籍。说准确一点，德格印经院给初来者的印象是一个同书籍有关的作坊。但是，就是这个作坊似的地方，却在藏族文化历史上重重地为自己留下了一笔，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绚丽灿烂的一笔。

　　自从曲加登巴泽仁立下了对所有教派的佛经典藉、都要一视同仁，不许厚此薄彼的规矩，后代的土司和印经院的管理者们一直遵照执行。德格印经院能有以后的气象，就与这种显示出了宽容、这种大度的规矩密不可分。印经院坚持了对所有佛学典藉的“兼容并蓄”，最可贵的，是对不是经书的其它作品的容忍，让这些作品在这里面也有一席之地。在公元1729年，印经院刚开始修筑，曲加登巴泽仁就让人开始刻制《甘珠尔》。这是一部让后人喻为“藏族的大百科全书”的鸿篇巨著，至今也倍受关注。

　　当时，德格印经院里的学者们以比较规范的“理塘本”为蓝本，参照同时流行于世上的7种《甘珠尔》版本，反复比较，精心雕刻。曲加登巴泽仁委托大学者、八邦寺活佛司徒曲吉炯勒主持雕刻和校对《甘珠尔》的全部事项。终于让人们公认的刻制水平最高、内容最完整的“德格版”的《甘珠尔》问世。却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甚至更早，德格印经院的学者们，还刻制出了藏族医药医学的巨著《四部医典》。在《四部医典》后面的“碑记”中清楚地刻着：“德格登巴泽仁，一片虔诚，为众生利益，推广医学。于第十二热穷之水牛刻版于更庆寺大殿”。专家们说“第十二热穷之水牛年”，是公元1733年。由此可见，还在德格印经院尚未建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庆寺就在从事佛学典藉的刻制，而印经院刚建起来时并没有现在这样的规模，从事文字雕刻的工人们的劳动场所依然是更庆寺大殿。从这个事实来看，仅把德格印经院当作纯粹的“宗教产物”，就显得不够全面。

　　说到德格印经院的宽容大度，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佐证。在德格经院，人们习惯于把底楼的经堂称为“小经堂”。这座所谓的小经堂，光线不怎么好，经堂里终日烟雾缭绕。释迦牟尼佛端坐中央，他的两侧，是被人们习惯上也称为“菩萨”的众多的塑像。其实，至高无上的佛祖曾经是凡人，是一位当过王子的凡人。后来得道，成了佛。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而且，佛祖的籍贯不在这片土地上，是在人们很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他创立了佛教，人们信奉了佛教，尊敬他，把他供在殿堂正中，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在这小经堂里，却还供着的确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活动过的人。“唐东甲波”是一位，还有建立德格印经院的倡导者、组织者曲登巴泽仁。

　　漫长的历史长河，不断地大浪淘沙。经过岁月的筛选、过滤，有的人让历史的尘埃淹没，有的人却大放异彩，有的人却被后人尊为神佛。释迦牟尼佛如此，“唐东甲波”如此，曲加登巴泽仁也是如此。在德格印经院的小经堂里，人和佛共处一堂，共同享用人间的香火，在别的好多地方出现这样的情景，可能性极小。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宽容、一种大度？这难道不是同对所有书籍都采用兼容并蓄的作法同出一辙？

　　德格和德格以外的一些研究德格印经院的专家们说，现在的德格印经院，共有各类书版23万多块，文献书籍830多部。大体可分成三个：宗教类、文化类、杂集。其中，宗教类的印版有10万余块；文化类印版有10万余块；其它的就是杂集。了解到印经院所藏书版的这个比例，也许能帮助我们对印经院的认识，能够更深入一步。

　　生活在德格这地方的一些研究者说：德格印经院里卷帙浩繁的库藏文献，不仅真实地记载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还保存了大量藏族文化历史资料，其中包括了亚洲这片古老大陆的人类思想文化历史资料。理由是，在德格印经院里面，有的木刻本，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孤本，记录和述说的是藏族地区以外，乃至是国外的事情。现在的德格印经院已经有了很多的赞誉，说它是“明珠”、是“聚宝盆”、是“宝库”等等、等等。一说到这些，就会让人想起那位名叫曲加登巴泽仁的土司，没有他的倡导和组织，没有他的努力，很可能就不会在德格出现这样一座印经院。他真的是为后来人做了一件大好事，人们至今没有忘记他，把他的像供在释迦牟尼佛像的一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还有那么多位土司，在世时也许有许多文治武功，但现在的人们却不大记得起他们。什么叫做有益，什么叫做有意义，站在德格印经院前，很容易就会让人思索，让人浮想联翩。